8月13日下午,作家韓少功在汨羅鄉下的院子里殺了兩只自己養的雞,然后趕往長沙,“求”著朋友把雞收下。14日早上9點,他走進廣州珠江賓館,為廣州市文聯主辦的“廣州市高級文藝人才理論研修班”做了一場有關文學的講座。講座結束后,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半年在海南,為海南省文聯主席的職務盡責；半年在湖南汨羅鄉下,和三畝地里的動植物相處,韓少功的生活,被分成了這“著名”的兩塊。在講座和專訪中,他也從文學說到自己的生活,說到全中國的“大師焦慮癥”和“文化大躍進”。

　　作品最重要是人物?

　　最笨的作家才用一個模子

　　講座的主題是“理論研修”,韓少功講的當然是文學理論。雖然他不是大學老師,但可能是作家中最有理論修養和實踐的人之一,因為他的《馬橋詞典》、《暗示》等小說都有著強烈的實驗色彩,而他翻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惶然錄》也影響了許多作家對文學的理解。不過,讓人有點奇怪的是,韓少功并沒有講多少現代或后現代的文學潮流、文學理論,甚至可以說,他的理論還有些“傳統”。他從亞里士多德論悲劇的理論出發,認為作家對文學的貢獻,或者說,作家的核心競爭力,主要是看他創造了多少品牌人物,“作家不能老是貼牌生產,打洋工,這種低端產能遲早是要被淘汰的”。

　　在具體舉例時,韓少功并沒有舉小說的例子,而是舉了影視劇的人物。他說,他看電視劇《潛伏》,就覺得里面的人物描寫不錯,每個反派人物都有區別,能給人留下不一樣的印象。而正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熱播的革命歷史題材電視連續劇《蒼天》卻讓他頭大到驚呼:“天啊,怎么看啊,都是一個模子。”“這是最笨的作家才干的事。”韓少功批評起來毫不留情,上這個頻道的劇都拍成這樣,在他看來是一件有點不可思議的事。

　　他還說起自己曾經從這個觀點出發批評過王朔的小說。在一次和王朔的交談中,他對王朔小說評價道:王朔小說的人物生動,但卻太單一,“男女老少都貧,一貧到底”。

　　當代文學缺乏思想?

　　作家要探索人性的盲區

　　在中國文學界(準確點說是在媒體上)掀起過軒然大波的德國漢學家顧彬,曾一再強調“中國作家沒有什么思想”、“中國作家語言很糟糕”之類的論調。在說起文學與思想這個話題時,韓少功說:“把思想用到文學中來,我抱著非常謹慎的態度。文學的思想和一般意義上的思想不一樣,作家要干的是其他社會科學干不了的事,探索人性的盲區”。

　　同時,他也承認,當代作家確實缺乏思想,而且,這不僅僅是中國作家的事,“以前人們把薩特這樣的作家的思想稱為‘薩特主義’,現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作家可以當得起‘主義’這個名詞了”。

　　他分析,思想世界性的缺失,一是因為生活高度理性化、制度化,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自然少了思想的沖擊,“紅綠燈壞了,德國人會一直把車停在那等人來修,不會有人想著闖紅燈,沒有沖突和碰撞,也就沒有新思想的誕生”。

　　其次是因為信息泛濫,在信息的裹挾之下,無論什么都可以得到解釋,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似乎已經到頂了,于是大家都變成了思想懶漢。

　　第三是因為全球化帶來思想的雷同。人們穿的一樣,吃的一樣,想的也一樣,沒有差異。

　　第四是因為體制的設置,包括教育體制等,讓人們缺少自由的心靈,缺少活躍的思考,“我們那一代人,腦子和心靈的成長很多是野生的方式,現在文科教育體制的弊端很多”。

　　加大投入培育大師?

　　想想中國足球就明白了

　　當顧彬批評中國作家沒什么思想的時候,何三坡等評論家曾經據理力爭、多次反駁；但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缺乏大師,估計不會有什么異議。

　　韓少功自然也沒有異議。比起顧彬的只說論斷少說原因,韓少功還為這種現象作了自己的補充:這是全世界的現象,不光中國,俄國、美國、日本,這些我們認為文學水平很高、出過很多大師的國家現在也都很焦慮啊。“有個法國朋友請中國作家去法國,有人就問他,法國文學影響那么大,請法國作家不就行了,他回答說,等我們法國有了好作家再說吧”。

　　他說,不知有什么神秘的東西在對文學起作用,“唐詩宋詞后人怎么就寫不出那樣的高峰呢?聰明人應該并不比那時候就少。這就跟植物的生長一樣,去年我的桔子收成不好,今年卻結得特別好,但豆角、黃瓜又不好了,我每年是一樣下肥,一樣除草啊。　　

　　因為缺乏大師,于是整個社會對大師的呼喚也就來了。一方面,人們對大師已經有了幾乎是本能的抵觸,比如前一陣李輝對文懷沙的批評,另一方面,人們對大師又有發自內心的渴求,都希望一夜之間,中國從此遍布大師,全世界用的都是中國的學說。

　　韓少功一語點醒夢中人:“現在文化一方面看上去很熱,另一方面,文化的角色又很低,各個地方做的多數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事。”而對各個地方“加大投入、培育大師”的舉動,他則評價說:“管理者做這些事情都是出于好心,但效果卻可能是拔苗助長。一顆種子,有它自然的生長過程,你把它放在大棚里,下化肥,長出來的那味道就差很遠。”

　　在他看來,過30年再來說這事才比較合適,“我們的文化地位和大國地位確實不相匹配,但想想,我們付出多少年,付出多少智慧、多少代價,才在經濟上找出一條好的路,文化需要的路只會更長。怎么處理東西方文化問題,在沖突和融合之間找到我們的機會,創造我們新的文化,再過30年,這個問題可能也解決不了。想著投錢就能在短期內出現一批大師,這只是一種文化上的‘大躍進’。心是好的,可別辦傻事——想想中國足球就明白了,我們不缺錢,不缺苗子,可這么多年還是這樣。”

　　作家都有中年危機?

　　專業作家不應該終身制

　　對中國作家的另一種普遍的批評,是很多中國作家一過中年就很少再寫出優秀的作品,這種批評曾被概括為中國作家的“中年危機”。對此,韓少功也表示認可,“中國作家很容易養尊處優。一旦你寫出一些成就,以前有政府資源供奉,現在又加上了市場資源”。

　　他所說的政府資源,主要是專業作家體制。“專業作家體制對有些作家是需要的,比如史鐵生,他的身體不好。但對大部分作家來說,沒什么好處,扼殺創造力,肯定要改。具體怎么改有很多種辦法,比如可以一段時間是專業作家,一定年限后到期。專業作家制度不應該是終身的,至少應該有進入和退出機制。”

　　而他所說的市場資源,則是全世界都有的現象,“現在一個作家就算不寫了,資源也是用之不竭的,出書、演講、做嘉賓、影視改編,這時候,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價值可能已經完了,但剩余價值也用不完。上一代作家是沒有這種情形的,一停筆,就不在公眾前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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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少功的生活狀態——　

　　一半在城里,一半在鄉下

　　韓少功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過,現在的城市里,青年人沒有熱情,女人沒有優雅,男人沒有剛毅,老人沒有慈祥。在講座上,他又說了另一句,每天笑臉常開的人有幾個?路上人人都衣著光鮮,可每個人臉上都像在打官司。這些話也許能作為他跑去汨羅鄉下的解釋之一。

　　在講座與專訪中,韓少功不可避免地被問及他“一半在城里,一半在鄉下”的生活狀態。每年4月到10月,韓少功住在汨羅,每天勞動一小時以上,想寫就寫。他去那里不是歸隱,因為他還得經常回海南工作,也不是旅游,因為他一呆就是半年。他自己更愿意把這種生活當成一種休養:包括身體、心靈和腦力的。

　　在鄉下,他的身體能得到平衡:“現在都市生活有點毛病,就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不平衡,在城里,我要勞動,只能洗碗拖地,可我最不喜歡的就是洗碗。”

　　在鄉下,他的心靈也能得到放松:“城里吃飯應酬我最怕,文學界的、文藝界的、教育界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海南那么小,城市那么方便,來了打個電話你都得出來。在鄉里,我出行不便,這些就都省了。每天看動物和植物,動物傻傻地,很天真,你對它好,它就對你忠心耿耿,眼睛瞪著你,你不由自主就心軟了。”

　　鄉下也并沒有閉塞,他可以上網了解外界,這里反而讓他思維更開闊:“在城里,全球化影響下的生活是模式化的,交流基本是同質化的,你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在鄉下你能接觸到和你不一樣的人。當然,現在鄉下也在同質化,但影響沒城市那么深,比如結婚儀式基本和城里是一樣的,但喪禮還是老式的為多。”

　　不過,他也奉勸大伙,別都想著住鄉下,“住農村并不容易,除了寂寞難耐之外,你得沒有小孩在上學,畢竟孩子的教育你不敢耽擱,你得沒有老人需要照顧,而且你自己身體也得不錯,不然生起病來不方便。最重要的是你工作得不忙。這么一算下來,可能99%的人都沒有這種可能性,就寫作畫畫的人比較方便。”記者　蒲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