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邁步從頭越

　　公元1988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39周年之際，三軍將士統一換上佩戴軍銜的嶄新軍服。從電視屏幕上目睹此情此景，時任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的姚望激動不已，當即電話指示《北京青年報》一定要搞好宣傳。

　　如今回眸21年前實行的軍銜制，人們欣喜地看到：作為新時期軍隊正規化建設的一項重大決策，已經載入人民軍隊的輝煌史冊，并對軍隊今天和未來各項建設產生著深遠影響。

　　正規化 呼喚告別“四不像”

　　“您是什么軍銜？”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軍一個代表團抵達美國，美方接待人員問代表團團長、時任總后勤部副部長胥光義，意思很明白：我們按什么規格接待您？怎么回答呢？1955年他獲授少將軍銜，可30年過去了，我軍取消軍銜制已20余年。無奈之下，美軍只好給這位尊貴的客人估計軍銜——算“四星上將”(和平時期美軍最高軍銜)吧。

　　這次出訪代表的一個深刻體會是：沒有軍銜，不利于國際交往。

　　軍銜的意義，遠不止于此。

　　1979年，在一次重要軍事行動中，狹窄的國防公路上坦克車、裝備車、運輸車和步兵隊伍擁擠在一起，被堵在十字路口，黑壓壓一片……“部隊的指揮官為什么不站出來？”首都北京，電視屏幕前的老將軍們動怒了，可馬上便意識到：一樣的服裝和徽章，部隊之間又沒有隸屬關系，誰來指揮？

　　現實喚起了老帥和將軍們的憂思：還是要實行軍銜制！

　　歷史上，我軍也曾遭遇“尷尬”而采取“變通”之策：1946年，為了參加軍調處工作的同志便于與國民黨和美軍打交道，中央臨時授予葉劍英中將、陳賡少將、符浩上校等軍銜；上個世紀50年代，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到蘇聯，同樣破例為他定中將軍銜。

　　1980年3月12日，鄧小平審時度勢，一言九鼎：要搞軍銜制！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的原裝甲兵司令員黃新廷聞訊后大喜：“搞軍銜制，完全正確！”他說，部隊“沒有軍銜，正規軍不像正規軍，民兵不像民兵，預備役不像預備役，游擊隊不像游擊隊，簡直就是個‘四不像’。”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作出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度”。1985年6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明確提出“實行新的軍銜制”。

　　1988年9月14日，中央軍委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授予17位上將軍官軍銜儀式。9月16日以后，中央軍委授予各大軍區、軍兵種中將、少將軍官軍銜及師職以上軍官軍銜儀式在各大單位相繼舉行。1988年10月1日，三軍將士統一換著佩戴軍銜的嶄新軍服。

　　從鄧小平提出“要搞軍銜制”到這一切變為現實，整整8年時間。8年間，部隊正規化建設悄然“提速”：人員編配、規章制度在不斷完善，軍事素質、綜合能力在不斷提高。

　　23年 走了一個不閉合的“圓”

　　1988年實行軍銜制，是我軍建軍61年歷史上的第二次：第一次在1955年，可惜只實行10年，便在1965年6月1日中斷了。

　　從1965年取消軍銜制到1988年實行新的軍銜制，時間整整過去23年，地球繞太陽轉了23圈，我們的軍隊也轉過一個大圓圈。當然，這圓圈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螺旋式的。這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顯示出上升的力量和前進的趨勢。

　　“否定”的一個具體步驟，就是“消腫”、動大手術。在1980年部隊大規模精簡整編的基礎上，1982年下半年對鐵道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實行大規模的轉、合、減，進行第二次“消腫”。1983年，鄧小平宣布一條震驚中外的消息：裁軍100萬！

　　“消腫”之后，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上上下下召集各方人士座談論證上千次，逾4萬多人次參加；僅《軍官軍銜條例》草案就先后修改20余稿；軍委擴大會議和軍委常務會議專門進行多次討論……

　　一個科學準確的定位逐漸明晰：新的軍銜制度，既不是對1955年我軍軍銜制度的簡單恢復，又不是對外軍軍銜制度的照搬照套，而是立足于國情、軍情，從我軍自身客觀實際出發，體現出“中國特色”的一項制度。

　　實行新的軍銜制，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在有條不紊中展開。外電評論說，這是中國軍隊新的希望，是通往強大，通往不斷勝利的新起點。

　　精氣神 絕不辜負肩上的牌牌

　　1988年實行新的軍銜制，有1452人被授予將官軍銜，大約有18萬人被授予校官軍銜，40.5萬人被授予尉官軍銜。

　　其中有個感人的故事，開國將軍、“全軍恢復軍銜制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賈若瑜，因年齡關系沒能獲授新的軍銜。多年以后，記者問：“這事您怎么看？”這位可敬的老人回答：“我和其他老同志一樣，真誠地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建設又向前邁了一大步感到高興，為獲銜的同志感到高興！”

　　這就是境界！當年，毛澤東稱贊許光達主動請求降銜“是共產黨人自身的一面明鏡”。薪火相傳的是精神，賈若瑜的豁達與謙遜同樣讓人感佩。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這是老將軍們傳承給我們的一份財富。

　　軍銜是區分軍人等級、表明軍人身份的稱號、標志，也是國家給予軍人的榮譽。但，軍銜更意味著一種責任。

　　“軍銜，首先是指揮用的！” 對于實行新的軍銜制，1955年授中將銜、原裝甲兵政委莫文驊當年在醫院接受采訪時說：“在現代戰爭諸兵種聯合作戰的情況下，沒有軍銜，要想有順暢的指揮是很困難的。”

　　“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但在掌中看。”隨著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軍隊的職能使命不斷拓展，軍人的責任與義務永遠不會衰減。從1988年實行新的軍銜制21年來，軍隊全面建設按照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相統一的原則不斷推進，朝著“又好又快”發展目標不斷邁進。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認為，軍銜作為外顯的榮譽，包含國家對軍人貢獻的綜合評價，加之晉升軍銜又有嚴格的制度規定，因而具有強大持久的激勵作用。

　　“要的就是這股精氣神！”面對采訪，許多年輕官兵的回答令人欣喜：肩上有牌牌和沒有牌牌大不一樣，扛上了牌牌就時刻提醒自己——注意你的身份！履行你的職責！

　　本報記者　董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