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個“整形”漢字背后的文化話語權之爭

　　近日，教育部就剛剛研制出的《通用規范漢字表》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立即引起了廣泛爭論：《通用規范漢字表》中不僅恢復了51個異體字，還擬對44個漢字“動刀整形”，調整其寫法。如：“琴”字左上角“王”字最后一筆由“橫”變為“提”；“唇”字的廠字頭由半包圍結構調整成上下結構；“親”“雜”“殺”等字底下的“豎鉤”改為“豎”，最后一筆由“點”改成“捺”。(《天府早報》8月19日)

　　; 某網站就此進行的相關調查中，多達87.14%的網友表示明確反對。如此一邊倒的意見反饋，恐怕出乎國家語委的意料。一個據聞“歷時八年”、“經過專家全盤考慮、反復研究才得以出臺”的局部性漢字“技術改良”方案，因何如此不受歡迎？

　　專家信任危機當然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在公眾的權利意識高漲的語境下，精英化的壟斷性闡釋(及其結論)正遭遇越來越頻繁的大眾“抵抗”，而部分社會行業領域出現的專家為特定利益群體代言的逐利傾向，則讓這一信任危機經常處于緊繃狀態。更何況，與某些具有特定專業知識門檻的行業領域不同，漢語言文化屬于基礎性知識類別，加之其天然的大眾屬性、民族屬性，其引起大范圍、激烈的民間情緒反彈，實為必然。

　　而44個“整形”漢字背后，其實還透射著有關文化闡釋權、文化話語權之爭。不無巧合的是，縱觀漢字的衍變發展過程，同樣可以看到這一布迪厄所說的文化權力動力學的推動作用。

　　從文字學的角度看，漢字千年演變的邏輯結果，最突出的表象便是由繁至簡的結構簡化史。從甲骨文、金文演變為篆書，繼而變為隸書、楷書，總體發展趨勢便是由繁到簡。這一簡化過程，恰好伴隨著文化權力、文化話語權由小眾壟斷直至多層次、多元化的文化秩序結構調整。到目前為止，公認較早成型的簡體字，出現于南北朝時期的碑刻，到隋唐時代簡化字逐漸增多，在民間開始普遍使用。值得一提的是，簡體字最早被稱為“俗”體字。顯而易見，彼時，它背負著文化精英主義相對偏激和自負的價值嘲諷。但文化的生命力一旦走向自由釋放之路，其歷史歸宿往往出人意料。簡體漸漸取代了繁體、“俗”最終擊敗了雅，并占據了大眾文化市場的主流。當然，這其中也有一些文化以外的因素在發揮影響，比如特定時段國家政治權力的介入推動等。事實上，恰是由此導致的漢字文化自然演變的非徹底性、非純粹性，為日后漢字文化的簡繁之爭埋下了伏筆。

　　在布迪厄看來，文化趣味的區隔(如高雅／通俗、深刻／膚淺等)實際上反映著一種文化權力關系。透過漢字文化，同樣也能看到它的現實表現。在許多繁體字的擁躉眼里，繁體字更接近它的造字精神本源，更能傳神達意，同樣，也更有文化內涵和文化張力；至于實用性、可操作性則被其置于次要位置。這一純藝術化傾向，必然面臨可行性質疑：文字的主要功能，究竟是負載信息的符號工具、交流工具，還是文化信仰和藝術表現對象？芭蕾舞姿美輪美奐，但能苛求所有人都踩著它的韻律出行嗎？

　　一個頗有趣的現象是：在很多文化領域，文化精英主義“高雅”“深刻”云云的訴求路徑，往往對應的是內容結構上的復雜化包裝。繁體字是一例，新詩創作中的去“口語化”、朦朧晦澀化傾向亦如是。形式上的繁復龐雜是否必然意味內涵意義上的高雅深刻？想必不言自明。

　　如同其他社會領域的相關游戲規則，關于文化闡釋權、文化話語權的公開博弈其實不乏積極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這一博弈過程呈現最真實的主流文化訴求、還原最具廣泛代表性的文化生態，而非精英思維、文化壟斷下的閉門造車或自我中心主義的文化技術改良？

　　薛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