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北京8月20日電  最新出版的《中國人大》雜志《回憶開國大典》欄目刊登該刊記者專訪蘇凡的文章：《大紅宮燈掛上天安門》。全文如下：

　　1949年8月中旬，開國大典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主席臺就是天安門城樓。周恩來把布置城樓的任務交給了華北軍區(qū)政治部。宣傳部長張致祥把這項工作交給了華北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的舞美隊。舞美隊的隊長蘇凡接受任務后，立即帶領著舞美隊的兩位日本美術家肖野和森茂，到天安門進行實地測量。這時，天安門城樓已經(jīng)搭上了腳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頂上的雜草。天安門城樓上掛著寫有“天安門”三個大字的匾額。蘇凡知道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政協(xié)會議還沒有召開，國旗國徽都沒有定下來。設計開國大典的會場卻沒有任何參考的依據(jù)。這倆美術家原來都是日本美術專科學校畢業(yè)的，稱得上是科班出身。長期的舞臺美術創(chuàng)作實踐，再加上汲取了中國北方農(nóng)村風俗的豐富營養(yǎng)，使他們對天安門城樓的美術設計能夠得心應手，靈感勃發(fā)。兩位美術家夜以繼日地工作，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樣的設計草圖。

　　張致祥將20張設計草圖送到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同志選定了在城樓裝上8個大紅的宮燈、8面紅旗，天安門正面墻壁上掛兩條橫幅，中間是毛主席像的設計，并對這幅設計圖的一些局部進行了修改。他抹去了在金水橋欄桿上扎滿彩球的設計，對張致祥說：“把城樓突出表現(xiàn)出來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會會場的設計，一定要保持一種既喜慶歡樂又嚴肅莊重的氣氛。”周恩來同志要求最遲要在9月28日將宮燈掛上天安門城樓。

　　這時距開國大典只有20多天了。然而，找誰去制作這8盞宮燈呢？蘇凡連續(xù)幾天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人家一聽做那么大的宮燈，都說“做不了”。眼看只剩下10天時間了！肖野出了一個點子：“北平城里過去不是經(jīng)常制作小宮燈嗎？找一個扎燈藝人來幫忙，我們自己干吧。”經(jīng)故宮的管理人員推薦找到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藝人。他也是第一次見到如此大膽的設計圖，到天安門城樓上轉了三圈后，說：“這么大的宮燈只能在城樓上做，否則抬不上去。”說干就干，蘇凡立即買來綠竹、紅布、黑釘、黃穗等材料；舞美隊的全體人員都上了天安門城樓幫忙；老藝人帶著徒弟并找來木工做宮燈的圓托；兩位日本畫家負責畫宮燈的云頭和制作流蘇。連續(xù)幾天幾夜，他們都沒離開城樓。離大典還有一天8個大紅宮燈終于做成了。張致祥馬上調來十幾名身強力壯的戰(zhàn)士，搬來梯子，幾經(jīng)周折把這8個每盞高2.23米，周長8.05米，直徑2.25米，重達80公斤的大紅宮燈安全地掛在了設計的位置上。

　　在開國大典前夜，蘇凡住在城樓上陪伴著這些來之不易的大紅宮燈。當晚在天安門城樓上值班的只有兩個人，蘇凡和陳琰，陳琰是公安部負責保衛(wèi)工作的。

　　那年蘇凡25歲，他8月4日剛與華北軍區(qū)政治部文工團團員田華舉行了婚禮，接著就接到了這項任務。他說自己有些對不起新婚妻子田華，自從接受這項工作以后，就一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獨自留在洞房里，自己卻長在了天安門城樓上。

　　夜已經(jīng)深了，周總理再次來到天安門城樓上。他指出城樓正面屏風的設計“中間一個五角星，用紅綢子散向四周閃著光芒”遠看有些像越南的國旗。蘇凡連夜又把兩個美術家叫來商量。都夜里3點了，三人誰也想不出怎么改，最后決定撤掉。屏風很大很重，根本來不及搬走，只好把上面的裝飾拆下來堆在休息室里，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10月1日下午，蘇凡作為裝飾布置開國大典主會場的負責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回憶說，那天就站在電影演員白楊旁邊，看見毛主席走過來和代表們一一握手。因為自己是工作人員，毛主席和白楊等代表握手時就主動退后一步。白楊手里拿著一個16毫米的小攝像機，一邊說一邊拍著會場和周圍的領導人，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這么小的攝像機……蘇凡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歷了共和國歷史上最精彩的瞬間，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記憶，特別是每當說到天安門城樓上的8個大紅燈籠，臉上就浮現(xiàn)出自豪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