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賣，文強在重慶被捕了，后經黨內特工人員營救逃脫。他冒險到達成都，向時任四川省委代理書記的羅世文匯報情況。羅世文當時正滿腔熱情地開始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他誤解了文強在整個過程的表現，并給予文強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文強申辯無效，一氣之下，與時任省委婦女部長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決定到上海去找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申訴，但未能找到黨組織。與此同時，四川省委也開除了他們的黨籍。至此，文強結束了在中國共產黨內奮斗的歷史。

　　由于在上海沒找到周恩來，文強夫婦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為謀生計，文強最初在一所小學當了一段時間的老師。隨后，他先后被聘為《南岳日報》特約編輯、《湖南建設報》總編輯。

　　1935年，文強在《湖南建設報》上寫了一篇文章，指責湖南省主席兼四路軍總司令何鍵。何鍵看后大發雷霆，要抓文強到案法辦。在這生死關頭，他再一次遇到了黃埔同學廖宗澤。這時，廖宗澤已脫離共產黨并加入國民政府軍統局。當他得知文強在長沙有難，便極力邀請文強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學校任職。在廖宗澤的引見下，文強見到了這個學校的實際負責人戴笠。在戴笠的勸說下，文強加入了軍統局，并被任命為中校指導員，同時再次加入了國民黨。

　　1936年秋，文強在國民黨軍總參謀長程潛的幫助下，轉調國民黨軍隊參謀本部任上校參謀。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強根據掌握的情報，經過分析判斷，得出了日軍將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結論，但并未引起重視。

　　1945年春，戴笠將其調到西安，提升為軍統北方區區長。其間，文強成功策反了華北、東北近百萬之眾的部隊。由于功績卓著，他被晉升為中將，時年38歲，是當時國民黨軍內最年輕的中將。日本投降以后，國共兩黨開始爭奪東北。戴笠決定設立軍統局東北辦事處，文強被委任為辦事處處長。在東北的這段時間，他認識了杜聿明，兩人相處得很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墜機身亡。戴笠之死使整個軍統頓失重心，內部逐漸分裂成三派。三方人員為掌控軍統互相傾軋，文強成了他們爭取的對象。身處軍統十多年的他，對此很是厭煩，決定脫離這個是非圈，謀取正規軍職。在老朋友程潛處任湖南綏靖公署第一處中將處長、辦公廳主任。

　　1948年9月中旬，文強接到杜聿明的來信，點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參謀長。當時，對于徐州的情況，文強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兇多吉少，遠不如在湖南當他的綏靖公署處長來得安穩。但軍命難違，文強還是走進了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臨行前，程潛為文強餞行，對他說：“你這次去，要準備當俘虜。”沒想到一語成讖，文強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戰役中被俘。

　　文強被俘后，開始了他的戰犯生涯。在獄中，他拒絕寫悔過書。他說：“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級，周恩來是我的老師和入黨介紹人，劉少奇算是我的同鄉，林彪是我的同學，這么多共產黨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是他們寫，我不寫。”

　　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監獄的大禮堂隆重舉行6批特赦蔣介石集團戰犯大會，特赦了杜聿明等一大批戰犯，然而都沒有文強的名字。1966年5月，“文革”開始了，特赦戰犯的工作自然就擱置起來了。1975年3月19日，當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會宣布特赦“給予公民權”時，文強等人禁不住熱淚長流。至此，文強長達26年的勞改生活畫上了句號。

　　特赦后的的文強決定留在祖國大陸。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1983年5月8日，文強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為祖國的統一積極奔走。

　　文強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會談、寫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擔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人脈關系，八方聯絡兩岸人士，溝通包括在臺灣的陳立夫、蔣緯國等人在內的故朋舊友與大陸的聯系，為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了應有的貢獻。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的高齡辭世，結束了他坎坷傳奇的一生。

　　綜合《文強口述自傳》、《毛澤東表弟文強傳》來源：老年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