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日至26日，亞洲各國藝術家在鄂爾多斯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長的“敖包相會”。

　　從發源三大宗教到孕育四大發明，亞洲，這片神奇的大陸，至今仍生活著近千個民族，每個民族創造的文化都令亞洲驕傲。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亞洲文明一直因其聚合多種不同文化而著稱。已經走過11個年頭的亞洲藝術節，即將步入豆蔻年華，它的生命力根植于怎樣的土壤？亞洲文化的自信力如何進一步提升？出席亞洲藝術節的中國文化部部長蔡武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記者：當年成吉思汗忙著依靠武力四處擴張的時候，也許根本不會想到若干年后，這里會以藝術的名義匯聚亞洲如此眾多的國家。本屆亞洲藝術節首次在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舉辦，有什么特點讓人銘記？

　　蔡武：一提到鄂爾多斯，我們就會聯想到廣袤的草原、奔馳的駿馬，想到馬頭琴與蒙古長調。這就是本屆亞洲藝術節的第一個特點：民族風情。本屆藝術節不僅在開、閉幕式等演出中體現了內蒙特色，亞洲文化部長圓桌會議的禮賓程序設置、開幕儀式等也都充滿了濃濃的草原風情。比如本屆亞洲文化部長圓桌會議的開幕式就叫做“敖包相會”，敖包是舊時草原人民指引方向的路標，正暗示了亞洲文化部長圓桌會議為亞洲文化合作指引了方向。

　　本屆亞洲藝術節的第二個特色是群眾參與。“那達慕”在蒙語中的意思為“娛樂、游藝”，是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在本屆亞藝節期間，草原那達慕大會這樣的群眾性活動首次納入亞洲藝術節系列活動之中，充分體現了各族群眾的參與熱情和積極性。

　　記者：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無論在地緣上還是文化上，一直有著割不斷的聯系，彼此間的交往也十分活躍，您如何評價亞洲國家間目前的文化交流現狀？

　　蔡武：長期以來，亞洲一直是中國開展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最為活躍的地區，通過文化交流可以促進我們同亞洲鄰國之間成為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與亞洲國家每年實施的文化交流項目總數均占我國所有對外文化交流項目總數的1/3以上，并保持了穩定發展的勢頭。目前我國已經同亞洲19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并同其中的12個國家簽訂了年度文化交流執行計劃。

　　近年來，亞洲各國日益重視文化發展和文化交流，亞洲區域、次區域文化交流與合作也日趨活躍。2005年，我國與東盟簽訂了《中國—東盟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這是我國與區域多邊組織簽訂的首個文化合作文本。目前，我國與東盟正在商簽《中國—東盟產業互動計劃》。在2005年我國正式成為南盟觀察員國之后，雙方也在探討在文化領域合作的可能。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我們也有成員國和觀察員國的文化部長年度會晤機制，絕大多數成員都是亞洲國家。此外，我國和日本、韓國也建立有文化部長會晤機制，每年輪流在三國舉行。

　　記者：1998年我國舉辦首屆亞洲藝術節的初衷是什么？經過11年發展，亞洲藝術節經歷了怎樣的成長過程？

　　蔡武：1998年文化部倡議舉辦亞洲藝術節，集中邀請亞洲各國的藝術團組在十幾天的時間內來華訪演，集中展示亞洲各國的文化藝術，不僅給中國觀眾提供了飽覽亞洲藝術精華的機會，同時也給亞洲各國的藝術家創造了一個彼此欣賞、相互借鑒的平臺。這個倡議得到亞洲各國的響應，已經有23個亞洲國家累計共150余個藝術團組來華參節,更有近千萬的觀眾參與了藝術節的各種活動。

　　亞洲藝術節已經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從誕生到今天，形式與內容都有了巨大的改變。辦節模式從單一的由文化部主辦變為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共同主辦，由地方政府承辦；藝術節內容從單一的演出展覽擴大到文化高層論壇和學術研討；開幕式演出也從遴選一臺亞洲節目擔當變成了中外藝術家聯袂打造等等，規模越來越大，內容越來越豐富，參與的藝術家和人民群眾越來越多，正在成為“人民的節日”。

　　記者：亞洲文化部長圓桌會議是本屆亞洲藝術節的亮點之一，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部長們針對經濟危機下的文化交流合作達到了怎樣的共識？

　　蔡武：第一，召開亞洲文化部長圓桌會議是順勢而為。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洲地區各種形式的區域、次區域合作不斷涌現，區域框架內的10+1、10+3等合作機制的作用日益凸顯。我們倡議召開亞洲文化部長圓桌會議就是希望搭建一個亞洲各國文化部長共同研討亞洲區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平臺。

　　第二，召開亞洲文化部長圓桌會議是應時而動。雖然世界金融危機給亞洲各國社會各個層面帶來了一定沖擊，但文化發展卻具有“反周期調節”的特性。這次的金融危機對于文化建設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此背景下，亞洲各國的文化部門主管領導齊聚一堂，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本次亞洲文化部長圓桌會議順利結束，我們成功簽署了《鄂爾多斯倡議》，這意味著掀開了亞洲區域文化合作嶄新的一頁，亞洲各國的文化合作將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楊雪梅 劉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