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員郭汝瑰將軍的特殊戰場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決定性勝利之后，蔣介石幾百萬精銳嫡系主力已喪失殆盡，蔣家王朝已處于風雨飄搖的分崩離析的絕境。

　　憑我多年的經驗，我知道蔣介石作戰失敗經常遷怒于人。近來我多少有點敏感，覺得有人中傷我，蔣介石已開始對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務手段的殘酷的。一想到萬一情況敗露，被嚴刑拷打，血肉橫飛，求死不得的情景，確實有點不寒而栗。不如還是引咎辭職，早日離開受懷疑的境地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應欽離職，徐永昌就任國防部長的機會，遞上報告請辭第三廳廳長。但是顧祝同勸我打消辭意。他說:“你不過是承辦業務的人，重大決策都是上級決定的，哪能由你負責呢？你不必引咎辭職！”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機離開避禍，引咎只不過是飾詞，所以還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見形勢急轉直下，迫切希望能夠從此離開黑暗的蔣家王朝，奔向充滿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區。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請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轉告黨。

　　任廉儒一直以川鹽銀行上海華山路辦事處主任身份為掩護，秘密進行黨的地下活動，經常來往于京滬之間，與我聯絡。他到南京常住《益世報》報館。

　　任廉儒向上級請示后，來南京對我說:“汝瑰同志，你的愿望，黨非常贊同。但經過再三研究，認為你到解放區沒有什么大的作用。你與其到解放區，不如想法爭取到大西南去。黨組織認為，解放軍渡江及掃平江南不會遇堅強的抵抗。但是蔣介石最后必然妄圖鞏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場惡戰，到那時，你能想法舉行起義，瓦解敵軍，影響作戰進程，其作用和影響不是比到解放區去更大嗎？”于是我決心再冒險爭取帶部隊到西南。我又找顧祝同，請他給我照顧，讓我出任軍長。

　　“你一定要當軍長，我就向總統請示看看。”顧祝同見我堅決效死的樣子連忙這樣說。

　　七十二軍軍長原是余錦源，在隨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軍包圍于陳官莊，后來，余錦源率部投降，跑出來了一部分官兵。蔣介石于是命令重建這支部隊，并立即開往四川。能擔任七十二軍的軍長，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蔣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不過聽顧祝同說，這是劉斐找替罪羊，向蔣介石說:“郭汝瑰學歷和學識都夠，只是歷練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穩當。”顧同時還罵劉斐這樣做很不道德。我萬想不到劉斐為我做了這樣大的好事。我與劉斐盡管有矛盾，我在大別山“清剿”會議見他抬白崇禧出來，在睢杞戰役見他鉛筆一揮就把區壽年兵團送掉時，就想向蔣介石報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與共產黨有聯系的人，問任廉儒，他說“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沒想到這次他卻幫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軍軍長職之前，晉見蔣介石，蔣說:“你不行，唔！你要好好歷練！”

　　這與顧祝同告訴我的話如出一轍，證明確是劉斐中傷我，但是我不怨劉，反而感謝他成全了我。

　　任廉儒同志告訴我:“黨中央原先決定由三野陳毅司令員指揮進軍西南，董老已把你的關系介紹給陳毅司令員了，以后改為由二野進軍西南，因此陳司令員又把你的關系介紹給劉伯承司令員了。現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帶集中，不久就要發起進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準備喲！”

　　由這一席話，我知道二野部隊在湘西集中，就判斷二野必定由酉陽、貴陽入川，先攻克重慶，再攻成都。攻重慶時，左翼兵團必定在江津、瀘州間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瀘州。我認為:在此情況下我跳出包圍圈，退往宜賓，讓解放軍進出成都，與蔣介石主力決戰，我就利用形勢逼部隊起義，這樣就可以順利而不冒風險！因此我必須千方百計使部隊不離開敘瀘。由于羅廣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對我說，他的參謀長趙秀崑喪失信心，一直暗中收聽共產黨電臺的廣播。我乘機告訴趙秀崑，失敗已成定局，陳明仁都起義了，叫他影響羅廣文，早作下一步打算。

　　10月，蔣介石飛到重慶，在西南行政長官公署召開作戰會議。我與陳春霖同車前往參加。參加作戰會議的除了陪同蔣介石來渝的及西南行政長官公署第三處參謀人員外，還有張群、錢大鈞、楊森、胡宗南、羅廣文、陳春霖、劉文輝、鄧錫侯和我。蔣介石親自主持了作戰會議。會議室壁上掛了一張十萬分之一的西南地區軍用地圖，室內橫放著一張餐桌，蔣介石背地圖坐在餐桌一側的中央，兩旁坐張群、劉文輝、鄧錫侯、錢大鈞等，其余人員都圍餐桌列坐。

　　蔣介石強裝冷靜，臉上露出一絲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掃，然后說出一大篇鼓勁打氣的話，他苦笑著說:“各位將領在時局艱危之際，忠心耿耿，精誠謀國，使我十分高興。我希望各位堅定必勝信念。國際危機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中國局勢尚不能測，如果我軍能堅守西南、西北、兩廣，以待國際時局變化，定能反敗為勝。因此，我軍各將領必須決心堅守西南，今天請大家到這里來，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軍主力將由何處攻擊西南。以及我軍如何配備兵力。”蔣說到這里，掉頭向劉文輝、鄧錫侯等微笑地說:“好，大家暢所欲言，隨便說吧！”胡宗南的參謀長沈策首先發言說:“從歷史上考查，歷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來，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險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斷共軍主力將沿川陜公路進犯四川，川陜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軍展開。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張調四川四個機動軍于川北劍閣一帶設防，以挫敗共軍入川企圖”。沈策說完后，會場上一片沉寂時，羅廣文、陳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陳誠指示，要我們在情況艱難的時候盡量靠攏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爭取我們壯大實力。因此，沈策說完后，羅廣文表示大體贊同，主張七十二軍不動，以免后防空虛。蔣側身問劉文輝、鄧錫侯有無意見。劉、鄧都表示無意見。蔣介石遂決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編羅廣文兩個軍及陳春霖軍共三個軍為十五兵團，開赴廣元，并以楊漢烈部固守大巴山，孫震部守三峽，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陽、黔江，何紹周部守貴州東正面。我見蔣介石配備一大圈幾千里的防線，又把重點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隊不移動，我一言不發。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紹周等中央系將領又在臨江門羅廣文的第七編練司令部招待所開會，他們認為張群指揮不行，要胡宗南來指揮。宋希濂對我說:“來！聯名給老頭子寫個報告，我們請求胡老大哥來指揮。”我說:“我字寫得不好。”大家齊聲說:“你起草吧！起好由趙秀崑繕正。”我推諉不過，只好給他們起草報告，讓他們送給蔣介石。當時黃埔學生要求胡宗南指揮西南最后一戰，但根本沒有結果。因為蔣介石來到重慶后，參謀總長顧祝同、參謀次長肖毅肅、三廳廳長許朗軒及國防部各廳參謀人員也先后飛到重慶。蔣介石親自發號施令，指揮西南戰役，而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張群已形同虛設。

　　會后不久，蔣介石突然打電話到瀘州，說是要召見我，使我感到十分緊張。因為我感覺蔣介石早已開始懷疑我了，這次電召到重慶，不知道是禍是福。看來兇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轉瀘州了。哪知乘車來到重慶，才聽說蔣介石并不是單獨召見我，還召見了陳春霖。于是，一顆懸起的心終于落下來了。我們到林園，蔣經國、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們，一見我們來了，蔣經國熱情地說:“啊，你們來了，坐會兒，坐吧！先生馬上接見你們。”還沒就座，蔣介石來了。在接受我們的敬禮后，要我們坐下談話。蔣介石問我:“郭軍長，你的部隊整訓得怎樣？你的部隊作戰有無把握？”我急忙信心滿滿地說:“請總裁放心，西南戰役很有希望，別說其他部隊，單我這個成立最遲的軍，有三個團正在緊張訓練中，另三個團是我一路在醫院收集的老兵，馬上可以作戰。新撥來的傅秉勛一師，成立很早，估計也能打。我認為，打仗完全有把握。”蔣介石聽后，唔、唔幾聲，轉而又問陳春霖。隨后我們交談幾句，就讓我們走了。我出來和蔣經國、陶希圣稍微寒暄后，就急忙乘車返回瀘州。從此，我再也不敢到重慶去。羅廣文曾多次約我，我都借故推辭了，害怕去了出問題。其實，躲在瀘州，也并不安全。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參謀長許亞殷就是蔣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務，還配備有電臺，經常與軍統秘密聯系。如果蔣介石要殺我，無論我在什么地方，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可能遭到不測。

　　當劉、鄧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攻入貴州，蔣介石才判明解放軍主攻方向，他十分震驚，立即電令調往川北的羅廣文兵團，急行軍開返重慶，火速推進到烏江布防，但尚未站穩腳跟，便被解放軍突破了。解放軍鋒芒所向，直逼重慶。

　　驚慌失措的蔣介石，也顧不得對我的懷疑了，為了讓我為他賣命作為防堵解放軍進入四川的前哨，滯留解放軍的前進，爭取時間，以便集中其主力在成都附近，與解放軍決一死戰，遂叫國防部電令我任二十二兵團司令，要我直接指揮二十一軍(軍長王克俊在樂山)，四十四軍(陳春霖由赤水向瀘州退卻)，七十二軍(我兼軍長)和三個獨立師，沿長江、沱江在宜賓、瀘州、內江一線布防，阻止解放軍渡江。在電話中，肖毅肅說:“汝瑰！你知不知道誰叫你當兵團司令的？是墨公(顧祝同)。你可要賣力啊！”我知道蔣介石委我當兵團司令，并不是就消除對我的懷疑了，肖毅肅這個電話，必是有人說我不可靠，才打的。為了進一步穩住他，我故意在電話中說:“要爭氣，賣力沒啥說的，不過你們這樣指揮簡直是亂搞，第一軍被你們慌慌忙忙地用汽車運到重慶去補突破孔。企圖固守重慶，重兵器馬匹全無，只有送給共軍吃掉，你們全不計算一下空間時間，就是前衛連長也知道后退展開嘛？像這樣，我有力也賣不出！”肖毅肅聽了，明知道說得有理，他只好說:“你不要亂說，你好好的干，看總統打勝仗！”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我也加快了起義的準備。

　　文/郭汝瑰　摘《郭汝瑰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