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國友人曾這樣評價一代偉人毛澤東：“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毛澤東的詩詞氣勢磅礴、恢宏浩瀚，有著鮮明的時代感和歷史縱深感，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極為罕見，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詩人政治家毛澤東不僅創造了只能屬于他的詩，給人以奮發向上的力量，而且還留下了許多影響深遠的古典文獻批注，組成了毛澤東

　　生涯中又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毛澤東一生圈劃批注最多的書是《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書中留下的毛澤東對文獻蘊涵哲理的發掘理解敏銳而深邃，展示了他深厚的國學根基和出類拔萃的思維能力。毛澤東曾經感慨地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是指那些有才氣、又有志向的人說的。沒有這兩條，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胡來，甚至會去自殺。那便是另當別論。”(《毛澤東評點古今詩書文章》上冊，第195頁)

　　1996年9月，中央檔案館整理、線裝書局(北京)出版了線裝影印本《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850冊)。這部4000萬字的巨著留下了毛澤東的濃圈密點、批點評注，顯露了一代偉人的心跡。《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是毛澤東的思想、見識和情感同中國歷史紀錄《二十四史》的結合，今古合璧，交相輝映。這是毛澤東留給我們民族的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對于弘揚史學、文獻學乃至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評點表現出毛澤東鮮明的唯物史觀，堅持從客觀形勢出發認識歷史的演變和趨勢。毛澤東特別重視重要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對推動中國封建社會前進的農民革命戰爭及其領袖人物給以高度評價。做為革命領袖和偉大的政治家，毛澤東十分注意歷史的經驗與現實運動的結合。例如他對農民起義領袖的傳記《史記·陳涉世家》、《三國志·張魯傳》等，讀得非常認真，在批語中指出，從陳勝、吳廣起義以來，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他在讀《三國志·張魯傳》時寫了長達1300余字的評語，評述了張道陵“五斗米道”以下歷次農民起義中的平均主義思想，指出“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從評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讀史的目的是透過歷史的滄桑，去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鑰匙，以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他閱讀評點二十四史等文獻，是為了了解中國的過去，把握中國的國情，以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毛澤東還多次向人們推薦閱讀《資治通鑒》，說自己一生曾圈點、閱讀過該書17遍。他說：“《通鑒》里面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它要幫助統治階級統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詩寫文章嗎？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書坑儒，以為燒了書，殺了秀才，就可以一勞永逸了。……結果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些文化不高的人，帶頭造反了。”(郭金榮《走進毛澤東最后的歲月》，載《新民晚報》 2009年3月23日B7版)

　　在《毛澤東文集》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經常引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人物、故事、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引用最多的之一大概就是《紅樓夢》了。毛澤東把《紅樓夢》當作歷史讀，通過閱讀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把握歷史現象及其規律。在中南海毛澤東故居藏書中，不同版本的線裝本《紅樓夢》有20種之多，另外還有各種平裝本。毛澤東常常將不同的版本對照著反復地參考閱讀，其中《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增評補圖石頭記》兩種版本留有毛澤東用鉛筆密密麻麻的圈劃。毛澤東不僅愛讀《紅樓夢》，而且也非常關心《紅樓夢》的學術研究和評論工作。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毛澤東都有較多的批注。特別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毛澤東差不多從頭到尾都作了批注，如第二冊的封面上批注：“錯誤思想集中在本冊第六、第七兩節。”說明毛澤東讀得仔細，而且不贊成俞平伯的某些看法。

　　《西游記》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義，黑松林三藏逢魔”，吳承恩在這一回中寫孫悟空回花果山，把千余來犯人馬打得血染尸橫，并鼓掌大笑道：“快活！自從歸順唐僧，他每每勸我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著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卻結果了這許多性命。”孫悟空的這段話，毛澤東在閱讀的時候，用鉛筆批注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鄉愿思想也。孫悟空的思想與此相反，他是不信這樣的，即是說作者吳承恩不信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惡。他的除惡即是行善。所謂‘此言果然不差’，便是這樣認識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74—75頁)“鄉愿”源于《論語·陽貨》：“鄉愿，德之賊也。”鄉愿就是不問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學，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鄉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現。毛澤東對唐僧的這種處世哲學是反對的，所以極力稱贊除惡求善的孫悟空。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毛澤東非常重視中國古典詩詞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涉獵廣泛，且多有精辟獨到的批注和評價。例如毛澤東很欣賞劉邦的《大風歌》，稱贊“這首詩寫得好，很有氣魄。”毛澤東認為王勃是“初唐四杰”中的佼佼者，他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一文的標題前圈劃之后，寫下一條長達1000多字的批注。批注考證了作《滕王閣序》時，王勃“應是二十四五六(歲)”，而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是“13歲，或14歲”。批注還考證說：“《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詩文，都是在北方——絳州、長安、四川之梓州一帶，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數幾首，淮南、南昌、廣州三地而已。廣州較多，亦只數首。交趾一首也無，可見他并未到達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8頁)他批注評價其作品說：“這個人高才博學，為文光昌流麗，反映當時封建盛世的社會動態，很可以讀。……他的為文，光昌流麗之外，還有牢騷滿腹一方。……為文尚駢，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獨創的新駢、活駢，同六朝的舊駢、死駢，相差十萬八千里。……以一個28歲的人，寫了十六卷詩文作品，與王弼的哲學、賈誼的歷史學和政治學，可以媲美。……惜乎死得太早了。”(同上)毛澤東在批注中一再闡述自己的觀點：“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們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70%以上，都是他們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如果黨再對他們加以鼓勵，不怕失敗，不潑冷水，承認世界主要是他們的，那就是會有很多的發明創造。”(同上第10頁)

　　毛澤東圈劃得比較多的還有唐代羅隱的詩集，約有91首羅隱的詩被濃圈密點過。從毛澤東對這些詩的圈劃，可以隱約地感受到他對詩人的同情。這種同情鮮明地表現在對羅隱《贈妓云英》一詩的圈劃批注中。羅隱一生懷才不遇，曾十次舉進士不中第。羅隱第一次應考時，曾在鐘陵(今江西進賢)酒宴上結識了頗有才思的歌妓云英。十二年后，羅隱再度落第路過鐘陵，又與云英不期而遇，見她仍隸名樂籍，未脫風塵，羅隱不勝感慨。不料云英一見面更驚詫道：“怎么羅秀才還是布衣？”羅隱便寫此詩回答她說：“鐘陵醉別十余春，重見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這首詩毛澤東讀過多次，在《甲乙集》該詩旁除圈點外，還加了批注：“十上不中第。”對詩人身世遭際表示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毛澤東閱讀批注點評過的眾多古典文獻，展示了其深厚的文獻學功底。他的文獻點評中寓含褒貶，抒發感慨，以史為鑒，論古諷今，注重文獻的社會效益和經世致用，值得我們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王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