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日，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盛大的閱兵式中，一支由130余架作戰飛機組成的空中梯隊，編成整齊威武的隊形，由東向西依次掠過正陽門箭樓，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把閱兵式的雄偉氣氛推向了高潮。觀禮臺上的贊嘆之聲不絕于耳:新中國成立僅兩年，竟有如此規模的空軍！

　　1949年開國大典，僅有我軍少數飛行員駕駛17架起義和繳獲的美制飛機參加受閱；1950年國慶又是以少量飛機重復兩次通過天安門接受了檢閱；建國兩周年，竟出現了一支由轟炸機、強擊機、殲擊機等多機種、多梯隊組成的空中受閱部隊，它向全世界宣告:年輕的中國空軍已初具規模。

　　一

　　1949年11月1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40天，中央軍委即頒布命令，以陸軍第14兵團機關為基礎，組建了空軍領導機構，宣告中國人民空軍這一軍種的誕生。同時，大批優秀青年從陸軍，從南京軍大、北京華大、南下工作團等四面八方選入空軍，分別云集到哈爾濱、長春、錦州、濟南等地的六所航空學校，開始了緊張的飛行訓練，一支以陸軍為基礎組建的人民空軍從此形成。

　　我是1949年6月從北京華北大學選送到長春老航校，后又轉入哈爾濱第一航空學校接受空中領航訓練的新兵。入校不幾天，就觀覽了第一批國際主義軍援作戰飛機轉場的盛況。

　　當時，學校尚未開課。一天下午，忽聽遠方馬達轟鳴，大家聞風而動，齊奔機場。只見一隊隊編成橫隊的依爾-10強擊機，以矯健雄偉的英姿，低空掠過機場，而后解散著陸，機上走下許多飛行員，個個身材彪悍、蓄著各式胡須。經過短暫停留、加油、用膳后，他們駕機又向我國內地飛去。如此一連數日，先后又有拉-9殲擊機、杜-2轟炸機、烏得伯教練機等各型飛機過往或留駐本場。當時我們還說不清機型，只是懷著好奇而又羨慕的心情，觀覽這一幕幕的鏡頭。當時我就想:什么時候我也能駕駛它們翱翔在祖國的藍天？

　　二

　　1949年12月1日，緊張艱苦的飛行訓練開始了。劉善本同志任我們的校長，姚克佑同志任政委，蘇聯專家任教官，國民黨起義人員任助教，我們這些人以前從未靠近過飛機、被政委稱作"武盲"的青年一開始就完全沉浸到航空技術的海洋中。

　　但是，掌握新技術并非易事:由于文化水平低以及語言不通，我們感到學習理論非常吃力。此時，校領導為了不使一人掉隊，大力組織"互幫互學活動"--假日和課余時間全部用來補課互助。加之當時保密規定甚嚴，使我們過上了幾乎是與世隔絕的生活。我入校一年多，沒有上過一回街，也沒有寫過一封信。

　　相繼而來的是飛行中遇到的空中嘔吐、訓練進度過快等困難。經過努力，我們很快適應了空中生活和緊張的訓練。為了提高時間利用率，爭取每個飛行日多飛幾個架次，我們總是頭頂著星星進場，太陽還未升起時就已起飛，一直練到日落。如此日夜兼程，終于在1950年底完成了速成課目，畢業出校。

　　當時，我志愿軍地面部隊已入朝參戰，急需空軍支援。我們首批出校的飛行、領航、通訊、射擊學員當即被調往四平機場，組建起一支年輕的轟炸航空兵部隊，裝備了蘇制杜-2輕型轟炸機。飛行員均很年輕，有著嫻熟飛行技術的吳愷師長三十幾歲，"三八式"的飛行副團長張文亮僅26歲，我們則是20歲上下。但是，戰備訓練伊始，大家就摩拳擦掌，請戰書像雪片一樣呈送給師黨委。飛行訓練也由駕駛技術為主轉為戰斗技術為主，每日都是練習轟炸、射擊。同時還普查了血型，為負傷輸血提供依據；發放了跳傘備用的急救包、指北針；核對了家庭通訊地址，以備發送陣亡通知書使用。整個部隊籠罩在濃郁的戰爭氣氛之中。

　　三

　　1951年8月初，部隊訓練正進入不同機種聯合演習的高潮，我們突然接到命令:要求我師立即轉往唐山機場，參加國慶受閱。

　　全師聞訊，驚喜萬分。我們很快完成了轉場準備，從四平起飛，沿中長鐵路、沈山鐵路向西南飛去，祖國大好河山盡收眼簾。當機群越過"天下第一關"后，涼爽的空氣一掃而盡，騰騰熱浪涌入機艙，氣溫驟然升高了好幾度，下面呈現村連村、莊連莊的新地貌，居民點的面積大大超過了關外地標。兩個半小時過去，我們已進駐唐山機場。

　　次日，我們開始熟悉地形，受閱訓練隨即迅速展開。我當時任22團2大隊6中隊領航長，由于受閱需要，全中隊臨時編為1大隊3中隊。每天編成大隊楔隊(即品字形隊列)按固定航線飛到玉田，再到通縣，而后返航。重點訓練準時到達和空中編隊技術。要求到達通縣的時刻正負10秒、2×2的隊形(飛機之間保持兩架飛機大小的間隔與距離)不差分毫。

　　可是，空中風向風速經常在變，對航行的影響每日不同，領航員要熟練掌握準確測量空中風向風速和調整到達時刻的技能，飛行員要練好保持標準隊形的駕駛技術。戰友們為了精益求精，大家烈日之下，每天練得汗流浹背。

　　當部隊訓練進展順利，士氣高昂之際，劉亞樓司令員、常乾坤副司令員等空軍領導先后到機場視察。一天，飛行結束后，剛做完飛機檢查的一些地勤同志正在樹蔭下打撲克，劉司令員一行突然出現在身旁。幾位同志玩興正濃，也不知來者何人，沒有起立、報告。司令員一行走進宿舍，發現內務也不盡如人意，即要求全師飛行人員和營職以上地面干部緊急集合到會議室。大家集合完畢，劉司令員怒容滿面，在講臺前往復踱步，狠批部隊松懈自滿情緒的抬頭。與會人員全都屏息靜氣、洗耳恭聽，師首長快速地做著記錄。我當時坐在前排，初次見到空軍首長，感到既尊敬又畏懼。我挺直腰板、目不轉睛，絲毫不敢動一動。

　　這次會后，全師上下頓時緊張起來。飛行組織、機務保障、行政管理、安全保衛工作都大為加強。針對當時唐山地區敵特殘余尚未肅清的情況，機場各要害部位都增崗防范。因為我們是一人一架飛機，所以為了防止不測，連飛行人員到市區浴池洗澡，都在門外設崗警衛。到9月30日檢查飛機后，機上所有油箱蓋及軍械裝備的活動部位全部鉛封，當夜由營以上干部在停機坪站崗放哨，以確保萬無一失。

　　四

　　1951年10月1日終于來到。當日晴空萬里，非常適于飛行。上午10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周年慶祝大會在國歌樂曲聲中隆重開始。我們空中受閱部隊，分別駐在唐山、楊村、沙河、通縣、南苑等機場，飛行員反復校準時鐘，靜坐艙內，等候起飛。

　　按規定，空中受閱的長機梯隊緊跟在最后一個坦克方隊的尾后，按轟炸機、強擊機、殲擊機的順序和精確的間隔依次通過。起飛時刻按駐地位置、飛機性能和受閱順序，分別計算。各按不同時刻起飛，沿不同航線出航，準時通過受閱起點--通縣縣城上空，而后沿內城城墻飛越正陽門箭樓頂空接受檢閱。

　　為確保安全，上級規定在受閱航線上，機上人員只準注視飛機，禁止俯視地面。我一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雖然知道紀律，但因職責需要，在進入通縣上空時，借檢查航跡、校對到達時刻為由，沿東長安街往西瞥了幾眼。由于長期的空中偵察訓練，使我在短時間內基本可以掌握地面的情況。當時的高度為600米，使我看得十分真切:天安門廣場上彩旗招展、人群蠕動；十里長街上摩托方隊向西駛去，最后一個坦克方隊正向金水橋前緩緩開進，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雖然我不能長時間低頭俯瞰，但內心無比激動。

　　當我環顧四周時，見大隊的九架戰機正保持著二乘二的標準隊形，猶如澆鑄的整體，緊隨崔海生大隊長，沿著古老的內城墻脊，筆直西飛。

　　因紀律約束，我迅速轉移視線，觀察時鐘，記下這莊嚴的一瞬——比預定時刻提早了15秒。

　　然而事物總難盡善盡美，可巧最后一個梯隊的一架飛機因機械故障未能起飛，只有兩架米格—15編隊通過。事后聽說，當時劉亞樓司令員在天安門檢閱臺上心中為之一顫。他身旁的一位首長問道:“怎么最后這個梯隊只有兩架？”劉司令靈機一動，趕忙笑語相答:“這是收容隊啊！”為部隊打了一個小小的圓場。當機群飛出城區后，我又開始觀察地面，掌握轉彎時機。此時，機頭剛好對正我的出生地——石景山區五里坨村。它西臨永定河大橋(水閘)，機群剛好在大橋上空左轉彎，我默默地告別家鄉，專心引導飛機直返唐山。

　　按師長事前要求，我們從踏上飛機起，直到著陸關掉發動機雙腳接地前，始終聚精會神，不得有絲毫松懈。當我們雙腳重新踏到水泥地面時，大家立即蜂擁到一起，用盡各種樸素的方式，表達著內心的激情。

　　五

　　10月1日下午我們接到命令:副大隊長以上干部立即乘火車赴北京。10月2日，又接通知:全體空勤人員趕赴北京。

　　當我們到達北京，進入空軍招待所時，頭天進京的干部正笑盈盈地迎候在那里。一打聽，我才知道他們進京是趕來參加當晚國慶招待宴會。席間，吳愷師長帶領與會干部，走到毛主席跟前，代表全師指戰員向毛主席敬酒。

　　3日下午，我們又接到通知:到中山公園中山堂開會。我們到達會場，見到都是身穿黑皮夾克的同行，才知是專為參加受閱的飛行人員舉辦的招待會。從各地趕來的數百名年輕的空軍官兵，坐滿了前后兩座殿堂，轟炸師的同志被安排在前殿。席間，朱德、聶榮臻等軍委首長都到會祝賀受閱任務的順利完成。當時，朱總司令身著戎裝，步履穩健，看到我們這些娃娃臉的飛行員后十分高興，遂即席講話。在提到朝鮮戰爭形勢時，朱老總說:這是一場現代化的反侵略戰爭，光靠陸軍還不行，必須有空軍參戰。并勉勵大家加緊訓練，苦練殺敵本領，準備戰勝侵略者。一席話，講得大家心情振奮，恨不得立即飛赴戰場。由于只顧聽講、鼓掌，直到宴會結束，我們連筷子還沒動一動。

　　10月4日，利用空隙時間，列隊游覽故宮后即趕回了唐山。

　　次日即接到轉場命令:我師的參戰請求已獲批準，轉場直飛志愿軍空軍野戰機場，不再回四平。一個月后，我們大隊把第一批炸彈投到了侵朝美軍盤踞的大和島。

　　李清揚 賈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