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閱兵 主席向我揮手

　　新中國第一次盛大閱兵中接受檢閱的將士，六十年后追憶當年緊張、艱苦、激動和狂喜的時刻

　　60年前的10月1日，毛澤東主席的聲音從天安門城樓傳遍全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作為祖國的心臟，天安門從那一刻起，就是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標志，更是國慶的標志地點。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黨和國家三代領導人曾經(jīng)13次在這里閱兵。

　　每次閱兵，都是共和國軍事實力的體現(xiàn)，更是新中國經(jīng)濟實力的全面展示。今天起，本報從這13次閱兵中，選取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閱兵，與您一起品味經(jīng)典。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閱兵，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盛大閱兵，陸海空三軍部隊16400多名官兵接受了檢閱。毛澤東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檢閱了人民解放軍受閱部隊，朱德總司令乘車在長安街檢閱了受閱部隊，并宣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

　　開國大典，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中國人民以嶄新精神面貌站起來的莊嚴宣誓；開國大典閱兵，奠定了新中國國慶閱兵的基礎，是人民解放軍建軍以后最盛大、最莊嚴的一次閱兵。

　　董來扶的一生，與“功臣號”坦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閱兵前，他駕駛著我軍第一輛坦克“功臣號”先后參加了遼沈、平津戰(zhàn)役的100多次戰(zhàn)斗；閱兵后，他又駕駛“功臣號”參加了抗美援朝兩大戰(zhàn)役，屢建戰(zhàn)功。

　　1949年開國大典時，董來扶駕駛的“功臣號”作為坦克方隊的軍旗指揮車，接受了檢閱。1950年董來扶被中央軍委授予“鋼鐵英雄”稱號，出席了第一次全國戰(zhàn)斗英雄代表大會。1983年，他從某坦克師副參謀長的崗位上離休。

　　在北京航天橋附近的一所院落里，已進入耄耋之年的董來扶老人拿出了當年的老照片、軍功章和模范證，思緒又回到從前……

　　正要南下參戰(zhàn)忽然調去閱兵

　　1949年初秋，年輕的董來扶還是第四野戰(zhàn)軍炮兵大隊坦克團的戰(zhàn)士，在遼沈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中各立大功一次。當時，他所在的部隊正準備南下作戰(zhàn)，連坦克都已裝上了火車。誰知臨近開車一小時，突然接到上級命令說不讓走了，“全力準備參加開國大典閱兵式”。

　　當時我軍的坦克都是從戰(zhàn)場上繳獲日軍和國民黨部隊的，型號不一，非老即破，動不動就熄火。“功臣號”屬于超期服役的日本97式陸軍坦克，當時所有人里最緊張的當數(shù)董來扶，畢竟“功臣號”要擔當整個坦克方隊“擎旗車”也就是“指揮車”的重任。董來扶說：“如果在天安門廣場正接受毛主席檢閱時，‘功臣號’突然熄火，整個坦克方隊全‘趴窩’，那可咋辦呀？”

　　根據(jù)上級安排，之后的兩個月內，董來扶所在的坦克方隊，從黎明到黃昏，就呆在盧溝橋下的河灘里緊張訓練。

　　生活條件差能克服，保持閱兵陣型也不難，最讓他們發(fā)愁的還是熄火問題。坦克方隊的戰(zhàn)士們休息時，經(jīng)常互相問：“你的坦克怎么樣了，會不會突然熄火？”“我哪知道，我心里也沒底啊！”因此，陣型訓練之外，戰(zhàn)士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檢修坦克上。

　　只敢稍稍轉頭看看主席揮手

　　1949年10月1日，共和國迎來了最偉大的時刻———開國大典。

　　“那天早晨，我們吃過早飯就從駐地來到東單南邊的一個場地上。”董來扶說，坦克兵們穿著嶄新的制服，頭戴坦克帽，威風凜凜地站在擦得锃亮锃亮的坦克車旁，等待著檢閱。

　　下午3時，在陣陣禮炮聲中，盛大的閱兵式開始了。

　　隨著擴音器里傳來華北軍區(qū)司令員聶榮臻“分列式開始”的聲音，坦克方隊排著整齊的隊形行駛到了部隊最前面。“功臣號”上，一名戰(zhàn)士精神抖擻地扛著鮮艷的紅旗。威武的陣容和坦克兵意氣風發(fā)的英姿引得中外記者不斷變換角度、不停拍照。

　　“當時我們的車速控制在時速15公里，掛的是二擋。這樣的速度，最能把坦克方隊的威風顯示出來。”董來扶說。

　　“為了排好這個隊形，我們可下了不少的工夫。”董來扶說，由于路面是硬的，坦克行駛在上面稍不留神就容易“扭秧歌”。為此，他們在訓練中想了許多辦法：熟練掌握操縱桿、看轉速表、感受踩油門的力度、看里程表……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每輛坦克勻速行進，整體隊形保持不變。

　　當“功臣號”經(jīng)過觀禮臺時，毛主席向他們揮手致意。

　　“當時我都不敢扭頭看，只能稍稍轉一點頭借著余光看看觀禮臺。”董來扶說他最擔心的就是“功臣號”拋錨。

　　他的擔心不是多余的，因為就在閱兵開始前，有幾輛坦克拋錨了；檢閱途中，還有一輛裝甲車駛到天安門西側西華門牌樓時熄了火，后車駕駛員急中生智，開上前去把它頂?shù)搅宋鏖L安街上。

　　“300多米的路程，感覺十分漫長。”董來扶說，閱兵結束后他渾身是汗，衣服一擰全是水。

　　方槐，1917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次年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方槐是我軍“航空火種”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軍委民航局機航處處長、中國人民航空公司經(jīng)理、武漢軍區(qū)空軍副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開國大典時，方槐駕機飛過北京上空，那一飛，讓他終生銘記！他是開國大典空中受閱計劃的制定者、參與者，并親手關上了轟炸機的彈艙，選取最可靠的同志攜帶實彈接受檢閱。

　　在武漢市虎泉路一個幽靜的軍隊院落里，已經(jīng)92歲高齡的方槐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駕駛繳獲飛機分成梯隊受閱

　　1949年8月，朱德和聶榮臻召集在京部隊領導開會，商討開國大典的事，時任軍委航空局作戰(zhàn)教育處處長的方槐列席。

　　航空局指定方槐制定空中受閱計劃，方槐找了幾個人，一個晚上的時間就把計劃搞起來了：“一共搞了17架飛機，大多是從國民黨那兒繳獲的，分成戰(zhàn)斗機、轟炸機、教練機三個梯隊受閱。”

　　幾天后，方槐奉命向聶榮臻匯報，他向聶老總請示：“通過天安門的高度怎么定才好？高了看不清楚，低了又怕不安全；受閱飛機還要擔負戰(zhàn)斗值班任務，是否帶彈？”

　　“當時聶老總辦公室有個蘇聯(lián)專家，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聶總專門請他來聽一聽我的計劃。”方槐就問那個蘇聯(lián)專家，“你們十月革命勝利后，受閱飛機的飛行高度怎么定的？”蘇聯(lián)專家介紹說，要根據(jù)各型飛機的下滑率來確定飛行高度。也就是說，萬一發(fā)動機停機，飛機能夠滑翔到不傷害人的地方就行。

　　受閱飛行高度的難題迎刃而解，至于是否掛彈，后來決定受閱飛機中只有幾架掛實彈。

　　為向主席致敬三次推拉機頭

　　匯報回來后，方槐就組織人把轟炸機的彈艙封掉，戰(zhàn)斗機掛上假彈。他選取了幾名政治上十分可靠的飛行員，讓他們掛實彈。之后的20多天里，他帶領飛行員每天緊張訓練。

　　1949年10月1日，凌晨3時方槐就起床趕往南苑機場。當時北京城已經(jīng)戒嚴，街上一個行人都沒有。5時整，方槐已經(jīng)坐在飛機里，一切準備就緒。離受閱開始還有很長時間，他不時地下來活動活動。終于等到總指揮起飛的命令，方槐最先起飛，因為他駕駛的教練機速度較慢，先起飛后受閱。在通縣上空，所有飛機集結編隊，向天安門方向飛去。看到天安門時，方槐和戰(zhàn)友們三次推拉機頭，向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敬禮。

　　受閱完成后，攜帶實彈的幾架P-51戰(zhàn)斗機按原計劃留空擔負空中警戒巡邏。方槐帶領其他飛機在首都城區(qū)、郊區(qū)散發(fā)建國慶典傳單。方槐還駕機帶上電影攝影師，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上空拍攝開國大典的盛況。

　　事后，蘇聯(lián)專家對方槐說：“以你們這樣的條件，做到這樣真不容易。”

　　10月1日晚上，方槐沒有參加國慶晚宴，而是守在電話機旁邊值班。那一夜，他興奮得一宿沒睡……

　　新中國13次國慶閱兵

　　1949年：開國大典閱兵

　　1950年：國慶一周年閱兵

　　1951年：國慶二周年閱兵

　　1952年：國慶三周年閱兵

　　1953年：國慶四周年閱兵

　　1954年：國慶五周年閱兵

　　1955年：國慶六周年閱兵

　　1956年：國慶七周年閱兵

　　1957年：國慶八周年閱兵

　　1958年：國慶九周年閱兵

　　1959年：國慶十周年閱兵

　　1984年：國慶35周年閱兵

　　1999年：國慶50周年閱兵

　　王普、王經(jīng)國、 張國華 、孫彥新 、王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