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杰克遜與流行文化

　　上世紀60年代初，誕生于英國利物浦的“甲殼蟲樂隊”(the　Beatles，又稱“披頭士四人爵士樂隊”)先聲奪人，震動英倫三島，繼而于1964年征服美國，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流行音樂。后續的“貓王”埃維斯·普雷斯風靡全球。流行音樂的大潮一波強于一波，仿佛古羅馬的凱撒大帝振臂高呼：“我來了，我見到了，我征服了。”(Veni,vidi,vici.)到了邁克爾·杰克遜，他的震撼和影響則遠遠超越了音樂。在世界音樂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音樂人能像邁克爾·杰克遜那樣，讓全世界震撼，讓青年人瘋狂。他那獨特的歌聲和經典的舞步，在音樂的伴奏下，像酒神狄奧尼索斯，用魔力激活人的原始激情，放聲高唱，手舞足蹈，達到忘我的境地，制造狂歡的場面。

　　2009年6月25日，杰克遜的逝世成為西方頭號新聞。6月26日，美國國會中斷了議事日程，起立為他默哀。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稱杰克遜之死是“全世界的損失”。歐美多家網站因杰克遜話題訪問者甚眾，一時陷于癱瘓。西方媒體拋開熱議的伊朗和朝鮮問題，集中報道杰克遜。在他去世后的一周內，全球有12人因極度悲哀而自盡。他去阿拉伯世界巡回演出，用他的音樂之聲打破了西方，尤其是美國，同阿拉伯國家的長期隔閡。他是為非洲寫歌和演出的首位美國巨星，并為非洲慷慨解囊。蘇東劇變之后，他是去那些國家訪問的第一位美國巨星，在1993年、1996年訪問莫斯科時受到元首般的接待和歡迎。他的中國之行促進了剛剛起步的中國流行音樂走向興盛。他關心環保，熱心幫助窮人和殘疾人，向39家慈善機構捐款3億美元。難怪美國《芝加哥論壇報》稱他是“地球上最知名的美國人之一”。

　　這個傳奇式的人物在世界不經意地制造了一個文化現象，展示了通俗文化和美國文化的強勢。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說，羅馬獻給世界的是法律，英國獻給世界的是議會民主政體，法國獻給世界的是共和制的民族主義，那么，現代美國獻給世界的是科學進步和大眾文化。”布氏所說的“popularculture”，即我們所說的流行文化，而杰克遜的流行音樂正是美國對世界做出的貢獻。

　　20世紀上半葉，美國大量出口的是物質商品。從后半葉開始，隨著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產品的需求猛增，導致以消費者消費為導向的經營管理模式取代了原來的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組織形式。既然文化是資本組織和傳播生產欲望之所在，資本這個無孔不入的家伙就必然千方百計地去占領文化生產的地盤。在當今消費社會，文學藝術作品像其他商品一樣，都不能擺脫商品規律的支配。如今，文化產品已成為美國最龐大、最贏利的出品之一。與其他商品不同的是，文化產品作為一種消費品，除了消遣、娛樂的功能外，還能讓消費者接受文化產品所宣揚的美國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所以，有的國家抵制美國影響時，首先抵制美國的文化產品。二戰后，美國文化產品以及它所宣揚的美國生活方式使有強烈民族主義的日本人深受影響。日本青年幾乎被美國文化俘虜，讓日本有識之士和政界深感憂慮，急于尋找對策。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軟實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日顯重要。約翰·湯姆林森在《全球化和文化》中說：“全球化處于文化的核心，文化實踐處于全球化的核心。”

　　20世紀著名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是個音樂愛好者，他曾寫過一篇《論流行音樂》的文章，分析了流行音樂和嚴肅音樂的差異，對流行音樂頗有微詞。杰克遜流行音樂所創造的文化現象是阿多諾未曾料到的，也是他的論述未能合理分析的。流行音樂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為普通民眾所擁有，所享用，所鐘愛，具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它以娛樂大眾為目的，但并不止于娛樂性。同嚴肅音樂一樣，在狂歡式的歌舞中，把不同膚色、不同階層、不同信仰的人連接在一起，成為新傳媒方式出現后的大眾交流方式。這是傳統的嚴肅音樂所難以做到的，阿多諾看重嚴肅音樂，但是，事實是：商品結構在悄悄地滲透至文學藝術作品時，已經消解了傳統觀念上對藝術真理的追求。流行音樂告別了傳統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義和倫理道德，以所謂的“娛樂道德”取代“行善道德”。

　　在消費社會，消費不再僅僅是為了生存，更多的是為了休閑、娛樂、享受。媒體的廣告推波助瀾，不斷制造和擴大人的消費欲望，釀造幸福意識。流行音樂讓消費者在聽覺和視覺的刺激中忘記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苦惱，感受娛樂化的生活。當消費文化成為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時，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界限就模糊了。杰克遜的《拯救地球》像貝多芬的樂曲，同樣喚起美好的希望。

　　半個多世紀來，流行文化的強勁走勢讓世人刮目相看。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流行文化(亦稱通俗文化)最早出現在歐洲18世紀工業革命后，是科技、工業、商業發達的產物。印刷業的興起帶動了出版業、報刊業走向繁榮，為通俗小說的消費提供了物質條件。18、19世紀英國的許多小說家，如狄更斯等，起初都是在報刊上連載他們的作品，然后才匯集成冊，成為通俗小說。通俗小說曾經是當時文學的主要形式。所謂經典文學作品往往是由經久不衰的通俗作品演變而來。許多作家也不是為文學而創作，更多的是為了謀生。對出版商來說，作家的文學作品就是他們的文化產品，即商品。商業的介入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作家寫作的題材和內容，也引導著文化消費大眾的閱讀興趣。文化消費者對偵探小說的愛好，造就了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偵探小說家和他們的佳作。小說的暢銷為出版商和書商帶來可觀的利潤。文化和經濟，文人和商人就這樣互補、互動、互利、雙贏。

　　同英國人相比，美國人更看重通俗文化。二戰結束后，英國成立了“音樂藝術促進委員會”，致力于提高人民的文化藝術水平。它通過各種渠道把原來只限于資產階級欣賞的高雅音樂、文學藝術普及到大眾。英國廣播公司第三套節目努力推廣高雅音樂、戲劇和詩歌時，突然從利物浦冒出來由四個青年人組成的甲殼蟲樂隊，很快風靡英倫三島，讓英國蔑視流行文化的文人大惑不解。

　　1964年，甲殼蟲樂隊登陸美國，在青年人中掀起的瘋狂，也是美國文化界所未能預料到的。3年后的1967年，9歲的杰克遜同他的哥哥們在阿波羅劇院首次登臺演出。美國人對新事物反應敏捷，于1969年成立了“流行文化協會”。學術界和教育界同樣關注流行文化。從1970年代起，美國大學開始陸續開設通俗文化課程，越來越多的研究生從事通俗文化的研究。英國著名間諜小說家伊恩·弗萊明的詹姆斯·邦德(007)小說堂堂正正地進入美國大學英文系課堂，成為小說敘事、結構的分析對象。

　　1996年，美國國會決定停止向曾經為人文教育和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資助。這一決定對美國人文學科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一是國家政策具有導向性，并影響公眾輿論和價值取向；二是資金的短缺勢必削弱人文教育的研究和教育，最直接受害的是非通俗文化的教育、研究和出版。通俗文化因為有龐大的市場帶來的利潤，對國家資助幾乎不屑一顧。紐約“林肯中心”演奏莫扎特、貝多芬的音樂會是無法同“貓王”和邁克爾·杰克遜的演出比收入的。莎士比亞全集的銷售量也無法同諸如詹姆斯·邦德(007)間諜小說這類通俗小說的銷售量相比。在消費社會，文化是一種市場社會化的文化。二戰后，高雅文化式微，通俗文化強勁，是消費所決定。電子媒介和數字媒介廣泛使用電視、電影、音像制品，把精英文化轉換和改編為傳媒文化。在“時間就是金錢”的今日世界，有多少人愿意去讀長達500頁的經典文學作品？于是，電視、電影和音像制品為你去欣賞莎士比亞、狄更斯、哈代、海明威、霍桑、雨果、曹雪芹、羅貫中，提供“快餐式”的文化產品。這是高雅文化的通俗化或大眾化。

　　雖然通俗文化已經強大到足以同高雅文化并駕齊驅，平分秋色。但是，它不可能取代高雅文化。還是有不少人喜歡去劇院看芭蕾舞，去音樂廳聽交響樂，享受海頓的婉轉、莫扎特的華麗、貝多芬的優雅、約翰·斯特勞斯的輕盈歡快、“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哀傷。在喧囂、瘋狂的流行音樂中體驗野性的自由，在讓人安靜下來的嚴肅音樂中感受崇高和優雅。也許正是雅俗的并存，使得文化千姿百態。

　　-張中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