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愿意把西藏當成一個真實的存在，在他們的眼里，西藏成了一個象征，成了一種抽象的存在。”

　　撰稿·燕舞

　　西藏，究竟是名詞還是形容詞？阿來說:“西藏對于我，是一個名詞，它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但是，對于很多人，西藏是一個形容詞，因為大家不愿意把西藏當成一個真實的存在，在他們的眼里，西藏成了一個象征，成了一種抽象的存在。我寫《塵埃落定》、寫《格薩爾王》就是要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西藏，要讓大家對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達拉宮，還要能讀懂西藏人的眼神。”

　　8月，作家阿來帶著全國近30家媒體的記者和數名讀者代表驅車尋訪格薩爾王蹤跡，從成都、雅安、二郎山、康定、甘孜、瑪尼干戈一直走到阿須草原。帶著眾人讀解西藏，阿來是合適的人選。

　　就在途中，阿來重述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的小說《格薩爾王》的藏區首發式在康定舉行。《格薩爾王》是重慶出版社作為中國大陸唯一的出版機構參與全球出版項目“重述神話”的一部分，此前有蘇童的《碧奴》、葉兆言的《后羿》和李銳的《人間》參與這一項目，更早些有加拿大三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女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重述希臘史詩《奧德賽》的《珀涅羅珀記》。

　　重慶出版社吸取《藏地密碼》的營銷經驗，給《格薩爾王》貼上了一個醒目標簽——“一部讓你讀懂西藏人眼神的小說”，阿來并不拒斥這個商業噱頭，但又反對將西藏變成形容詞的任何過度闡釋。

　　就在10月，格薩爾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慶祝活動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而格薩爾藝人的現場表演將出現在2010年元月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

　　史詩依然活著

　　格薩爾王(1038年～1119年)相傳為蓮花生大師的化身，初名覺如的他自幼于嶺國(今阿須、打滾鄉)放牧，由于叔父晁同叛國和離間，覺如和母親漂泊在外；16歲時通過賽馬選上王位，定尊號為格薩爾。格薩爾一生降妖伏魔、除暴安良、南征北戰，統一了150多個大小部落。

　　《格薩爾王》反映的就是藏民族從原始部落聯盟到格薩爾稱王這段歷史，阿來在小說中雙線并行，一條主線圍繞格薩爾展開，另一條線索圍繞當代“仲肯”(格薩爾說唱藝人)晉美展開，晉美與格薩爾王在夢中相會，阿來稱晉美神采飛揚時就是他自己。

　　在2005年接受重慶出版社邀請參與“重述神話”前數年，阿來即有重述《格薩爾王傳》的寫作沖動，出版方的催促只是加速了他“回到寫《塵埃落定》時那種自由神采的歲月”的進程。

　　阿來討厭“作家采風”的提法，因為它給人淺嘗輒止之感。在康巴特別是康北地區的田野調查，以及對降邊嘉措、諾布旺丹等藏學家和康北格薩爾民間學者的請教，為他的寫作提供了重要幫助。微醉時，他會拿出幾個月前花258元淘到的《康區藏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輯要》，讓記者們猜書價。“和阿來一起游康藏”及隨后赴拉薩參加格薩爾學術會議，都被阿來稱為“還愿之旅”。

　　法國藏學家石泰安的專著《格薩爾評注》、《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研究》，法國女探險家大衛·妮爾夫人的《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季羨林譯《羅摩衍那》，降邊嘉措專著《〈格薩爾〉初探》，以及四川社科院任新建研究員的《格薩爾王傳》研究史專著，都成為阿來倚重的背景資料。值得一提的是，任新建的父親任乃強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考察康區時，為減少民族隔閡，請人說媒而娶新龍縣藏族女子羅珠青措為妻，在其歷時7天的藏式婚禮上記下了妻子的大姐演唱的《格薩爾王傳》。

　　2007年8月，阿來參加了“首屆格薩爾暨康北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研討會”，提交《往返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大會發言，還參加了降邊嘉措先生及其弟子在康區的數次田野調查。

　　3年多來，開著三菱越野車，足跡遍及德格、甘孜、康定、道孚、爐霍、色達和白玉等縣，阿來經過繁復的考辨和調查發現，《格薩爾王傳》“經過了一千多年，還處于由不同的民間藝人在民間自由流傳的階段”。

　　150多萬行的《格薩爾王傳》也是全世界最長的史詩，其被石泰安認為最早于1836年通過俄文譯本傳到歐洲，對它的系統研究在1930年代左右才正式開始。

　　藏區稱說唱格薩爾的民間藝人為“仲肯”，他們戴的帽子被稱為“仲廈”。在正式說唱史詩的故事部分前，“仲肯”會將“仲廈”贊頌為整個世界:“說帽子的頂端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大小不同的裝飾物，或被比作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有時，這樣的帽子又被比喻成一座寶山，帽子尖是山的頂峰，而其他的裝飾與其形狀，則分別象征著金、銀、銅、鐵等豐富的寶藏”，“之后，就可以由此導入故事，說正是由于格薩爾王降伏了那么多妖魔鬼怪，保衛了蘊藏著豐富寶藏的大奪，如今的人們才能安享這些寶藏中無盡財富”。

　　在甘孜州色達縣，阿來曾經見過兩位自稱技藝神授的女“仲肯”，其中一位在放牧時搜羅各種怪石，祈禱過神靈后就手托石頭，“格薩爾故事中的某一個片斷就呈現在眼前，她就半閉著眼睛開始吟唱了”，“這位老者像老僧坐禪一樣，安坐在自己家中，沉默寡言，但一旦靈感降臨，立即就是另外一種狀態了”。

　　2006年夏天，阿來隨格薩爾專家拜訪過色達的“掘藏藝人”，“他不認為故事是寫出來的。故事早就發生過，早就在那里，只是像寶藏深埋于地下一樣埋藏在心中”，“剛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掘藏，久坐禪床使人顯得虛弱不堪，與我們交談時嗓間低沉沙啞，但是，談到從他筆端涌現出來的新的格薩爾故事時，他的眼睛中發出了特別的光亮”。

　　“我對人性的悲觀”

　　“阿來是邊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護者。他的寫作，旨在辨識一種少數族裔的聲音，以及這種聲音在當代的回響”，“他發表于2008年度的《空山》第六卷，回應著前面幾卷的寬闊、從容，并艱難指認藏文化在社會變遷中的困境:閉抑會導致蒙昧，開放也會帶來物質和心靈的雙重損毀，一個村莊的傳說，終究是一種矛盾、不安、苦難的寫照；它的被改寫和被抹去，或許蘊藏著新生的喜悅，但更多的還是麻木、無奈和空寂”，“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去年授予阿來“年度杰出作家”時這樣評價他的寫作。

　　阿來在發表獲獎感言《人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時，也認同了作為藏族作家的代言者身份:“有關藏族歷史、文化與當下生活的書寫，外部世界的期待大多數時候都基于一種想象。把西藏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師的國度，想象成傳奇故事的搖籃，想象成我們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這個民族內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種種展示(包括書寫)來滿足這種想象，讓人產生種種誤讀”，“一個剛剛由蒙昧走向開化的族群中那些普通人的命運理應得到更多的理解與同情。我想，我所做的工作的主要意義就在于此。呈現這個并不為人所知的世界中，一個又一個人的命運故事”。

　　也許是因為康藏之行的舟車勞頓，也許是因為幾個月前身陷“地震捐款門”而體會到的人心險惡，也許還有別的可以理解的原因，這位1977年阿壩州水利建筑工程隊的拖拉機手在“和阿來一起游康藏”的幾次答記者問時間里，似乎并不像文字世界里的那個阿來那樣寧靜、平和。當有人問到他1959年在四川西北部藏區的馬爾康縣出生后，幼年是怎樣開始對自己的藏族身份形成比較自覺的民族認同時，他近乎憤怒地回絕了這個提問。但他也表示，曾經去人民大會堂參加相關會議，被要求著藏族服裝參加，他嚴詞拒絕:“西服難道就是你們漢族的民族服裝么？”

　　在甘孜政府的歡迎晚宴上，當其他人唱完藏歌時，阿來卻唱起了一曲西北花兒《早知道》:“早知道黃河的水干了，修他媽的那個鐵橋了是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心變了，談他媽的那個戀愛了是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男人來了，打他媽的那個雙人床是做啥呢……”

　　阿來似乎一直都拒絕被定義和被期待。8月18日在阿須草原參觀格薩爾王紀念堂及傳說中的格薩爾王誕生地，堪稱為期一周的“和阿來一起游康藏”活動的頂點。在祭拜格薩爾的儀式上，當地一位“仲肯”換好了民族服裝和“仲廈”，對著中央電視臺的攝像機，為我們演唱格薩爾的故事片段。這位說唱藝人很和善很健談，既會藏語又懂漢語，言談舉止間似乎知道我們這些“觀光客”希望看到和聽到什么，他也很“配合”地給我們展示他帶有英國王冠標志的長佩刀，還用短佩刀割下風干的牛肉給聽他擺談的眾人吃。

　　而看管格薩爾王紀念堂的一位藏族長者，說不了漢語，在祭拜前煨桑時穿著破舊的塑料拖鞋，赤裸的上半身的一半曬得黝黑黝黑。在引導眾人參觀格薩爾王紀念堂時，也許是很久沒來過這么多參觀者，這位長者似乎露出了憨厚的笑容，但在進入紀念堂前，他還是以身作則地脫掉鞋子以示對格薩爾王的虔敬。當筆者表示對這位看門人的喜愛超過對那位說唱藝人時，阿來堅持認為對看門人古樸、憨厚、更能代表傳統藏人的印象認定是帶有先入為主的預設立場。他認為，如果說那位派發名片的說唱藝人受到了所謂現代文明的“污染”，那這種情形在非藏區更普遍更劇烈。

　　這種敏感和銳利貫穿著阿來對生活的體察，薩義德、蘇珊·桑塔格、許倬云等大學者的名字不時出現在阿來像美酒一樣喜好的思辨閱讀和形而上思考中。在青海7月舉行的第三屆中韓作家對話會的后半段，阿來和同行們被旅游大巴載著參觀青藏高原湖泊區的草原。許多人以湖泊草原作為背景照相，附近那些放牧牦牛與綿羊的牧民的藏族孩子，在這不是節日的日子里盛裝前來提供有償合影的服務。“這些小姑娘用很不文化多樣性的方式在外來者的照片中表演了一次文化多樣性”，阿來冷眼旁觀，“(那些照相的同行們)好多人已經忘記了我們在城市酒店的會議廳里說過的那些話題，他們不再說文化了，也不再深究這種消費與被消費的循環往復對于文化的意味了。只是有人抱怨這些小姑娘要價太高了，抱怨本該純樸的民族，本該天真的小姑娘怎么變得如此勢利了。”“今天，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是資本的無止境的貪婪所致，資本貪婪時，連普通百姓的生計都拋之于腦后，還遑論什么文化的保護”，阿來對保持文化多樣性的美好理念并不樂觀，“我對文化多樣性的悲觀其實是源于對人性的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