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新生

　　開國大典以一種華麗的姿態宣告了新中國的誕生，一個新政府如何帶領這個大國走向繁榮昌盛。毛澤東很冷靜地總結，“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時間開始了。

　　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掀開了新的一頁。一個新政權的確立，不可能是從天而降。從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到開幕，從政協會議十天的群體決策到開國大典，再從開國大典到一個完備政府的形成，被時空高度壓縮的1949年，對于新中國而言，注定是一個始終不曾被解讀完畢的一年。

　　500萬銀元打造“新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天——中午12時30分，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一部由西直門進入北平城，開始接管防務。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為新華社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里，毛澤東開章明義:“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新政府的準備工作也在籌備之中。就在毛澤東離開西柏坡進入北平的前一個月，中共“大管家”楊尚昆已經將中共中央轉移到北平后的駐地安全方案報給周恩來。李克農的意見是，從鄉村到城市，在時局最緊張的關頭，且北平是局部和平未經清理，應當引起最高的警惕。

　　從安全的角度考慮，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從涿縣乘專列到達北平的當天晚上就住進了中共中央的臨時駐點——香山。與毛澤東同一天到達北平的還有黃炎培，他則是住進中共中央為特邀人士準備的北京飯店。三年前，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就民主話題進行了討論，也因此給黃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月中旬，黃炎培攜妻帶子離開上海，化裝走香港。他在日記中記錄，是為第三次亡命：第一次清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去日本；第二次是民國十六年五月十九去大連。然而周恩來的赤誠邀請，使“亡命”不過半個月的黃炎培在3月1日就決然返京，準備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國的籌建中來。

　　毛澤東到達北平后的第三天，楊尚昆和范離去“新北平”(即今公主墳以西一帶)看房子，打算作為將來中央機關駐地。中央駐地問題一直難以定論，4月16日，楊尚昆致電周恩來，請求決定。“因目前急需著手布置，如決定經營新市區，則需要大修理和建筑部分房屋，購置家具，估計需人民券十億以上。”

　　國民黨統治下的金圓券其時已因通貨膨脹成為廢紙一張，市場上甚至開始以物易物，袁大頭式的銀元是最受歡迎的硬通貨。據8月8日湖南《中央日報》刊發《人民券受市民歡迎二千元換銀元一元》報道：“人民券向來信用卓著，與銀元的比值是二千元換銀元一元………”倘以此時民間幣值交換率計算，“新北平”的打造需要500萬銀元，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中共中央后來決定利用已有建筑，中南海就此進入視線。6月，中直機關從香山移入中南海，楊尚昆任中直機關臨時黨委書記。“新北平”最終沒有成為中央機關的駐地所在地。

　　被刪掉的“中華民國”

　　1949年9月21日晚，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

　　這一天，黃炎培的心情并不輕松，他聽說楊杰從云南準備來京，結果在香港被刺殺。大會開幕，他留意到，代表總數662人，出席635人。這天，黃炎培作為民建代表要發言，結果，他的發言被宋云彬批評為“既不莊嚴，又不松動，令人生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應該還是宋慶齡的發言，但宋云彬又說，“可惜她不會說國語，一口地道的上海話念出來，就沒有勁了。”

　　大會第一天有些意外狀況被很多人記錄下來。宋慶齡講話時，正雷電大作，電燈也忽然滅了。不久后又亮了。如同天氣一樣，散會出門時，徐鑄成發現，天空已是滿天星斗。

　　9月26日，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問題，代表們產生了爭議。周恩來說，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稱下加括弧簡稱“中華民國”，每次會議都有人表示累贅，當初之所以在《共同綱領》草案中寫入這一條，主要是為了顧及一部分人的意見，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創始的功績。張元濟發言贊成刪去，何香凝起身抗議。黃炎培和邵力子則稱可暫留，其他代表都主張刪除。這時，沈鈞儒說，去掉這四個字并無忽視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來就拿他的話作為結論，簡稱“中華民國”于是被刪除了。

　　西方媒體則在猜測中國政府亮相后的新陣容，美國合眾社此前發布了一條極不靠譜的消息，引用靈通的中國人士的說法稱：“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大概將被推選為中共發起的聯合政府的首屆主席。該聯合政府料將于“雙十節”在北平成立，中共主席毛澤東料將置身于聯合政府之外，但將保持其中共黨的領袖地位。”

　　新政權開始運轉

　　10月1日，入秋的北京，天氣陰涼。但很少人關注到天氣，下午3點，大典開始。

　　黃炎培在一片紅色中炫目，他感嘆，“燕都自遼金明清以來，殆未有之盛典。”《文匯報》主編徐鑄成記錄，前一天上午，他還特地到王府井大街理了發。“因明日開國大典，個人亦應有新面目也。”徐鑄成以一個職業記者的眼光和筆調記下了那一天的親歷親聞。當毛澤東大聲高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時，“全場一片歡騰”，他也禁不住“感極淚下”。

　　他和老朋友郭春濤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目睹盛況。21年前國民黨底定京津，也在天安門舉行慶祝大會，當時徐鑄成剛做記者，去參加采訪，郭春濤當時為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代表馮玉祥發言。吳稚暉代表中央致辭，說“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干，不要來而不干”。前塵往事，歷歷在目。徐鑄成問郭春濤有何感想，郭春濤沉吟片刻，說：“如果蔣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他也可能當主角吧？”

　　毛澤東的老對手蔣介石也在同一時刻聽到了那句十足湖南口音的宣告，對于住在廣州東山梅花村32號陳濟棠公館的蔣介石來說，這句在收音機過度雜音下的宣告聽起來甚至是尖銳和刺耳的。這些天來他唯一的安慰就是與夫人宋美齡的一次越洋通話，宋美齡在上一年的11月28日飛往美國請求杜魯門總統的援助，至今還在美國，得到的只是禮節性的話語和“美國不能向中國提供比計劃中的4億美元更多的援助”。那臺收音機仿佛是件不祥之物，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蔣介石又在巨大的噪聲中聽到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明，事實上，在新中國開國大典開始后僅兩個小時，蘇聯政府承認新中國的照會就已發到中南海。就在隨之而來的10月3日，中蘇建交。

　　1949年10月，中國北方已經是“解放區的天”，但南中國還沒有晴朗。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還在廣州。屬于舊的時間體系里的人，堅信他們的時代并沒有過去。10月8日，廣州的國民黨殘余政權，在行政院會議上通過了“通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團名單、中央人民政府人員名單，以及“附逆有據之官員”名單，其中包括錢昌照、吳有訓、張志讓、梁希、馬鴻賓等。也是在這一天，馬寅初告訴竺可楨，新政府四個委員會和三十個部的主持人物之所以遲遲不發表，“皆由小黨派之各欲占一席。”

　　10月18日，有多人找到黃炎培，權力最初分配開始出現“不大方的表示”。馬敘倫要求添一個政務院副秘書長，以許廣平推薦。致公黨陳其尤以副部長太低，不肯受。吳羹梅原是財經委員，暗中進行之結果，改為私營企業局副局長，而去掉委員。章乃器則要黃炎培向周恩來請求，準其兼任委員(政務)。“人太多，權力的分配不均勻，對個人而言，肯定有不如意的地方。”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胡為雄介紹，包括到五十年代評級，評元帥，大將、上將等，“也有人哭鼻子，毛澤東才批評說，男兒有淚不輕彈。”

　　胡為雄說，宏大的代表陣容，包括了各民主黨派，軍隊和各人民團體，各區域、各民族的代表，“各方面都達到了空前的統一”。開國大典后一個月，各單位開始正式辦公。新政權結構的確立支撐起了整個國家的運轉。隨后幾年，高度集聚社會資源能力的中共中央政府在空前統一的氛圍里完成了確立國家政權的一系列工作。帶著毛澤東個人深刻烙印的新中國起步了。

　　文 本刊記者 蘭燕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