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的諸葛亮

　　《三國演義》有意無意地把諸葛亮塑造成完美的人物，把智謀不恰當地無限拔高，這就難逃宣揚權謀、壞人心術的嫌疑了。

　　從官渡之戰曹操擊敗袁紹，到孫權聯合劉備，在赤壁打退曹操，這一過程就是寡頭的形成階段，形勢一日千變，殘酷而充滿血腥。這一期間，大小戰爭雖然為數極多，卻有一個共同趨勢，即：幾乎都是以小博大，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劉備開始時，勢單力孤，寄人籬下，自是無須再說。就是曹操，原也是白手起家，他在刺殺董卓不成之后，才開始招兵買馬。孫策“以天下三分，眾才一旅”，而他的一千士兵、五百匹馬，還是拿玉璽從袁術那里換來的。《三國演義》的巨大魅力，一多半也是由這種草創的力量帶來的吧。

　　英雄大業，都是他們赤手空拳草創而來的。他們所憑借的，只有與眾不同的風險意識和超人一等的智謀。

　　《三國演義》的作者十分崇尚智謀，諸葛亮就是這一觀念的典型象征，在周瑜、司馬懿等人身上，也有突出的表現。書中不僅寫出了兩軍相斗勇者勝，而且，還寫出了兩勇相斗智者勝。這樣有意突出這些智者，就使得三國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智力的競賽與角逐。

　　《三國演義》書中，最著力刻畫的當是諸葛亮，作者把他說成是一個充滿傳奇的人物，懂政治、精軍事、通外交，還能呼風喚雨。但就如魯迅先生所譏諷的，這樣的諸葛亮簡直“多智而近妖”了。

　　其實諸葛亮也有他許多的失算之處，他指導劉備謀取的兩大戰略地域，其中之一是荊州，可劉備得荊州之后，在戰略上始終處于被動局面，最終得而復失，損兵折將。

　　他的六出祁山也很笨。按照當時的情況，魏延建議諸葛亮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長安，兩路人馬夾擊曹軍，意見無疑是正確的。縱然不能收得全勝之效，也可占據局部的優勢。諸葛亮老對手司馬懿也是這種主張，說“若是吾用兵，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可見，對于諸葛亮戰略上的失誤，當時的人已經有所認識。

　　戰略失靈時，再巧妙的戰術，也只能取得短期和局部的優勢而已。仰賴智謀，將最后的資源全押在扭轉局面的“廣告”行動里，通常仍難逃失敗的命運。如此看來，諸葛亮的《隆中對》，充其量也就是一個二流的戰略策劃。

　　司馬懿說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彀中，破之必矣。”這是頗為中肯的評價。而《三國演義》不顧史實，有意無意地把諸葛亮塑造成完美的人物，把智謀不恰當地無限拔高，這就難逃宣揚權謀、壞人心術的嫌疑了。所以，主流社會才有了一個消毒的說法，叫老不看“三國”。

　　最近，更有人向管理界和文化界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彈”，稱諸葛亮其實是中國偽智慧的代表。而大多數中國人身上還都殘留著諸葛亮的偽智慧。

　　此人著書說，《三國演義》為諸葛亮所塑造的那些所謂的“智謀”，都不過是些小聰明、小伎倆而已，與真正的大智慧還相去甚遠，所以諸葛亮必敗。諸葛亮的偽智慧至少能列出如下幾條：

　　他違背承諾而拒還荊州，不顧信用而“三氣周瑜”，結果導致盟友反目，荊州遭襲；

　　他逞口舌之快而“舌戰群儒”，把談判變成爭論，把爭論變成了人身攻擊；

　　他自不量力，連年征伐，結果透支了國力，導致了蜀政權的日漸衰落；

　　他用“親征”去證明自己的軍事才能，卻把國家葬送在了龐大的“面子工程”里；

　　他“運籌帷幄”，卻上演了“決敗千里”的悲劇，因為他不懂調查和實踐；

　　他善于短線投機，擅長靠別人的失誤來獲利，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長線投資者司馬懿；

　　他推諉責任，把荊州之失歸咎于關羽的“剛而自矜”上，卻把自己的責任推了個一干二凈；

　　他舉輕若重，事必躬親，不僅透支了自己的健康，還給自己的后繼者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他計殺魏延，排擠楊儀，重用蔣琬、費袆等庸庸之輩，使國家失去了獨當一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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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此作者是決心要徹底顛覆諸葛亮“天下第一智者”的形象。我們應該承認，他是在用心良苦——將太多的心思放在權謀上，舍本逐末，實為不智。中國自古以來過于強調計謀、權謀，在《三國演義》中更體現得淋漓盡致，在讀者尤其草根讀者心中，以為這就是“大智慧”，不亦悲哉！——不過，歷史上，諸葛亮還是有大智慧的。

　　只有建立在個人能力之上，并依仗一定的資源，這樣的權謀才可以發揮更大、更長久的正面效果。遺憾的是，從《三國演義》中，我們看不出這三國在資源上的差異，只看見一群平面的人，至于他們背后所憑借的是什么，一無所知。

　　其實，對于小說人物，無論是攻擊還是辯護，意義并不大。著急上火，更有點小題大做。我們與其無限拔高諸葛亮之才，倒不如更多地著眼于諸葛亮之為人。諸葛亮不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

　　劉備臨死時，一面親口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一面給后主寫信，說“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應該以(諸葛)丞相為師”。字里行間，都是稱許諸葛亮道德足以服人。

　　有人批評諸葛亮治國太嚴，太喜歡用重典。“嚴”是事實。他為了挽救此前劉焉、劉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嚴。但，凡是要罰二十棍子以上，諸葛亮都要親自復判了以后，才許執行。我們又怎么可以說他喜歡打人、殺人呢？

　　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個“誠”字：他對君主，真心真意地盡忠，這是忠誠；他與同僚、部屬和諧共事，守信用，這是誠信。因為能誠，所以能公。公是沒有私心。因為公，所以才能平。

　　諸葛亮做到了賞罰公平，“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被賞的不敢驕傲，被罰的也毫無怨恨。古語說：“刑賞，忠厚之至。”便是這個意思。

　　直到今天，還有廟存在于成都、還在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的，不是司馬懿，不是劉備或后主，而是諸葛亮。

　　文 陳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