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書房”，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近日推出“名人書房系列”，最新推出葉永烈的《歷史在這里沉思——我的書房“沉思齋”》一書。葉永烈不僅擁有兩個書房，而且還擁有一個用私家游泳池改建的藏書室，收藏了5萬冊圖書，被稱為“知識的海洋”。本文摘編自該書。

　　我的書房，我的“私家檔案館”

　　我的書房，并不僅僅是藏書、讀書、寫書的地方，由于我長期從事紀實文學創(chuàng)作，積累了大批檔案和資料，成了一個規(guī)模不小、藏品豐富的“私家檔案館”。

　　我的“私家檔案館”，引起了上海檔案館的注意，幾度派人前來參觀，并商談能否捐贈部分藏品。

　　我的“私家檔案館”甚至還引起國家檔案局主辦《中國檔案》月刊的興趣。這家雜志的主編和記者一起訪問我的書房，寫了報道《作家葉永烈的“檔案情結(jié)”》:

　　一段眾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為一份檔案的披露而改寫了；一些較為敏感的政界人物檔案在“鐵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尋覓到了；一個收藏量大、品種多、擁有專業(yè)裝具和全套信息化裝備的“家庭檔案館”靜悄悄地形成了。

　　這些事情有，但不經(jīng)常發(fā)生。如果，這些事情都匯集在同一個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檔案”有關，就有些令人稱奇了。這個人就是葉永烈——一個人們似乎已經(jīng)很熟悉的作家。

　　這篇《作家葉永烈的“檔案情結(jié)”》報道稱我的“私家檔案館”里“館藏豐富”:

　　用“館藏豐富”來描述葉永烈書房里的一切絲毫不為過。諸如創(chuàng)作手稿、書信和諸如成績單之類紙質(zhì)材料，應屬檔案“原生態(tài)”一類的。照片和采訪錄音帶，自然是令專業(yè)檔案工作者羨慕不已的聲像檔案。而各種類別的專題圖書，則是利用率極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資料了。

　　毋庸置疑，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檔案館，館長姓葉。

　　《中國檔案》月刊的報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檔案館”的部分藏品:

　　現(xiàn)在的檔案利用存在哪些問題呢？作家葉永烈沒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緒卻很樂意地流向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是一個大量檔案還散存、散失在眾多基層單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檔案工作現(xiàn)狀卻戲劇性地成就了作家葉永烈利用檔案的“黃金時代”。

　　正是在一家棉紡織廠的人事檔案中，葉永烈發(fā)現(xiàn)了“四清”時期王秀珍的自傳，但他還來不及驚喜。那時，檔案雖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觸，可是廠方不讓拍照，更不讓復印，但這樣的利用規(guī)定沒有難倒作家。葉永烈取出一臺袖珍錄音機.一邊讀檔案一邊錄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據(jù)錄音整理。很快，他發(fā)覺這絕對不是一種省力的好辦法。辦法還有一個:抄！自此，他經(jīng)常早上六點就離開位于西區(qū)的家，前往東北角上的紡織廠抄檔案。

　　在位于外灘的一家市級機關里，葉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記，它的來歷還頗有些傳奇。原來王洪文進京后，他原來在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暢想”當年如何跟著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騰出一本“革命大事記”來。這份檔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們的階級烙印——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把紙張卷曲塞在一根鐵管中，這根鐵管在兩頭被焊死后就被藏進了墻壁里，秘不示人。如今，這份大事記就擺在作家的眼前。葉永烈二話不說，抄，還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寫勁頭感動了檔案工作人員，他們破例允許他拍照。葉永烈手里攥著膠卷，想想這可不是一般的膠卷啊！為安全保險起見，他自己做起沖洗的活來。就在那段時間里，葉永烈就這樣自己抄，自己拍，自己沖洗。不少珍貴檔案資料就這樣日積月累地收集起來。

　　“其實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并不一定在檔案館”，葉永烈不無得意地說道，隨即他信手拈來幾例，推介他的館藏珍品。

　　胡喬木在文革時期的“起居錄”。其中記錄了當時胡喬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動、來電等情況，細節(jié)之具體令人稱奇。沒人會想到這是出自于胡喬木警衛(wèi)人員之手，更沒人會想到這些質(zhì)樸的文字是警衛(wèi)人員根據(jù)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記錄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中。因為有一回周恩來總理要找胡喬木，卻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示胡喬木身邊工作人員要對胡喬木每日行蹤加以記錄。葉永烈費了一番周折借到手后，一口氣全部予以復印。

　　“安亭事件”中張春橋與王洪文的談判材料，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獻材料，知道這段歷史的人不少，但多數(shù)人沒見過原件。

　　但葉永烈見過，不但見過，還翻拍了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談判材料上有張春橋的簽字。這份珍貴材料可以在葉永烈撰寫的《江青畫傳》中見到。

　　傅雷的“閑散勞動力調(diào)查表”。這是日前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份有關傅雷的人事檔案。要知道當時傅雷是一個沒有單位的人，沒有單位就意味著沒有檔案。

　　隨著“四人幫”的審判結(jié)束，大批“兩案檔案”被集中移交給中央檔案館，檔案得到了妥善保管，可是“現(xiàn)在要利用檔案太困難了”。作家不無憂慮地如是說。

　　用書房廢膠片編成的新書《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

　　喜歡收藏的我，在書房里還保存了許多電影廢膠片。那是我當電影導演的時候，三天兩頭要剪輯影片。電影，每秒鐘拍攝二十四張畫面。一個一、二分鐘的鏡頭，要用掉很長的一段膠片。按照規(guī)定，每個鏡頭的頭尾都必須剪掉，這些剪下來的就成了廢膠片。在剪輯車間，這種廢膠片很多，每隔半個月左右，就要燒掉一批。我在剪輯影片的時候，如果畫面有保存價值，就把剪下來的廢膠片保存下來。

　　我保存這些廢膠片，原本只是作為從事電影工作的紀念。沒想到，在2003年10月，我竟然用廢膠片編成了一本新書《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

　　事情要從2003年8月10日說起。那天，兩位不速之客從香港來到上海我家。他們是香港無線電視臺的編導和攝影師，前來采訪。這一回香港電視記者采訪的話題與眾不同，他們要我談當年是如何進入“禁區(qū)”——中國航天訓練基地的。他們說，辦理前住那里采訪的申請，已經(jīng)快一年了，至今沒有下文。就連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在當時也同樣未能獲準。

　　香港媒體向來有一根敏感的神經(jīng)。他們得知，中國即將在2003年10月發(fā)射載人飛船，便追蹤這一新聞。我曾經(jīng)在24年前的1979年4月，在中國航天訓練基地采訪了將近半個月，拍攝了電影《載人航天》。我的特殊經(jīng)歷，引起了香港記者的注意，他們要我談在“禁區(qū)”內(nèi)的見聞。

　　結(jié)束談話之后，他們極想一睹電影《載人航天》。

　　我告訴他們，影片完成雙片之后，由于當時特殊的原因，沒有公映，被“雪藏”了。

　　香港無線電視臺的編導在回到香港之后，幾次來電詢問電影《載人航天》的下落。他們很希望在中國第一個“太空人”上天之際，能夠在香港公映這部見證中國載人航天歷史的不可多得的影片。我被他們執(zhí)著的精神所感動。

　　《載人航天》是我在電影制片廠編導的最后一部影片，我一直為這部影片沒有得以公映而抱憾多年。

　　于是，我打了許多電話，追尋《載人航天》雙片的下落，追尋《載人航天》底片的下落。更為重要的是查找《載人航天》底片。電影底片是“老母雞”。如果找到底片，即便沒有《載人航天》雙片，我也可以用底片印一份正片，然后重操導演舊業(yè)，剪出一部《載人航天》影片來。

　　《載人航天》的底片保存在上海電影技術廠。我向上海電影技術廠查問底片的下落。他們明確答復，在底片記錄本上，已經(jīng)查不到《載人航天》(當時片名叫《空間技術》)。按照上海電影技術廠的規(guī)定，一部電影如果在十年之內(nèi)沒有套底出片，他們就會把全部底片銷毀，不然底片倉庫無法容納那么多的底片。上海電影技術廠的答復，使我深感痛心。《載人航天》的底片被銷毀，意味著當年的辛勤勞作付諸東流，意味著一部記錄中國載人航天歷史的珍貴影片被無情地抹掉！

　　在萬般無奈之際，我記起，當年我在修剪電影《載人航天》時，曾經(jīng)把剪下的廢片保存起來。我趕緊打開書房里儲存廢膠片的鐵箱。上海每年都有黃梅天，經(jīng)歷了二十四春秋，那些廢膠片會不會發(fā)霉呢？由于我在箱子里面放了干燥劑，所有的廢膠片都安然無恙！

　　我找出電影《載人航天》的廢膠片，發(fā)現(xiàn)主要的鏡頭差不多都有。其中包括:1965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內(nèi)中有當年如何訓練小狗適應太空環(huán)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裝、小狗的上天和歸來。還有“重頭戲”——1979年中國訓練航天員的種種場景，如震動椅、離心機訓練，模擬艙訓練，種種太空食品等等。

　　面對如此豐富而珍貴的歷史畫面，我決心編選一本以圖片為主、講述中國載人航天歷史的圖書，以“焦點新聞，獨家報道”為特色，書名定為《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我從書房的“攝影倉庫”里又找出自己在國外拍攝的許多照片，內(nèi)中包括美國華盛頓航空航天博物館的許多照片，美國舊金山“黃蜂號”航空母艦上阿波羅登月飛船回收艙照片，俄羅斯莫斯科宇宙火箭紀念碑照片，當年蘇聯(lián)的“暴風雨”號航天飛機照片……

　　我花費二十來天的時間，寫出《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并配好了大量歷史珍貴圖片。上海科普出版社當即把這本書列為重點書，以最快的速度排印，趕在2003年10月中國第一位“太空人”上天時出版。

　　我親自帶書稿前往北京，完成了報審手續(xù)。2003年10月16日，當中國第一位“太空人”楊利偉從太空歸來之際，這部用廢膠片編成的新著《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也與讀者見面了。10月17日，中國新聞社也從北京發(fā)出的電訊，介紹這本新書:

　　當人們?yōu)橹袊�第一“太空人”楊利偉的成功返回而歡呼時，當他所屬團隊一共十四名宇航員被此間部分媒體稱為“中國首批宇航員”時，今天發(fā)行的一本名為《飛天夢》的書，卻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說法:中國首批宇航員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jīng)誕生。

　　一向自稱“舊聞記者”的著名作家葉永烈另辟蹊徑，以《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為題，同時配合四百多張照片，圖文并茂地講述了一段不為人知的航天史，從而成為獨家報道。

　　他在書中披露，“早在1971年5月，中國宇航籌備組就已成立，著手選拔宇航員，計劃在1973年年底發(fā)射‘曙光一號’載人飛船。當時，選拔宇航員的工作嚴格保密，以‘體檢’的名義進行，從上千名殲擊機飛行員之中，選拔出了十九名宇航員。”“然而就在中國載人航天緊鑼密鼓進行的時候。當年的‘九一三’事件，使空軍成為‘批林運動’的重點。中國宇航員的選拔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中國發(fā)射‘曙光一號’飛船的計劃也因此擱淺。”

　　另一耐人尋味的情節(jié)是:有如前蘇聯(lián)先于載人航天把小狗送上飛船，中國也曾于一九六五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書中二十多幅彩色照片記錄了當年如何訓練小狗適應太空環(huán)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裝、小狗的上天和歸來。

　　葉永烈在接受記者電話專訪時說，二十四年前他受命擔任影片《向宇宙進軍》的編導，這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影片分為三輯，即《飛出地球去》、《衛(wèi)星的應用》和《載人航天》。影片完成之后，錢學森親自審看，表示滿意。第一輯和第二輯隨即公映，而《載人航天》則因事關機密只在內(nèi)部小范圍放映。

　　他說:“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當時擔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正是錢老的批準，我才得以率攝制組進駐中國航天訓練基地長達半個月，拍攝了這部電影的第三輯。”

　　得知中國已經(jīng)成功完成載人航天的消息，葉永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說這是老一輩科學家們的夙愿，也是中華民族百年夢圓。

　　10月17日，新華社也從北京發(fā)出記者劉江的電訊，介紹《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一書，標題是《葉永烈的“飛天夢”——穿梭于幻想與現(xiàn)實之間》16日，就在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成功返回的當天，葉永烈的新作《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也開始面市。……葉永烈自己的“飛天夢”已經(jīng)編織了四十多年。1961年，人類首位太空訪客——前蘇聯(lián)宇航員尤里·加加林成功踏入太空，這件事給年輕的葉永烈強烈震動。當年，他滿懷熱情和憧憬，撰寫了后來風靡一時的科幻小說《小靈通漫游未來》。

　　兩家中國的大通訊社同時報道一本用廢膠片編成的書，使我受到極大的鼓舞，同時也表明了我書房里的“庫存”何等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