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書房”，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近日推出“名人書房系列”，最新推出葉永烈的《歷史在這里沉思——我的書房“沉思齋”》一書。葉永烈不僅擁有兩個書房，而且還擁有一個用私家游泳池改建的藏書室，收藏了5萬冊圖書，被稱為“知識的海洋”。本文摘編自該書。

　　我的書房，我的“私家檔案館”

　　我的書房，并不僅僅是藏書、讀書、寫書的地方，由于我長期從事紀實文學創作，積累了大批檔案和資料，成了一個規模不小、藏品豐富的“私家檔案館”。

　　我的“私家檔案館”，引起了上海檔案館的注意，幾度派人前來參觀，并商談能否捐贈部分藏品。

　　我的“私家檔案館”甚至還引起國家檔案局主辦《中國檔案》月刊的興趣。這家雜志的主編和記者一起訪問我的書房，寫了報道《作家葉永烈的“檔案情結”》:

　　一段眾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為一份檔案的披露而改寫了；一些較為敏感的政界人物檔案在“鐵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尋覓到了；一個收藏量大、品種多、擁有專業裝具和全套信息化裝備的“家庭檔案館”靜悄悄地形成了。

　　這些事情有，但不經常發生。如果，這些事情都匯集在同一個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檔案”有關，就有些令人稱奇了。這個人就是葉永烈——一個人們似乎已經很熟悉的作家。

　　這篇《作家葉永烈的“檔案情結”》報道稱我的“私家檔案館”里“館藏豐富”:

　　用“館藏豐富”來描述葉永烈書房里的一切絲毫不為過。諸如創作手稿、書信和諸如成績單之類紙質材料，應屬檔案“原生態”一類的。照片和采訪錄音帶，自然是令專業檔案工作者羨慕不已的聲像檔案。而各種類別的專題圖書，則是利用率極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資料了。

　　毋庸置疑，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檔案館，館長姓葉。

　　《中國檔案》月刊的報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檔案館”的部分藏品:

　　現在的檔案利用存在哪些問題呢？作家葉永烈沒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緒卻很樂意地流向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是一個大量檔案還散存、散失在眾多基層單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檔案工作現狀卻戲劇性地成就了作家葉永烈利用檔案的“黃金時代”。

　　正是在一家棉紡織廠的人事檔案中，葉永烈發現了“四清”時期王秀珍的自傳，但他還來不及驚喜。那時，檔案雖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觸，可是廠方不讓拍照，更不讓復印，但這樣的利用規定沒有難倒作家。葉永烈取出一臺袖珍錄音機.一邊讀檔案一邊錄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據錄音整理。很快，他發覺這絕對不是一種省力的好辦法。辦法還有一個:抄！自此，他經常早上六點就離開位于西區的家，前往東北角上的紡織廠抄檔案。

　　在位于外灘的一家市級機關里，葉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記，它的來歷還頗有些傳奇。原來王洪文進京后，他原來在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暢想”當年如何跟著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騰出一本“革命大事記”來。這份檔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們的階級烙印——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把紙張卷曲塞在一根鐵管中，這根鐵管在兩頭被焊死后就被藏進了墻壁里，秘不示人。如今，這份大事記就擺在作家的眼前。葉永烈二話不說，抄，還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寫勁頭感動了檔案工作人員，他們破例允許他拍照。葉永烈手里攥著膠卷，想想這可不是一般的膠卷啊！為安全保險起見，他自己做起沖洗的活來。就在那段時間里，葉永烈就這樣自己抄，自己拍，自己沖洗。不少珍貴檔案資料就這樣日積月累地收集起來。

　　“其實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并不一定在檔案館”，葉永烈不無得意地說道，隨即他信手拈來幾例，推介他的館藏珍品。

　　胡喬木在文革時期的“起居錄”。其中記錄了當時胡喬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動、來電等情況，細節之具體令人稱奇。沒人會想到這是出自于胡喬木警衛人員之手，更沒人會想到這些質樸的文字是警衛人員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記錄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中。因為有一回周恩來總理要找胡喬木，卻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示胡喬木身邊工作人員要對胡喬木每日行蹤加以記錄。葉永烈費了一番周折借到手后，一口氣全部予以復印。

　　“安亭事件”中張春橋與王洪文的談判材料，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獻材料，知道這段歷史的人不少，但多數人沒見過原件。

　　但葉永烈見過，不但見過，還翻拍了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談判材料上有張春橋的簽字。這份珍貴材料可以在葉永烈撰寫的《江青畫傳》中見到。

　　傅雷的“閑散勞動力調查表”。這是日前發現的唯一一份有關傅雷的人事檔案。要知道當時傅雷是一個沒有單位的人，沒有單位就意味著沒有檔案。

　　隨著“四人幫”的審判結束，大批“兩案檔案”被集中移交給中央檔案館，檔案得到了妥善保管，可是“現在要利用檔案太困難了”。作家不無憂慮地如是說。

　　用書房廢膠片編成的新書《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

　　喜歡收藏的我，在書房里還保存了許多電影廢膠片。那是我當電影導演的時候，三天兩頭要剪輯影片。電影，每秒鐘拍攝二十四張畫面。一個一、二分鐘的鏡頭，要用掉很長的一段膠片。按照規定，每個鏡頭的頭尾都必須剪掉，這些剪下來的就成了廢膠片。在剪輯車間，這種廢膠片很多，每隔半個月左右，就要燒掉一批。我在剪輯影片的時候，如果畫面有保存價值，就把剪下來的廢膠片保存下來。

　　我保存這些廢膠片，原本只是作為從事電影工作的紀念。沒想到，在2003年10月，我竟然用廢膠片編成了一本新書《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

　　事情要從2003年8月10日說起。那天，兩位不速之客從香港來到上海我家。他們是香港無線電視臺的編導和攝影師，前來采訪。這一回香港電視記者采訪的話題與眾不同，他們要我談當年是如何進入“禁區”——中國航天訓練基地的。他們說，辦理前住那里采訪的申請，已經快一年了，至今沒有下文。就連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在當時也同樣未能獲準。

　　香港媒體向來有一根敏感的神經。他們得知，中國即將在2003年10月發射載人飛船，便追蹤這一新聞。我曾經在24年前的1979年4月，在中國航天訓練基地采訪了將近半個月，拍攝了電影《載人航天》。我的特殊經歷，引起了香港記者的注意，他們要我談在“禁區”內的見聞。

　　結束談話之后，他們極想一睹電影《載人航天》。

　　我告訴他們，影片完成雙片之后，由于當時特殊的原因，沒有公映，被“雪藏”了。

　　香港無線電視臺的編導在回到香港之后，幾次來電詢問電影《載人航天》的下落。他們很希望在中國第一個“太空人”上天之際，能夠在香港公映這部見證中國載人航天歷史的不可多得的影片。我被他們執著的精神所感動。

　　《載人航天》是我在電影制片廠編導的最后一部影片，我一直為這部影片沒有得以公映而抱憾多年。

　　于是，我打了許多電話，追尋《載人航天》雙片的下落，追尋《載人航天》底片的下落。更為重要的是查找《載人航天》底片。電影底片是“老母雞”。如果找到底片，即便沒有《載人航天》雙片，我也可以用底片印一份正片，然后重操導演舊業，剪出一部《載人航天》影片來。

　　《載人航天》的底片保存在上海電影技術廠。我向上海電影技術廠查問底片的下落。他們明確答復，在底片記錄本上，已經查不到《載人航天》(當時片名叫《空間技術》)。按照上海電影技術廠的規定，一部電影如果在十年之內沒有套底出片，他們就會把全部底片銷毀，不然底片倉庫無法容納那么多的底片。上海電影技術廠的答復，使我深感痛心。《載人航天》的底片被銷毀，意味著當年的辛勤勞作付諸東流，意味著一部記錄中國載人航天歷史的珍貴影片被無情地抹掉！

　　在萬般無奈之際，我記起，當年我在修剪電影《載人航天》時，曾經把剪下的廢片保存起來。我趕緊打開書房里儲存廢膠片的鐵箱。上海每年都有黃梅天，經歷了二十四春秋，那些廢膠片會不會發霉呢？由于我在箱子里面放了干燥劑，所有的廢膠片都安然無恙！

　　我找出電影《載人航天》的廢膠片，發現主要的鏡頭差不多都有。其中包括:1965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內中有當年如何訓練小狗適應太空環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裝、小狗的上天和歸來。還有“重頭戲”——1979年中國訓練航天員的種種場景，如震動椅、離心機訓練，模擬艙訓練，種種太空食品等等。

　　面對如此豐富而珍貴的歷史畫面，我決心編選一本以圖片為主、講述中國載人航天歷史的圖書，以“焦點新聞，獨家報道”為特色，書名定為《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我從書房的“攝影倉庫”里又找出自己在國外拍攝的許多照片，內中包括美國華盛頓航空航天博物館的許多照片，美國舊金山“黃蜂號”航空母艦上阿波羅登月飛船回收艙照片，俄羅斯莫斯科宇宙火箭紀念碑照片，當年蘇聯的“暴風雨”號航天飛機照片……

　　我花費二十來天的時間，寫出《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并配好了大量歷史珍貴圖片。上海科普出版社當即把這本書列為重點書，以最快的速度排印，趕在2003年10月中國第一位“太空人”上天時出版。

　　我親自帶書稿前往北京，完成了報審手續。2003年10月16日，當中國第一位“太空人”楊利偉從太空歸來之際，這部用廢膠片編成的新著《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也與讀者見面了。10月17日，中國新聞社也從北京發出的電訊，介紹這本新書:

　　當人們為中國第一“太空人”楊利偉的成功返回而歡呼時，當他所屬團隊一共十四名宇航員被此間部分媒體稱為“中國首批宇航員”時，今天發行的一本名為《飛天夢》的書，卻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說法:中國首批宇航員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誕生。

　　一向自稱“舊聞記者”的著名作家葉永烈另辟蹊徑，以《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為題，同時配合四百多張照片，圖文并茂地講述了一段不為人知的航天史，從而成為獨家報道。

　　他在書中披露，“早在1971年5月，中國宇航籌備組就已成立，著手選拔宇航員，計劃在1973年年底發射‘曙光一號’載人飛船。當時，選拔宇航員的工作嚴格保密，以‘體檢’的名義進行，從上千名殲擊機飛行員之中，選拔出了十九名宇航員。”“然而就在中國載人航天緊鑼密鼓進行的時候。當年的‘九一三’事件，使空軍成為‘批林運動’的重點。中國宇航員的選拔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中國發射‘曙光一號’飛船的計劃也因此擱淺。”

　　另一耐人尋味的情節是:有如前蘇聯先于載人航天把小狗送上飛船，中國也曾于一九六五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書中二十多幅彩色照片記錄了當年如何訓練小狗適應太空環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裝、小狗的上天和歸來。

　　葉永烈在接受記者電話專訪時說，二十四年前他受命擔任影片《向宇宙進軍》的編導，這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影片分為三輯，即《飛出地球去》、《衛星的應用》和《載人航天》。影片完成之后，錢學森親自審看，表示滿意。第一輯和第二輯隨即公映，而《載人航天》則因事關機密只在內部小范圍放映。

　　他說:“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當時擔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正是錢老的批準，我才得以率攝制組進駐中國航天訓練基地長達半個月，拍攝了這部電影的第三輯。”

　　得知中國已經成功完成載人航天的消息，葉永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說這是老一輩科學家們的夙愿，也是中華民族百年夢圓。

　　10月17日，新華社也從北京發出記者劉江的電訊，介紹《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一書，標題是《葉永烈的“飛天夢”——穿梭于幻想與現實之間》16日，就在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成功返回的當天，葉永烈的新作《飛天夢——目擊中國航天秘史》也開始面市。……葉永烈自己的“飛天夢”已經編織了四十多年。1961年，人類首位太空訪客——前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成功踏入太空，這件事給年輕的葉永烈強烈震動。當年，他滿懷熱情和憧憬，撰寫了后來風靡一時的科幻小說《小靈通漫游未來》。

　　兩家中國的大通訊社同時報道一本用廢膠片編成的書，使我受到極大的鼓舞，同時也表明了我書房里的“庫存”何等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