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讀到朱德熙關于語言學的一篇文章，頗為佩服。忽想起他與汪曾祺的友情，一時感慨良多。

　　他們相識在西南聯(lián)大，年輕時不分彼此，直到晚年，依然來往頻繁。朱德熙是蘇州人，生于吉林長春。入聯(lián)大的時候進物理系，后因為喜歡古文字學而轉(zhuǎn)學到中文系。他鐘情昆曲，諳于詩文，身上有士大夫的氣質(zhì)。汪曾祺拍曲的時候，總和他在一起，說他們情同手足也是對的。有一年朱德熙大病一場，是汪曾祺護理著，那些年在昆明的苦樂，真的是一起分享的。

　　朱德熙在氣質(zhì)上和汪曾祺略有不同，是適合教書的人，能在校園呆下去。汪曾祺要野一點，隨便慣了，不適宜做邏輯性強的工作。朱氏在學問上受到許多前人的影響，和王力、呂叔湘也有諸多相通的地方。他和王瑤的關系亦好，與丁石孫等人相處也不錯，是個隨和的人。他的氣質(zhì)里有儒雅的因素，知識面廣。汪曾祺和朱德熙經(jīng)常泡茶館，偶也到飯店打點牙祭。交往中，彼此的了解可謂兄弟。何孔敬在《長相思朱德熙其人》一書中說：

　　同學中，德熙最欣賞曾祺，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曾祺將來肯定是個了不起的作家。”

　　曾祺有過一次失戀，睡在房里兩天兩夜不起床。房東王老伯嚇壞了，以為曾祺失戀想不開了。正在發(fā)愁時，德熙來了，王老伯高興地對女兒(我中學的同學王昆芳)說：“朱先生來了，曾祺就沒有事了。”

　　德熙賣了自己的一本物理書，換了錢，把曾祺請到一家小飯館，還給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澆了愁，沒事了。

　　后來德熙對我說：“那個女人沒眼力。”

　　記得汪曾祺在文章中也講到德熙賣書請其喝酒的事，但戀愛的事情絕沒談起。英雄也有走麥城的時候，青年時候的汪曾祺，總有種失敗的感覺，認為晦氣與己相伴而行。中老年后，他淡薄一切，和早年的記憶或許有關。有的戀意與期望，如流水一般，走了就走了吧。

　　朱德熙后來在清華大學教書，院系調(diào)整后，他去了北大，成了王力之后最好的語言學教授之一。名氣也越來越大，后來做了北大的副校長。上世紀50年代初，曾去保加利亞教授漢語，在那時候是受重用的人物。不過回國后，政治運動多，學業(yè)自然受到影響，和汪曾祺一樣，一直在風雨里蕩來蕩去。只是“文革”結束后，才和汪曾祺一家往來增多了。何孔敬回憶說：

　　上世紀八十年代，德熙和曾祺來往相當頻繁。

　　有回曾祺和松卿來了。剛好德熙由昆明出差回來，帶回一大塊昆明的宣威火腿。德熙關照我說：“孔敬，今天曾祺來了，切塊昆明宣威火腿蒸蒸，給曾祺下酒。”

　　想不到曾祺就了火腿喝了大半瓶洋酒和大半瓶茅臺酒。松卿發(fā)話了，說：“曾祺吶！我看你夠了，不要再喝了。”德熙說：“曾祺喝酒很少喝醉，就由曾祺喝吧！”

　　曾祺邊喝酒，邊抽香煙，邊和德熙談天。兩人談著談著，談到昆曲上來了。曾祺沖我一笑，問我說：“孔敬，你和德熙唱昆曲，最喜歡哪出戲？”這一問，問得我面紅耳赤地說不出話來。德熙說：“她會《游園驚夢》。我去拿笛子，你吹，由孔敬來唱。”曾祺說：“多年不吹笛子了，門牙沒有了，還能吹嗎？試試看。”曾祺試吹了笛子，笑嘻嘻地說：“奇怪，門牙沒了，還能吹。”

　　在友人家里的放松、自在與士大夫式的飄然，那是老一代學人才有的境界。汪曾祺后來名聲大振，朱德熙頗為得意，以有這樣的朋友為樂。其實汪曾祺在一些地方也得力于這位老同學，從朱德熙那里學到了不少東西。汪曾祺佩服朱德熙的學問，但并不都認可他的所有觀點。兩人討論的問題很廣，有時是很專業(yè)的東西。查汪氏的信札，有致朱德熙的數(shù)封，都是難得的資料。比如在“文革”期間，汪氏給朱德熙的信件沒有一點時代投影，倒像是民國文人的文字，頗為好玩。1973年1月4日，他寫道：

　　《戰(zhàn)國文字研究》收到。這回我倒是讀得很有興趣，雖然還未讀完。我覺得邏輯很嚴謹，文體清俊。

　　不知是不是你有一次問我，古代文人搽臉的粉是不是米做的，仿佛這跟馬王堆老太太的隨葬品有點什么關系。近日每在睡前翻看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以催眠，卷二“谷類·稻”(一四六頁)云：“米部曰：粉，傅面者也，可澄也。許不言何粉，大鄭云豆屑是也。”又“糵米”：“此正是以米為糵爾，非別米名也。末其米，脂和傅面，亦使皮膚悅澤……”看來，說中國古代(漢以前？)婦女以米涂面(我疑惑古人是以某種油脂或草木的“澤”合著粉而涂在臉上，非為后來似的用粉撲子撲上去)，是不錯的。沈公有次說中國本用蛤粉，不知有何根據(jù)。蛤蜊這玩意本來是很不普遍的。記不清是《夢溪筆談》還是《容齋隨筆》里有一條，北人庖饌，慣用油炸，有饋蛤蜊一篚，大師傅亦以油(連殼)炸之至焦黑。蛤肉尚不解吃，蛤粉之用豈能廣遠？蛤粉后世唯中藥店有賣，大概有止瀉的作用，搽臉則似乎無論大家小戶悉用鉛粉了。鉛粉不知起于何代，《洛神賦》已有“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李善注：“鉛華，粉也”。又偶翻《太平御覽》果木門·荔枝條，引后漢書云：“胡粉傅面，搔首弄姿”。所謂“胡粉”，我想乃是鉛粉。不過這是想當然耳，還沒有查到文獻根據(jù)。以上這些，不知道對你有沒有一點用處。

　　在許多通信里，汪氏的考據(jù)與辨析能力是高的。我想他的這種能力比大學里的教授不差，只是有點隨意，乃讀書得間所致。他覺得學問要有點趣味，思想是該在趣味中進行的。可是那時候大學里的老師，在學問上顯得干癟，把豐富的東西窄化，有趣的東西枯燥化。1972年底，在致朱德熙的信里有這樣一段話：

　　所讀妙書是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最后五分鐘一出獨折戲附北平語調(diào)的研究》。這書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國書店的亂書堆中找到，為劇團資料室購得的。你看過沒有？這真是一本妙書！比他譯的《愛麗絲漫游奇境記》還要好玩兒。他這個戲譜和語調(diào)研究，應該作為戲劇學校臺詞課的讀本。這本書應當翻印一下，發(fā)到每個劇團。你如沒看過，等資料室登記落賬后我即借出寄來給你。如已看過或北大有這本書，那就算了。

　　讀了趙書，我又想起過去多次有過的感想，那時候那樣的人，做學問，好像都很快樂，那么有生氣，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現(xiàn)在你們反倒沒有了呢？比如：“沒有讀物，全憑著演繹式的國音教學法來教是——多數(shù)人學不會的，就是有少數(shù)的特別腦子的人這么樣學會了它，他沒有書報刊，他學它干嘛？”(序)你們?yōu)槭裁炊疾贿@樣寫文章呢？現(xiàn)在多提倡這樣的文風啊，比如：“這樣長的文章，誰看？”多好！語言學家的文章要有“神氣”，這樣就可逼一下作家，將作家一軍。此事有關一代文風，希望你帶頭闖一下。

　　在“文革”的環(huán)境下，那么清醒地思考文風，與時代的距離殊遠，透露出對流行的文化的厭惡。他身在“樣板團”，卻知道那里的問題。也知道整個中國的文化界出了問題。“文革”的最大不幸，是沒有了自己的思想，連表達都不會了。這個情況如果發(fā)生在知識界，就更為可怕。大學教授在八股的寫作中時，思想界就真的無智無趣了。而實際的情況真的這樣，他和友人交流中的憂慮，看出與時代的疏離。身在此地，心卻高遠，寄存在別一世界，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朱德熙深知這位老友的價值，他也許是贊佩汪氏的觀點吧。語言學家，也可以把文章寫得很漂亮的。王力、呂叔湘都是好的文學家。后來搞文學與搞語言的分得太清，彼此都有點隔膜了。倒是張中行這樣的人，把文史哲打通，境界大開，使人為之一振。學問的深與趣味的真，連為一體，妙意搖曳，多有閃光，那是汪曾祺也自嘆弗如的。 （孫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