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錢學森在中國科協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科協主席，至1991年5月在中國科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辭去主席，當選為名譽主席，任期一屆，共5年時間。

　　2007年國防工業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錢學森書信》。在《書信》第二卷上，看到錢老1984年9月28日給時任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鮑奕珊同志的信，使我回憶起錢老出任科協主席并不那么“順利”的過程，令人起敬。

　　科協“二大”是1980年召開的，當時錢學森是科協下屬的中國力學學會理事長和中國自動化學會理事長，并被推選為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出席了會議。大會結束時當選為副主席，周培源為主席。二屆副主席還有嚴濟慈、茅以升、錢三強等。

　　按科協章程規定，5年一屆。所以從二屆第四個年頭，即1984年初就開始醞釀科協換屆事宜。我因擔任錢老的秘書，常常隨他到科學會堂參加科協的會議，經歷了換屆的主要醞釀過程。

　　“這老爺子是真不想當主席，他在會上發火了”

　　1984年初，中國科協在周老主持下開過主席會議、常委會等。這些會議都談到換屆問題，大家一致推薦錢學森為下屆主席候選人，但錢老本人堅決不同意。他甚至在會上和別人爭得面紅耳赤，決不退讓。弄得周老和其他副主席十分難辦。我作為錢老的秘書列席這些會議，在討論人事安排問題時便“自覺地”退出會場，坐在走廊的長椅上休息。但會議室激烈爭論的聲音還是聽得見的。科學會堂的服務員進去上茶，出來后對我說“這錢老爺子是真不想當主席，他在會上發火了，我在這兒當了這么多年服務員，還從沒見過這種陣式”。

　　1984底，中國科協在周老主持下，召開二屆五次全國委員會會議。大會在京豐賓館召開。會議安排的主要日程是：由副主席錢三強致開幕詞；主席周培源作工作報告；副主席錢學森致閉幕詞。開會前夕，主持科協日常工作的書記處書記裴麗生(他也是二屆副主席之一)帶領科協工作人員來錢老辦公室，把閉幕詞的講稿拿給他看，征求他的意見，我則坐在一邊作記錄。

　　稿子不長，錢老很快看完后說：“這個稿子我沒意見，但我建議最后加一段話，說明我錢學森不適合擔任下屆科協主席。你們要是同意加上，這個稿子我念。你們要是不同意，那我就不念，你們另請高明”。談話的氣氛一時有點尷尬。但像裴老這樣的老革命家，長期做領導工作，還是很會協調這種難題的。裴老略微思考后說：“學森同志，你看可不可以這么辦：你要講的那段話，不要正式寫在文件上。念完閉幕詞，你可以在會上講一段你要說的話”。錢老聽后點頭同意，這件事就定下來了。

　　等到閉幕會這一天，錢學森致閉幕詞。當他念完閉幕詞的稿子，開口說：“我要補充一點，說明我本人不適合擔任下屆科協主席……”他下面的話剛一說出口，臺下一片掌聲。他再張口講話，又是一陣熱烈掌聲。幾個回合的“倒彩”使他無法講下去。就在他又要開口講話時，突然臺下一個人舉手，要求發言(當時我未看清是誰)，主持會議的周培源主席表示同意。發言者說：“錢老，關于您個人的事情，就不要在大會上講了”。他的發言又迎來一片更為持久的熱烈掌聲。錢學森講不下去了，周老立即宣布大會結束。

　　由于錢學森決意不當科協主席，使換屆工作進行不下去了。以至于科協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得不推遲召開，80多歲的周培源老先生按章程屆滿以后還不能退下來，又多當了一年主席。

　　這就是錢學森1984年9月28日給二屆科協書記處書記鮑奕珊寫信，說他不能當科協“三大”代表的原因(原信見國防工業出版社2007年5月版《錢學森書信》第2卷第37頁)。一般讀者看了這封信會不明白：一個科協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是什么大事，值得錢老親自寫信請辭？孰不知，他若同意當“三大”代表，必會被選為三屆常委，又必會被選為三屆主席。接著他會在全國政協接替周培源，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而這，正是他不愿意干的。他常說自己只是一名科技人員，不是一塊“當官”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不會同意擔任力學所所長，也不會同意擔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七機部副部長和國防科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職務。這些職務都是后來在他主動而堅決要求下辭去的。即便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能享受“四副兩高”黨和國家領導人待遇，他也毫不在意。

　　科協換屆終于提上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日程

　　科協換屆的問題成了個大難題。這個問題終于提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日程。中央書記處根據廣大科技人員的意見，“建議”錢學森出任中國科協三屆主席。中央書記處的“建議”是什么意思？實際上就是告訴身為中共黨員的錢學森，這是中央的決定。但錢學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學家，中央書記處自然不會簡單從事。于是決定由主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找錢學森談話，同時由錢學森在軍內的上司、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也找錢學森談話。中央在這個工作上的周到細致，由此可見一斑。

　　我這個小秘書當然不可能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我只是旁聽了方毅與錢學森在錢老辦公室的談話知道這個情況的。而楊尚昆與錢學森談話，地點在三座門中央軍委楊尚昆的辦公室。談完話，錢老回到國防科工委，把情況和我簡單說了說。

　　就我的記憶，方、楊二位中央首長和錢學森談話的主要精神是：“錢老啊(這是方毅的口氣，而楊尚昆是稱他“學森同志”)，你當下屆科協主席是眾望所歸，不是中央強迫你當，我們中央書記處也不能違背廣大科技人員的意愿��！我知道你的態度，書記處派我來做通你的思想工作，我覺得是件難辦的差事。今天要是完不成任務，我沒法回去向書記處交差”。方毅的話雖然說得懇切而又堅定，但錢老還是重申了他不當科協主席的理由：“我長期在國防部門工作，習慣了軍隊的一套。而科協是個‘群眾團體’，不好管，當主席麻煩事太多。我年紀不小了，剛剛從國防科研第一線退下來，我想集中余生有限的精力，從事學術研究，這是我的所長。我不是塊‘當官’的料，把我推上去也完不成組織上交給的任務。與其如此，還不如考慮其他人選為好”。他向方毅推薦了另外兩位科學家的名字，說“他們都比我更合適”。

　　方毅針對錢老的意見說：“你想集中精力研究學術，這是好事，我支持。可以這么辦，科協下屆書記處的組成名單由你提出，成立一個強有力的辦事機構。日常事務都由他們處理，不許他們拿那些雜七雜八的事來干擾你，你只需把把方向。你看這么辦好嗎？”

　　錢老還想說話，方毅沒讓他接話茬兒，隨之便用一位中央領導人的口氣說：“學森同志，你有什么困難，盡管提，所有的困難我們都為你解決，只是有一條，科協主席的名兒你必須掛。就算是掛名你也得掛”。

　　話說到這個份上，錢老似乎不好再說什么，遲疑的瞬間，方毅起身說：“我的任務完成了”。錢學森連頭還沒來得及點，方毅便握手告辭了。

　　連鄧穎超大姐也親自來做思想工作

　　知道錢學森思想并未通。楊尚昆又約他到三座門談話。談話回來，錢老簡單對我說：“還是那件事，看來不答應是不行了。楊尚昆問我有什么要求，我就提了一件事，不當《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任(錢老是第一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任，又兼《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副主任。接著要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也要他當編委會副主任)。楊說‘這是我們軍隊的事，好辦’。他拿起一號臺電話，要通了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他是《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委會主任)。從楊尚昆的電話聽出，宋不同意。楊說你不要再說什么，就這么定了，讓學森同志給你推薦合適人選”。楊尚昆雖然說定了，但宋時輪仍不想放棄。軍事百科開會，還要通知錢學森參加。這就是到1986年3月15日錢老又親筆給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寫信，推薦朱光亞接替他的工作，并拒不出席軍科會議的原因(原信見國防工業出版社2007年5月版《錢學森書信》第3卷第99頁)。

　　經過這兩輪談話，中央領導同志仍不放心，于是又請出鄧穎超同志。鄧大姐不僅德高望重，還是錢學森在北京師大附小念書時的老師，二人常常師生相稱。鄧大姐約錢學森到中南海談話，這個面子錢學森就不能不給了。說到將要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事，鄧大姐說：“這好辦，我告訴政協機關，叫他們平時不找你的麻煩”�！�—這也是錢老回來對我說的。

　　當完一屆科協主席，第三屆中國科協到1991年換屆，由于錢學森堅持不連任，大會選舉朱光亞為中國科協第四屆主席。朱光亞也只任一屆，到1996年選周光召為五屆主席。 2002年科協又要換屆，中央組織部的人員去錢老家，征求這位年已91歲高齡的老科學家的意見。中組部的同志說：“錢老，聽說你當中國科協主席時有個規定，科協主席只干一屆，是這樣嗎？”

　　91歲高齡的錢學森仍頭腦清晰，思維敏捷，他幽默地說：“沒這回事，我從來不搞‘土政策’，我那時說的是指我自己”。一句話，把中組部的年輕同志逗樂了。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錢學森當選中國科協主席的經過。

　　一輩子沒向組織提過任何待遇問題，倒是主動要求過降低待遇　　

　　《錢學森書信》中有許多請辭各種職務和拒不擔任一些職務的信，如主動要求辭去國防科委副主任，堅決要求辭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還有辭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明獎評審委員會委員、各種學術顧問、名譽會長、榮譽教授等等。就連他親手創建的中國力學學會要選他連任名譽理事長，他也寫信拒絕，并提出“要打破學術地位終生制”。

　　讀者從《書信》中會看到，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也是他晚年多次請求才辭退的。

　　一般說來，和地位有關的是“待遇”問題，人們之所以“戀位”的原因是怕降低了待遇�？梢哉f，錢老一輩子沒向組織提過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待遇問題，但也不盡然，他倒是不止一次向組織上主動要求過降低待遇。剛回國時領導上給他家配了一名一級廚師。他覺得自己家里也就是吃點家常便飯，放著個一級廚師是浪費人才。于是他要求組織上把一級廚師調走，由部隊選派一名戰士當炊事員。部隊的做法是選一名政治思想合格的新兵，到京西賓館培訓三個月，就去他們家上崗。有的人出于好奇，常常問我錢學森這樣的大科學家成天吃什么好東西？我的回答是：經過三個月培訓的小戰士，你說能做出什么好吃的東西？

　　在我們國家，住房標準也是一個人享受什么待遇的重要標志。錢老自從上世紀60年代初搬進航天大院以后就再沒挪過窩。我之所以用“窩”來形容，是因為那實在是一座太舊的公寓單元房，墻上還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紋和加固筋。他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后，組織上曾不止一次想給他按標準蓋一座小樓。我們工作人員也希望錢老的住宿條件得到改善。若有一棟小樓和一個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曬曬太陽，有利于身體健康。當我勸他同意建房時，錢老總是說：“我現在的住房條件比和我同船歸國的那些人都好，這已經脫離群眾了，我常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脫離一般科技人員太遠”。到后來我勸他說：“錢老，現在都90年代了，一般科技人員的住房條件都有很大改善，和您同船回國的許多人都評上院士，住進了新蓋的院士樓，您說的那是老黃歷了”。錢老搖搖頭說：“你別再提這個問題了。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習慣了，感覺很好，你們別折騰我，把我折騰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體健康嗎？”從此，我理解了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再也不向他提房子問題了。但是，一些去過錢老家的人都感到，他住的房子實在太舊了，房間也小，有人甚至為錢老鳴不平，說“大科學家住小房子，太不合理了”。但錢老本人卻心境平靜，把一些世俗之人追求的金錢、榮譽、地位看得比一池清水還淡。

　　這，就是一位人民科學家的思想風范！

　　錢老剛剛去世，作為跟隨他20多年的老秘書，我懷著十分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把這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歷寫出來，以告慰錢老，留給后人。愿錢老這座豐碑永遠留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