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錢先生去東北工業區考察。當時國防工業領域的專家，都是“蘇聯專家”。考察過程中，錢先生說:“這些事情我們也能做，要這么多蘇聯專家干什么？”

　　中科院力學所退休研究員談慶明先生，與錢學森共事10年，1956年力學所創建，談慶明先生就在錢學森的領導下工作。同樣經歷了新中國科學技術從無到有的艱苦歲月，也同樣走過黑白顛倒的狂熱年代，談先生對錢學森的理解，有著切膚之情。他眼中的錢學森，是一個立體的人。

　　《新民周刊》:聽說錢先生是非常嚴肅的人。

　　談慶明:對，當時我們很多同事都很怕他，他批評人的時候非常嚴厲，不留情面，我就被他當著很多人在會議上批評過。他的思維邏輯非常縝密，但他又是語不驚人誓不休。在一個會議上，有權威批評錢先生，他馬上搶話筒，說，不對，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新民周刊》:對于我們比較年輕的一代來說，提到錢學森，就一定會聯系到兩彈一星，我們以為他當時從美國回到祖國，接到的任務就是開啟中國的導彈航天事業，史事應該沒有這么簡單吧？

　　談慶明:不是這樣。錢先生回到祖國之初，興趣應該在改造和振興整個民用工業。力學所剛剛建立的時候，錢先生給我的老師郭永懷下達的任務，是研究化學流體力學，他希望把在美國學到的航天導彈技術，應用在民用工業中。

　　后來有一個機會，請錢先生去東北工業區考察，他去了幾個月。當時國防工業領域的專家，都是“蘇聯專家”。考察過程中，錢先生說:“這些事情我們也能做，要這么多蘇聯專家干什么？”陪同的一位同志聽到此話，非常緊張，但又不敢不匯報。錢先生的話被中央知道后，領導很高興，說就等著他這句話呢。當時正值中蘇關系緊張的時刻，錢先生回京后立即被陳賡將軍接見，陳賡將軍說，他代表彭德懷接見錢先生，邀請他出任國防工業部第五研究分院院長。

　　他是服從分配的人，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下來，在中國的航天導彈事業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1956年，有人提出，應該把制造飛機作為最重要的建設任務，但錢先生不同意這個想法。他干這個的，他很懂，他說飛機和導彈都要發展，但現在研制飛機，我們還沒有這個能力，研制導彈更現實一些，應該先發展導彈。

　　《新民周刊》:錢先生對中國導彈航天事業發展的規劃，是非常務實的，但從流傳的關于錢先生在大躍進中的一些錯誤言論看，他似乎又不夠理性，這是為什么？

　　談慶明:錢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高瞻遠矚，對我們國家的國防事業作了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也說過錯話，但并不能掩蓋他的貢獻。

　　昨天(11月2日)下午，我們一些老同事開了一個會，研討錢先生的經歷和精神。會上，錢先生的第一任秘書張可文說，錢先生在美國受到5年的迫害，有嚴重的反美情緒，所以，他非常佩服毛澤東，只有毛澤東敢跟美國對著干。我們都沒有錢先生這樣的經歷，我們不能體會他的心情，他因為反美，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對毛澤東無限服從，也許是可以理解的。

　　1967年以后，我與錢先生就很少見面了，他主要的精力都在兩彈研制那邊，跟我們這些老同事幾乎沒有接觸。他的生活與外界接觸很少，不像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當時雖然都受到迫害，但互相之間還有一點交流，可以更好地看清楚時事。

　　《新民周刊》:所以說，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側面，身上都有時代的烙印，錢先生也不能例外。

　　談慶明:是的。從學術上說，錢先生毫無疑問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在美國的10年，他和他的老師馮.卡門一起，成為美國航天導彈的奠基人之一。他又是一位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回國以后，他參與的科技發展規劃，對于今天中國的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他的身上，也必然有時代的影子，每一個人都是很復雜的。　(黃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