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友鄧小平

　　小平同志鐘愛橋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他一生和很多人打過橋牌，但相對固定、經常一起打牌的搭檔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張致祥，后來比較穩定的搭檔是王漢斌、丁關根和王大明(本文作者)。知道這個的人也不少。

　　近年來有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有的寫得不錯，但也有的很不嚴肅，甚至是胡編亂造，比如說打牌時牌友們故意讓著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輸了鉆桌子。王大明曾和小平同志警衛秘書張寶忠專門談起這事，兩個人都感嘆，文章怎么能這樣寫呢？老爺子打牌哪鉆過桌子啊！實在是太過分了。本文作者以親身經歷，為我們講述了這位可敬、可親的牌友鄧小平。

　　“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橋牌是一項高級撲克游戲，現在已經成為風靡世界的體育運動。不過，解放前打橋牌的人很少，據我了解，僅僅局限于高級知識分子當中，比如大學教授、記者、醫生、工程師。我是解放前在北平上學的時候學會的，主要是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用來做掩護。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幾個同事，包括王漢斌，也喜歡打橋牌。他們是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時候學會的。

　　小平同志是什么時候學會打橋牌的，他從來沒有講過，我也說不太準，聽說是1952年他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時候，在四川內江遇到一位朋友教會了他打橋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戰役的時候，小平同志也經常打牌，不過打的還不是橋牌，是“打百分”之類的。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順義農村調查，休息的時候想玩一玩，就讓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人和他打橋牌，劉仁就找了王漢斌，王漢斌就約我一起去。一見面小平同志就問我們的名字，然后就說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長期就這么叫了。接著我們就坐下來開始打牌。我當時就是個北京市委的中層干部，覺得這么大的領導，年紀也挺大的，開始有點兒緊張，可是打著打著就不緊張了。

　　據我知道，在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斷了，沒有別的活動就打橋牌。小平同志打橋牌固定的對家是當時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的主任張致祥，陪他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王漢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們，開始的時候他的對家還是張致祥。我們跟張致祥也打了一段時間。

　　后來，鐵道部部長呂正操推薦了當時在鐵道部工作的丁關根，說他橋牌水平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來，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來小平同志比較固定的對家是丁關根。如果來的人不齊，我和王漢斌也跟小平同志打過對家。為了人多一點好輪換，后來又陸續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陸禹、項子明、張明義都去過，但是比我們去的次數都少得多。或者我們有事，或者人不夠的時候他們上過場。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計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太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檔比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們經常去。

　　“周總理就站在我后頭，還給我支招，他說的都是內行話”

　　當時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養蜂夾道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根據大家的意見提議建立的，為黨內副部長以上、軍隊少將以上的領導干部提供一個休息、健身的活動場所，人們習慣稱它為“養蜂夾道”。

　　當時在養蜂夾道看打橋牌的領導干部也不少，我們戲稱為“歪脖子”。有一些人還很上癮，本來我都不怎么認識，后來熟了，我記得呂正操、一機部部長趙爾陸等看的時間特別長，一直陪著我們。還有一次，我們正打著呢，周恩來總理來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總理就站在我后頭，還給我支招，他說的都是內行話，說明他也是會打橋牌的。

　　打牌的時間大體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點開始打到夜里3點。星期天一般是從下午3點打到夜里3點。那個時候小平同志身體特別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們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頓晚飯，吃完飯就又坐下來接著打。當時打牌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說，到了早上還要按時上班。幸虧那時候年輕力壯還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東北視察，吳晗、張明義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參觀，我們跟著他參觀，晚上陪他打牌。楊尚昆對小平同志開玩笑說，別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這三個都帶來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還曾找吳晗、王漢斌和我一起打牌，說明小平同志當時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內幕。我當時認為“文化大革命”跟我們這些人沒關系，如果真要批判吳晗，小平同志怎么還會找他來打牌呢？我完全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吳晗被整得那么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