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南校區康樂園東南區1號，“紅磚樓房，林木蔥郁”，閑置多年后最近被裝修一新。這棟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層小樓已有近百年歷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學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辭世40周年紀念大會”在中山大學小禮堂舉行，能容納200余人的小禮堂擁擠到難有落腳之地。聽者中既有學生，也有白發蒼蒼的老人，他們中幾乎所有人與陳寅恪并不相識，但都深知這個名字承載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歲的陳寅恪抱病去世，這位歷史大師在康樂園內度過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陳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說是一次憂患之旅。在經歷過世變、家變和個人的病變之后，他晚年以衰殘野老自居，帶著‘文盲叟’的傷痕和淚痕，自哀而不自棄，繼續從事輝煌的筆耕，堪稱偉大的靈魂。”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的學生蔡鴻生如是說。

　　文/記者 徐靜

　　求學

　　留學16年一個學位都沒拿

　　陳寅恪家學淵源深厚。祖父陳寶箴，堪稱“經世致用”之材，擔任湖南巡撫時，他推行新政，銳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認為是“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圓明園起火時，陳寶箴正在酒樓飲酒，遙遙望見火光，怒火滿腔，捶桌號啕，“旁座者都為之動容”。寅恪父親陳三立積極佐助父親推行新政，被時人譽為“維新四公子”之一，變法失敗后與父親同被革職，發誓不再入仕，專心寫作，成為清末民初的著名詩人。

　　陳寅恪1890年生于長沙，時為光緒年間，正值亂世。“十幾歲及后來自日本回國期間，終日埋頭于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舊學基礎既立，后來雖留學歐美，研讀西學，卻未被真正洋化。

　　學生許世瑛在《敬悼陳寅恪老師》寫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師不喜歡穿大衣，他總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時還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馬褂，講課時講得興奮而感到有些燥熱，先脫去皮馬褂，有時候更脫去皮袍子，等到下課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長衫、長袍、馬褂，成為陳寅恪畢生形象的寫照。

　　些許便宜面包 圖書館里度日

　　1902年，13歲的陳寅恪開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學之旅，他先是以自費生身份到日本，留學4年后，因腳氣發作，陳寅恪回國，日本留學生活畫上句號。1918年7月，歸國4年的陳寅恪再續留學之旅，赴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學與佛學。1921年一戰結束后，再赴德國，進入柏林大學研究梵文。

　　第二次留學德國期間，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費資助，但因時局動蕩，資助難有保障，生活著實困苦。陳寅恪三女兒陳美延回憶：“經濟來源斷絕，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

　　當時留學國外，很多人專為學術而學術，對碩士、博士學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歐洲7年求學，回國時只留下幾本筆記。陳寅恪國外留學多年也是未拿半個學位，為讀書而讀書不用學位裝點門面欺世盜名，直至現在仍是美談。

　　教授

　　“教授的教授”在戰爭中顛沛流離

　　1925年秋，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國的陳寅恪告別長達16年的海外游學生涯，抵達清華園，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四大導師”的最后一位。時年陳寅恪僅37歲。但僅一年后，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陳寅恪教授作為他的同事與好友撰寫了碑銘，是為學術史上不朽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碑文抒發思想自由之真諦，“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為學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過，隨著王國維跳湖自盡，梁啟超隨后病逝，趙元任準備出國講學，清華國學研究院唯剩陳寅恪苦苦支撐。1929年7月，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宣布解散，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憶。

　　國學研究院解散后，陳寅恪轉而為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兩系合聘教授。他講課時不僅本校學生和外校學生來旁聽，就是清華本校教授朱自清、吳宓與劉文典等也常來旁聽，“教授的教授”自此流傳。

　　這幾年，陳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難得的幾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的淪陷，讓事業家庭兩順的陳寅恪開始顛沛流離的轉徙生活。陳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長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從北京出發，幾經輾轉，來到昆明，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臨時合作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授課。

　　1939年春，牛津大學擬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并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鬧病，便于暑假離開昆明經河內到香港，準備全家赴英倫，但因旅費難以籌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遺憾未能成行。

　　此后，陳寅恪在廣西大學授課期間，曾冒被轟炸的危險經湖南衡陽到粵北石坪，在遷至該地的中山大學講學數日。他應該不會想到，這只是自己與這所大學緣分的剛剛開始。

　　講課

　　“書上有的不講”

　　戰后，陳寅恪復到清華大學教書，直到1948年底離開。其間，他也曾去英國醫治眼疾，卻是無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終生，生命后期幾乎雙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學術高峰期的陳寅恪只能帶著目難明視的痛苦鉆研學術、傳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陳寅恪抵達廣州，住進嶺南大學西南區52號，開始在嶺南長達20年的生活，彼時，解放戰爭仍在繼續，廣州尚未解放。國民黨赴臺灣前曾有“搶運學人”計劃，對身在廣州的陳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一名學生上課，也認真備講義

　　國民黨戰時內閣教育部長杭立武許諾，只要陳離開廣州到香港就給十萬港幣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幾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態度堅決地要留在嶺南大學，并對人說“何必棄父母之邦”。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胡守為回憶，1950年，嶺南大學歷史系僅有三位學生，選讀陳寅恪課的學生僅有他一人。盡管如此，每逢上課以前，陳老師必叫助手讀一遍講義給他聽，上課時還要穿著整齊。

　　流傳的說法是陳寅恪有三不講：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不講。這樣，備課和講課就像學術研究一樣甚是辛苦，有時提前十到七天備課。

　　更有甚者說陳寅恪可以背誦《十三經》，胡守為認為這也不準確，“說他熟悉是可以，但不能說全能背誦”。倒是曾有學生回憶:“陳老師記憶極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時，指示我代查資料，往往連版數、頁數以至行數都對。”

　　1952年，陳寅恪一家搬入中大東南區1號樓。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偉說，“中大有個傳統，這棟樓是給學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學術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被取消，中山大學遷入康樂園。中大迎來了史學大師陳寅恪。

　　著書

　　靠口述艱難完成巨著

　　從上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陳寅恪視力嚴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學校專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識，還在房屋東側的路口設了一道護欄，以保安全。當年，學校對知識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見一斑。

　　陳寅恪記憶力驚人，通過自己口述讓助手黃萱記錄，1953年末開始，僅用半年時間便完成六萬多字的《論再生緣》。

　　其實，過程卻是殊為不易。蔡鴻生介紹，寫《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的過程基本是這樣：陳寅恪開具書目，黃萱到圖書館找到圖書，拿回來念給陳寅恪聽，陳寅恪是邊讀邊思考。第二天，他會將自己前一天記在腦子里的想法口述給黃萱，黃萱記錄。隨后，黃萱再讀給陳寅恪聽，加以修改，最終定稿。

　　也正因此，大腦日夜疲勞，也讓陳寅恪晚年離不開安眠藥。有時想好了問題準備第二天告訴黃萱，但第二天卻忘記，只好重新來過。陳寅恪晚年著述的艱難，大略可以想象。

　　黃萱家在中山醫附近，彼時交通不便，可以說陳寅恪經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記在腦中的東西需要宣泄出來，否則太過緊張。每次都是口述完畢，陳才能放松下來。

　　家中上課 陽臺就是課堂

　　因視力原因，陳寅恪就在家中上課，家中陽臺就是課堂。陳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帶方言的普通話帶領學生在歷史中穿梭遨游。1955年進入中大歷史系的劉凱隆這樣寫道：“二樓小客廳連著一條寬寬的內走廊，那便當做臨時課室使用，靠窗那邊安排十來張桌椅，課椅當面放一張藤椅，旁邊安置一塊小黑板。陳先生便在這里為后學展開了波譎云詭的歷史畫卷。”

　　1957年時，選修課一周兩節，但因健康原因，陳寅恪一周分上兩次，每次只上一節。

　　大師離去

　　1962年6月，陳寅恪入浴時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斷右腿股骨，住院近7個月，股骨仍不能長合，自此長臥于床榻。當時，中山大學為他配備了三位護士進行護理。“文革”開始后，護士便被撤除。眼盲臏足的陳寅恪終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靜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別傳》還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萬字。

　　有人說，《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的內心寄托之作。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動蕩亂世，夫君降清，她力勸其殉節，后遭小人惡意逼索錢財，柳遂投繯自盡，以保氣節。其實，陳寅恪晚年處境與柳如是何其相似。

　　學生發難 告別講臺

　　1957年，全國性“反右”斗爭開始，陳寅恪雖謹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報對其口誅筆伐，有學生發難，稱他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更有人稱其“誤人子弟”，這深深刺痛陳寅恪的心，他憤而致書中大校長，提出“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從此告別講臺生涯。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學。信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陳寅恪，難以幸免：工資停發，存款凍結，東南區1號樓被大字報覆蓋。后先生全家被趕出東南區1號，慘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 一生推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歷程。妻子平靜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對人說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兩人離世相隔僅45天。

　　2009年11月，中山大學東南區1號重修后對外開放。大師已經遠去。大師不曾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