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已經是羅蘭·艾默里奇第三次“毀滅”地球了。從《獨立日》中外星人入侵地球使現代文明遭遇挑戰，到《后天》中極端氣候災害令地球遭遇滅頂之災，這一次，《2012》將所有能想象得到的天災一股腦地召集而來。11月13日，《2012》全球同步上映。電影院里，火山、海嘯、地震……所有天災將觀眾裹挾在一個灰暗的世界里。

　　好比那一千個人心目中各自的哈姆雷特，關于《2012》影片本身的評價，輿論褒貶不一，但《2012》所激發起的人們娛樂之外的“恐慌”、所傳遞出的“末日意識”，卻前所未有。

　　數字“2012”的驚悚，更多人的“恐慌”可能還是來自瑪雅歷法中“人類文明將在2012年12月21日后終結”的預言。有意思的是，生活在危地馬拉和墨西哥的現代瑪雅人現在卻爭相揭穿這一“預言”，他們對剛萌發的2012年世界末日相關產業，既感到混沌困惑，也對西方歪曲他們的傳統和信仰感到憤怒。危地馬拉祭司和精神領袖協會主席杰西·戈麥斯說，“瑪雅文明中沒有末日論。”“一切都在變成生意。”瑪雅人痛斥《2012》是外來者對瑪雅文明的商業剝削。

　　在瑪雅人辟謠之外，美國宇航局NASA也急著出來辟謠。NASA堅稱：“全世界有信譽的科學家都知道并不存在《2012》相關的這種威脅。”NASA還補充，“我們的星球已經正常運行了40億年了。”

　　這一連串熱烘烘的辟謠在消解人們對2012世界末日恐慌的同時，勢必助長了影片《2012》票房的攀升。對此，有輿論認為這是最高明的不花任何成本的炒作。退一萬步講，即便其中有炒作的成分，它也巧妙地迎合了值得商業炒作的社會心理。人類可以不再相信2012年是世界末日的預言，但不等于人類內心沒有恐慌。

　　反觀這些年災難片大行其道的現象，有水準的災難片基本上拍一部火一部流行一部。如果說前期災難片的風行源于受眾對其特技視聽方面的依賴，那么后期災難片的走紅，根本上還是源于人類自古有之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使得末世題材的作品迸發了新的市場潛力。

　　僅僅將目光鎖定在2009年度，好萊塢量產的末日情懷的災難片頗有群涌而來之勢。當下熱映的《2012》之外，從尼古拉斯主演的《先知》到描繪救世英雄的《艾利之書》，從紐扣小人戰后求生的動畫片《9》到講述父子在末日中浩劫余生的《漫道》，盡管類型、劇情、元素與側重點不盡相同，但均把原核鎖定在“末日”身上。另外，韓國災難片《海云臺》也取得了不俗的反響。這些災難大片不僅僅將災難聚焦在末日來臨之前，其中有的災難片更是跳過了有關世界末日的景象，更關注末日降臨之后的場景。

　　在這新一輪災難片季發性流行之時，它的社會現實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自身商業價值，進而吸引了公眾的關注。《第一日》的編劇兼執行制片人杰西·亞歷山大表示，“對于我來說，我感覺自己像是住在一個充斥全球戰爭、經濟蕭條和資源匱乏的末世。”美國作家羅布·庫特納則表示，逃避現實一直都是提高電影票房收入的一個因素，它在最新的后末世題材潮流中也發揮著相當的作用。正因為現實生活中有著各種威脅和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有必要制造出更加恐怖的場景，讓人們暫時忘卻現實生活中的痛苦。庫特納表示，“相比因為無法償還貸款而喪失房產的贖回權，世界末日的到來更讓人們擔心。”

　　此起彼伏的災難電影總是充斥著一定的悲劇色彩。有時候，悲劇色彩未必等同于消極。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里，有時候描繪“末世”是人們對社會的一種發泄，一種緩解壓力的手段。在無法掌控的末日里，人們反而可以無所顧忌地去愛，去掙扎，去脫離麻木。不管這些災難大片里的末日景象有多么慘不忍睹，生存和自救這兩大元素永遠都是不可剝離的精神內核。在末日來臨前的英勇戰斗、獨自生存，乃至傾城之戀，這些情形或許都可理解為都市人化解避世情結、進行自我救贖的內心寫照。

　　而另一方面，末世題材的災難片一路風行，從某種程度上也映照出人類對于未來的擔憂以及自信心不足的表現。舉目之下，繁華的現代化背后，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破壞。人類在“進化”自身生活的時候，時刻也在感受著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正開始茍延殘喘。全球氣候變暖、流行病蔓延，終有一天，地球會不會因為人類自己本身而變得不再適合人類生存呢？這些潛伏在內心的焦慮，正是來源于人類對自身隱秘欲望的深刻挖掘。那些末日災難的想象，無不時刻告誡著人類，為了地球，我們應該改變些什么了。

　　人類在地球上還能生活多少年，沒有哪位先知先覺者能給出確切答案，也沒有誰能徹底平復人類古已有之的不安全感，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還好，有藝術在。大屏幕上的那些虛幻華麗的特效視覺，超越了現實主義思想的束縛，對當下的現實提出了警示，讓現在的你我對未來的喜憂做著準備。由此來看，那些夸張著的末日想象，顯然已經成為一種承載人類焦慮現狀的符號化存在。

　　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