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乃武小白菜冤案”是所謂“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冤案為什么能夠得到昭雪？前人一般都會注意以下一些因素：

　　舊時代對命案高度重視，清朝尤其如此。清朝死刑為五審制，一個死刑判決，需經縣、府、省、督撫直到中央逐級審查復核，程序既嚴格又復雜，最后由皇帝親自裁定。我們在《史記》和《漢書》中經常看到，一個酷吏就可以隨意誅滅一個家族，這種現象在清朝絕無可能。其次，要注意楊案審理過程中朝局的變化。此案發生后，光緒帝新立，但因年幼，母后臨朝，近于一種“孤兒寡母”之局，最高統治者要使朝綱整肅，不能不有立威的辦法。當時言官彈劾辦案諸臣，說這些人藐法欺君，“此端一開，以后更無顧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勢，朝廷不無孤立之憂”，正好抓住了慈禧的心理，促使她下決心把此案徹底清查……

　　近讀史料，意外發現，討論楊案者幾乎都漏掉了一個嶄新而又極其重要的角色，這就是《申報》。顯然，在晚清社會中出現新聞媒體這樣一個利益超越官與民兩極的新事物，當時人們還未給予足夠重視。這樣一個新事物越出了中國民眾的經驗，故而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必然是潛移默化、逐步增長的。

　　楊案過程漫長，在將近四年的審理中，《申報》一直追蹤報道。此案初起時，《申報》由于創辦未久，通訊網受到限制，報館中人對新聞的理念可能也有偏差，他們對楊案采取的是一種迎合市民口味的獵奇的視角，但隨著案情的發展，《申報》對新聞的處理越來越規范，越來越與現代新聞理念契合，即以追求事件的真相為天職。他們除了及時轉載《京報》有關此案的上諭、奏折等公文外，另陸續發表了40余篇報道和評論。《申報》還有一個讓中國民眾耳目一新、筆者認為是劃時代的舉措，這就是它公開揭載了楊乃武家屬的幾次鳴冤上告狀。在傳統社會里，平民百姓想發泄一下對左鄰右舍的不滿，在街頭巷尾粘幾張匿名揭帖都是不被允許的，而現在，楊乃武的家屬卻是直接控訴官府，何況還鬧得舉國皆知，這不是反了嗎？只要想到這一層，就絕對不會低估《申報》刊登民眾告狀信對中國社會的意義。可以說，由于《申報》的“攪局”，由于新聞傳媒對受眾特有的全面覆蓋，不論具體辦案，還是發表意見的官員，都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這種輿論壓力與過去所謂的“清議力量”有本質的區別，因為傳統的清議力量，其傳遞者是士大夫，而現在的輿論壓力，卻緣于社會的各個階層。

　　《申報》關注楊案，其目光已超越一個單純的案件，背后更有以此案為契機，推動中國司法變革的深意。比如，有的文章以西方國家的審案方式作對照，對中國官方習以為常的秘密審訊進行了批評，認為“審斷民案，應許眾民入堂聽訊，眾疑既可釋，而問堂又有制于公論”，“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國之訊案有陪審之多人，有代審之狀師，有聽審之報館，有看審之萬民。”

　　通過觀察《申報》在楊乃武案中的表現，我們很容易得出兩個結論：第一、《申報》的確已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報紙。過去我們的《京報》《邸抄》，也有幾分現代報紙的形式，但精神實質何啻天壤，正如《申報》曾經論述的，“邸報之制，但傳朝廷之政事，不錄閭里之瑣屑”，“故閱之者學士大夫居多，而農工商賈不預焉。”第二、自從有了像《申報》這樣的新興報業，中國社會已無法回到從前，重要的是官員已不可能率由舊章，完全如過去一樣地“牧民”了。

　　很有意味的是，楊案主角楊乃武后來與《申報》結下了更深的緣分。據《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所載：1878年(光緒四年)，《申報》主人美查(Ernest Major)聘請楊乃武擔任《申報》主筆之職。這未必不能視為舊式士子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一個小小縮影。不料楊乃武進入報館后不久，就因編發了一篇關于駐英公使郭嵩燾的譯文，得罪了郭公使而被迫離職了。

　　黃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