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本書考察了西方現代國家的建立，考察了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一百多年的艱難曲折過程，也考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前后兩個三十年。能不能簡要講一下這本書的現實意義是什么？為什么會提出“中國力”這個概念？

　　作者：這本書主要想說明這幾個問題，而這幾個問題在今天中國的發(fā)展過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中國社會究竟應該向西方學習什么？今天，向西方學習已是中國朝野一致的共識，中國社會全方位引進西方先進文化，成千上萬的學子走向海外學習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是，西方作為先發(fā)的現代國家本質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困惑著許多中國人。我們既不能妖魔化西方，但也不能天使化西方。我們考察中國一百多年向西方的學習過程，就是要還原西方國家本來的真實面貌。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們今天怎樣學習西方國家，怎樣完成民族復興的大業(yè)。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成都相比，中國今天仍然處于學生階段，正是由于這一點，正確理解西方國家才特別具有重要意義。

　　2)什么是中國模式的本質？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國今天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但問題的根源在哪里？怎樣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在書中提出，由國家主導并整合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中國近三十年取得高速發(fā)展的關鍵，這種整合的模式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本質。這種模式促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緩慢但有著重要意義的發(fā)展，這就是在中國社會中逐漸形成了政治權力、資本權力、社會輿論權力和社會組織權力的平衡。這四大力量的平衡實際上超越了西方社會的三權分離。西方社會的三權分立不是一種社會權力的平衡體系，而僅僅是政治權力內部的分割和制衡。但政治力量在西方社會并非一種主導性的力量，資本的權力遠比政治權力大得多。資本可以制約政治，而政治很難制約資本，這一點從去年爆發(fā)的金融危機就可以看出。我們提出的政治權力、資本權力、社會輿論權力和社會組織權力的“四權平衡”，是全社會的平衡，這種平衡遠比政治權力內部的平衡更重要，更能防止社會的畸形發(fā)展，更能夠實現社會公正。當然，中國今天尚沒有真正達到這種權力的平衡，但中國模式使得中國正在向這個方向發(fā)展。

　　3)走出意識形態(tài)的窠臼。中國若要完成民族復興的大業(yè)，這一點至關重要。有人說，中國模式非驢非馬，是個四不像。說這種話的人實際上還沒有從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教條中走出來，盡管他們口口聲聲要批判共產主義。按照一個理想化了的藍圖去創(chuàng)造一個社會正是空想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我們提“中國力”(sinolizing)這個概念最主要的原因，是強調應該由中國或中華民族這個主體來整合各種社會發(fā)展的理論，而不是相反。中國今天的發(fā)展不是要去符合某種主義，符合某種意識形態(tài)，相反，所有有價值的主義，人類有價值的思想成果都應該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工具，都應該為中華民族的基本利益服務。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長期陷入的一個誤區(qū)，就是首先理想化出一個舶來品的主義，然后希望中國按照這個理想化了的主義框框去發(fā)展。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區(qū)。其實，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理論，不過是人們從現實中抽象出來而形成的一種理論體系，一種意識形態(tài)。實際上，在現實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純粹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就拿美國這個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也存在著大量的社會主義因素。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和發(fā)展，從不忌諱把非資本主義的理論用于實踐，這就是“美國力”的特點之一，也是美國能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一個根本原因。我們今天提出“中國力”這個概念，就是希望中國在今后的發(fā)展中真正走出意識形態(tài)的窠臼。

　　記者：編輯評語說，三十年來中國學界精英的思維和眼光一直落后于中國政界精英，《中國力》的出版宣告了這一狀況的改變，你們認同這一說法嗎？如果同意，中國的學界主流主要是在什么問題上落后于政界呢？

　　作者：坦率地說，在近三十年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問題上，中國學界不僅落后于決策的中國政界，而且也落后于企業(yè)界。寒竹在二十幾年前就注意到這個現象，但這個現象在今天仍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中國學界落后政界主要表現在下面三個方面：

　　1)由于馬克思哲學的巨大影響，中國學界始終沒有擺脫唯理主義的偏見，理論先行、藍圖先行成了中國學界社會發(fā)展理論的一個教條，始終無法走出泛意識形態(tài)化的陰影。對于相當多的中國知識界人士來說，只是把共產主義的教條換成資本主義的教條，思維方式還是停留在二十世紀的烏托邦年代。

　　2)由于中國傳統(tǒng)的士大夫文化，由于一百年來的不斷革命，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知識界有著跟當年俄羅斯思想家類似的民粹主義情節(jié)，平等至上的幽靈始終纏繞著中國知識界。這種民粹主義對當今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起著嚴重的阻礙作用。

　　3)由于中國學界大多由國家奉養(yǎng)，這導致學界的主流跟私人企業(yè)、跟商業(yè)活動、跟社會實踐嚴重脫節(jié)。顯而易見，在書齋里坐而論道根本無法提出切合實際的社會發(fā)展理論。

　　中國學界要想擺脫落后于社會發(fā)展的狀態(tài)，一方面要走出唯理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陰影；另一方面，中國學界一定要從國有化的書齋走進市場，走進社會。我不敢說《中國力》的出版改變了學界落后于政界的狀況，但《中國力》作者至少是沒有受到上面三個方面的束縛。

　　記者：為什么用英文SINOLIZING表示“中國力”？

　　作者：根據英文詞典的解釋，Sino-這個前綴，源于拉丁語Sinæ、希臘語Sinai和阿拉伯語Sin，據猜測是從秦朝的Qin這個音演變而成的，代表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東西。在19世紀70年代，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以Sino為基礎創(chuàng)造了Sinology這個詞，表示漢學或中國學。

　　在英文里，目前還沒有Sinolizing這個詞，它是本書作者的一個創(chuàng)造，創(chuàng)造的依據是：在英文里，Westernization被譯為“西方化”，Modernization被譯為“現代化”，按照同樣的構詞規(guī)則，“中國化”可以反譯為Sinolization. 由于這些詞都屬于動詞性的名詞，帶有主體運用某種力量使客體發(fā)生變化的含義，因此，“中國力”在英文中即可以用Sinolizing來表示，被理解為是中國獨有的一種實踐力量。作者認為，“中國力”這一力量基于中國傳統(tǒng)和文化，又在西學中得到改造，包含有豐富的思想和精神，歷經了近一百多年的失敗和曲折之后，終于蓬勃地生發(fā)出來，成功開創(chuàng)了“中國模式”，并保障著中國在現代化道路穩(wěn)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