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長沙就是一座讀書風氣濃厚的城市。1919年美國駐長沙領事詹森就“奇怪地發現”，“長沙人的文化水平很高”，就是一般拉車的勞工也能讀書看報。在長沙這座新潮與守舊“愛恨交織”的城市里，大批愛書的人在新書與舊書之中癡迷陶醉。此次，我們借“三湘讀書月”的春風，承接上期的話題，再說說長沙人的讀書舊事……

　　馬王堆老太太的兒子是長沙愛書第一人

　　如果在長沙評比最愛書的人,第一位最好還是不要評何光岳先生，雖然他老人家收藏的家譜和字典夠多。

　　就把“長沙第一愛書人”的光榮稱號，授給馬王堆三號漢墓中辛追老太太的兒子利狶吧。得獎理由是：他愛書，并且守著書，至死也不放手，等到一兩千年過去，世界滄海桑田后，打開他的“書房”，利狶同學收藏的12萬字28種書籍(大部分都是失傳的佚書)，一下就震驚了全世界。直到今天，他的書仍讓不少戴眼鏡的叔叔爹爹們覺得研究一輩子仍然不夠，從利狶同學的藏書中，很多人仍挖出不少書界的熱點來。

　　毛澤東在定王臺讀書“像牛闖進了菜園中”

　　當然馬王堆老太太的時代，他家公子讀的書是寫在“布”(縑帛)上的書，離現在人們熟悉的書距離有點遠，并且那些古古怪怪的字，人們還讀不太懂。

　　說說上世紀的事。蘇聯作家高爾基曾說過，愛讀書，“就像是饑餓的人撲到面包上”。上世紀之初，長沙城里愛讀書的人可不少。其中有個來自湘潭韶山沖的鄉里伢子，他跑到長沙定王臺的圖書館里讀書，他說他撲到書上，就像一頭牛擂進了菜園子里(原話為：“我正像牛闖進了菜園,初嘗菜味,就大口大口吃個不停。”)。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在長沙讀書的另一則有趣佚聞則是，他跑到南門口最熱鬧繁華的市場中去讀書。我小時候在南門口旁邊的西文廟坪小學讀書時，我們的班主任廖老師，不下五十次地告訴我們要學習毛主席在南門口“鬧中求靜”讀書的精神。

　　愛書的毛澤東，還曾和朋友三四在潮宗街開過一家叫文化書社的書店，生意一度做得挺大。直到馬日事變后，這家開了七年的書店才關閉。

　　任凱南守在“書市一條街”上讀書

　　現在長沙的書市在定王臺，之前的長沙書市在黃泥街。黃泥街書市曾名列改革開放后“中國四大書市”之首。20多年前的長沙黃泥街大書市，實際包含有黃泥街、文運街、縣正街、府后街、南陽街等數條書市街巷。

　　其實在清末及民國時期，黃泥街、府后街、玉泉街、南陽街就是長沙書市的所在。此處在民國也被稱為中國四大書市之一。府后街、玉泉街集中了省城一半以上的書店。府后街在民國時期以賣新書為主，玉泉街則以賣舊書為主。玉泉街被稱為“長沙的琉璃廠”。

　　長沙愛讀書的人，無不愛逛玉泉街、府后街書市。因為愛書，讀書人中也就出現了“假公濟私”行為。這其中最著名的佚事就是著名學者任凱南先生竟然將湖南大學市內辦事處設在玉泉街。

　　任凱南先生，湘陰人(今屬汨羅)，早歲游學歐洲，治經濟學。歸國后，曾任湖南大學校長，喜涉覽中國的故書雅記，尤其喜愛“聚書”，又曾在北門外熙寧街開辦大麓中學(市九中前身，原址即今長沙大學城內校區)。

　　張舜徽在《湘賢親炙錄》一書中說：“其時，長沙舊書鋪，多集中在府后街、玉泉街。玉泉街書肆林立，仿佛北京琉璃廠也。(任凱南)先生即設湖南大學市內辦事處于玉泉街，平時在岳麓處理日常校務外，輒渡江至辦事處休息，設榻其間，或信宿(注：連住兩夜)乃返校。書商每得善本或稀見之書，輒走送先生審擇。先生于是致書益多，皆節衣縮食以得之。由是博涉多通，于版本源流利病，皆能自道其所以然，肆估不能欺也。”

　　著名學者張舜徽當時在長沙任中學教師，課余也喜歡游玉泉街，于是在玉泉街的書店中就偶遇了任凱南先生，兩人交談甚洽，任凱南于是邀張舜徽到湖南大學城區辦事處小坐。張舜徽見到湖大辦事處的室內“自幾案、臥榻，積書皆滿，多精善之本，為心折焉。”

　　當然，現在交通方便了，也就毫無把大學辦事處設在長沙書市邊上的必要了。不過，當年湖南大學校長的愛書癡書精神，似乎仍然值得今天的人們學習。

　　據說，長沙河西，今天居然開不起一家好書店，也算是咄咄怪事了。

　　民國時期新書店與舊書店的較量

　　長沙“有書可對”(歷史文獻記載)的最早一家書店，名“二酉堂”書店，此書店于乾隆年間陷于清代文字獄而留名于世。

　　在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期，湖南省會長沙的書店大量涌現，同治、光緒年間，長沙舊城內既刻書又賣書的書店就達14家。

　　借著湘軍崛起的歷史潮流，湖南從江浙讀書之地運回大量書籍；受曾國藩在南京創設金陵書局的影響，湘軍將領解甲歸田后，紛紛效法曾侯，在長沙城內開始興盛的刻書印書的風氣。

　　清末，湖南官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三家官書局與湘軍一同崛起，盛極一時，從湘軍鎮壓太平天國，到1911年辛亥革命，僅這三家書局就刊刻印行了雕板書150種，晚清重臣、湖湘名人曾國藩、李星沅、郭嵩燾、李元度、王先謙、葉德輝、皮錫瑞等大批人的著述，都在這三家書局中刊刻印行面世。

　　今天長沙老城區黎家坡旁的古潭街刊刻有附近街區的文化遺址，卻偏偏忘記了設在古潭街街區附近的傳忠書局和遐齡庵。就是傳忠書局的《曾文正公全集》(180卷)同時影響了現代史上國共兩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和蔣介石。

　　在1898年前后湖南維新運動轟轟烈烈開始之時，省會長沙成為新書與舊書同時印刷或刊行的高潮階段。

　　湖南官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三家官書局及王先謙、葉德輝、王闿運等私人，在長沙不斷用雕板印刷經史子集及各類“舊書”，而新興的《湘報》館、學戰公司、新學書局則奮力刊印發行“新學”書刊。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1919年五四運動喊出“打倒孔家店”口號后，新書出版對于舊書的出版已取得發行和推廣的優勢。

　　然而湖南省城長沙自晚清開始既是最“敢為人先”的新潮之城，也是最頑固保守的“鐵門之城”，長沙舊書仍然堅守著它的半壁江山。一方面王闿運、王先謙、葉德輝三人監督刻板時相當認真，如王先謙撰成《后漢書集解》脫稿后，王先謙請來會寫宋體字的書手三四人在家寫板，他親自校對，再請精通文字的人來檢查，確認并無訛誤，才肯開口印書。質量決定了舊書的流傳。

　　辛亥革命后，機器印刷想用轟隆隆前行的腳步徹底取代雕板印刷，但直到抗戰爆發前，雕板書翻印仍存在并流行于長沙城中。長沙舊藏書家甚多，為了搜集舊書，北京等地甚至有人到長沙專為搜集舊書，在當年的長沙，甚至有著名書店在長沙設營業點搜求古籍，然后再運往發達城市銷賣的舊書店。

　　當然舊書之外，長沙更存在一批新書店，值得注意的是，就像今天的書店一樣，教材、教輔材料，在民國時期，就已經是一些新書店的主營利增長點。與舊書店抗衡的除了新書店外，文化書社等進步書店也開始贏得革命或傾向革命人士的歡迎，不少青年就是在“有價值的新出版物”的影響下，踏上革命的征程。(任大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