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錠橋空 金絲巷冷

　　楊憲益身后，誰來翻譯中國

　　95歲的楊憲益于11月23日因淋巴癌在北京去世，人們將“大翻譯家”“中西文化的橋梁”“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的人”這樣的頭銜送給這位老人，不過，他生前似乎更習慣稱自己為“翻譯匠”。

　　1915年，楊憲益的母親在他出生前的一個夜晚夢見一只白虎躍入懷中。算命先生告訴她，這既是吉兆又是兇兆：這個新生兒在經(jīng)歷重重磨難和危險之后，將會成就輝煌的事業(yè)。“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業(yè)是否算得上輝煌……在過去七十余年生涯中，我確實經(jīng)歷了重重磨難。所以，那位算命先生盡可以說他的推算大致不差。”楊憲益在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中說。

　　“文革”中4年牢獄，唯一的兒子在英國自殺，這些算得上磨難，而從1930年代起開始翻譯《離騷》、《史記》、《資治通鑒》、《紅樓夢》，并將中國新文學介紹到西方，這樣的事業(yè)也應該稱得上輝煌。當年外文局評每月100元特殊貢獻津貼，其中卻并沒有楊憲益，一位同事說，“要是楊憲益沒有特殊貢獻，局里就沒有特殊貢獻的了。”

　　“無所謂，我哥他總說無所謂。”楊憲益小妹、《呼嘯山莊》譯者楊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但在翻譯工作上，他錙銖必較。“他有時候自己加很多注釋，沒把握的地方全列舉出來。”與楊憲益結(jié)識20余年、原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說，“這個地方根據(jù)什么地方來的，還有哪幾種理解，他把不同的來源在書里如實地講出來，很負責，不是一家之言。”“大躍進”時期，楊憲益與英國妻子戴乃迭曾用10天譯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沒有充裕的時間譯得更好些這件事讓他一直感到遺憾。

　　“卅載辛勤真譯匠，半生漂泊假洋人。”“或稱翻譯家，實不敢當，翻譯匠則還可以當?shù)谩＜傺笕苏撸�真中國人也。”他這樣說。

　　11月29日，楊憲益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銀錠橋空，金絲巷冷”，外文出版發(fā)行事業(yè)局敬獻的挽聯(lián)這樣寫道。而楊憲益身后，空寂與冷遇的，又豈止他居住過的一個后海，一個小金絲胡同。文學翻譯本來就是寂寞的事業(yè)，季羨林、楊憲益兩位獲得過“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的老人在一年內(nèi)相繼去世，他們身后，翻譯界迎來一個更加凋零的冬天。

　　“人家可不這么想，人家把我們當翻譯匠”

　　打字機敲出來的聲音，是楊憲益家的主旋律。

　　楊憲益外甥女，畫家趙蘅還依稀記得，當年她從南京考到北京讀中學，周末住在舅舅家時經(jīng)常聽到“噠噠噠”的打字機聲響。“他們家子女之間話都少，非常安靜。”趙蘅說。

　　打字的是趙蘅的舅母戴乃迭，盡管楊憲益也能用一個指頭砰砰砰地敲，但總是不如妻子打得流暢。他們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楊憲益拿著中文口述英文，戴乃迭打完后，再由二人潤色、校對。“他說得非常快，有時只說一遍。”趙蘅說。以這種方式，楊憲益和戴乃迭將中國古典文學搬上了西方讀者的書架。

　　“現(xiàn)在沒有多少人發(fā)現(xiàn)，我哥他一直自稱為翻譯匠、邊緣人。”楊苡說，“我也是搞翻譯的，我哥就嘲笑我翻得慢，我說誰能像你們倆那樣，翻譯嘛(就是慢)。他就笑，說人家可不這么想，人家把我們當翻譯匠。”其中當然有自嘲的成分，“他有時很無奈，在這個問題上確實不是太滿意。”

　　楊憲益曾在自傳中說：“該翻譯什么不由我們做主，而負責選定的往往是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的幾位年輕的中國編輯，中選的作品又必須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時的口味。即使是古典詩歌的選擇也要視其‘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內(nèi)容而定。”

　　1958年“大躍進”期間，楊憲益夫婦“沒日沒夜地譯書，快得像發(fā)了瘋”，這必然影響到譯作的質(zhì)量。“我哥跟我叨叨過，他說，上面給一個任務，他們也不懂，叫你1個禮拜就搞出來，就是趕，可還要推敲、潤色啊，信、達，還有個雅嘛。”

　　“文人不是翻譯匠。”李景端說，“譯文不是簡單對等，而是兩種文化轉(zhuǎn)換后產(chǎn)生的新作品。如果是翻譯匠，就用網(wǎng)絡翻譯好了。我們對中國作家宣傳很多，但對中國翻譯家的宣傳遠遠不夠。中國翻譯家五四以來，在推動我國文化建設上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可解放后，翻譯逐漸萎縮成為政治服務、為出國服務的應用工具，文學本身的功能縮小了。”

　　直到現(xiàn)在，翻譯在大多數(shù)時候仍只是一種工具，或者說是一種技能而已。翻譯匠還是翻譯匠，甚至，連愿意做文學翻譯匠的年輕人，都已經(jīng)少之又少了。

　　“翻譯這東西，鉆進去之后才有自由”

　　1987年，時任譯林出版社社長的李景端找到楊憲益，希望由他來翻譯《尤利西斯》，這將是這本書第一個中譯本，但這個請求卻被楊憲益拒絕。

　　“他說：這本書的確值得翻譯，你有決心引進來是對的。我在英國時就看過，但沒有看懂，我沒有看懂的書，怎么敢把它翻譯出來？他很坦率地跟我說講：也不是我謙虛，就是英國人也有不少沒看懂。作為出版社，不能因為難懂而不翻，但從我來講，我因為不懂，所以不敢翻，否則就是騙人了。”楊憲益建議，去找一些對英國意識流文學有研究的人，最后，李景端找到了蕭乾。

　　“如果是沽名釣譽的人，沖著這個翻譯空白，做起來也不會有人找他的茬。楊憲益是翻譯界的一把尺子，他絕不像現(xiàn)在的人不管科技、教育，什么都翻，他基本上就翻文學。他說，翻譯這東西，你鉆進去之后，才有自由。他自己喜歡文學，也熟悉作家的狀況，可以互通。如果到另一個領域，老資源完全用不上，新的又陌生，就會出現(xiàn)差錯。當年有人找他翻毛選，他不愿意接，他說我是搞文學的，那些政治性很強的我不擅長。”

　　“他自己很慎重，不像現(xiàn)在，我們有些年輕人什么都能翻。”李景端說。而日前被網(wǎng)友披露的“史上最牛翻譯宋瑞芬”則一人通曉數(shù)十國語言，的確“什么都能翻”，最終媒體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宋瑞芬身份不詳，此事不過是出版界一個潛規(guī)則罷了。

　　“判斷譯作好壞不太容易，”李景端說，“簡單說，搞翻譯的人容易忽悠人。懂點外語，有本字典就能搞，加上有些出版社急功近利，很混亂。”抄襲、剽竊譯作已經(jīng)不算新聞，蔣介石都已經(jīng)變成了“常凱申”。有網(wǎng)友稱，現(xiàn)在的譯作簡直讓人“銷魂”，《機器貓》都能翻譯成《銅鑼領帶》。

　　楊憲益晚年曾對市場上出現(xiàn)中譯外的諸多問題看不下去。一次，李景端到他家拜訪，正趕上北大一個人寫來一封信指出目前我國在對外宣傳上的一些錯誤譯法。“你看，這些洋相到現(xiàn)在還沒有人管。”楊憲益說。

　　李景端認為，翻譯管理分散在各部門，出版管書，外交部管口譯，科技部管科技翻譯，教育部管翻譯教材，“使不上勁”。“而且，過去翻譯只有外文系作為一門課，現(xiàn)在有翻譯研究生方向了，這是個進步。但現(xiàn)在大學翻譯課有點隔靴搔癢，很現(xiàn)實的一個問題，把蔣介石翻譯成常凱申，怎么解決？”

　　“他們的追求還沒有完全實現(xiàn)，他們本身有遺憾，他們走了對我們來說是更大的遺憾”

　　“現(xiàn)在都講經(jīng)濟。”楊憲益同事，外文出版社的法文翻譯家劉方說。

　　據(jù)李景端介紹，解放前我國曾出現(xiàn)過一批以翻譯為職業(yè)的翻譯家。當年葉水夫翻譯《青年近衛(wèi)軍》就能在上海買一套房子。在翻譯繁榮的上世紀80年代，劉方翻譯了一本都德的小說，隨后她用5000元稿酬買了一套家具。而現(xiàn)在，一個新譯者的稿費每千字只有60元，而給電視臺翻譯字幕，還能拿到每千字160元到180元的報酬。“搞翻譯沒有幾個職業(yè)的，都是業(yè)余的，或者是大學教師。”李景端說。

　　學習翻譯的年輕人大多選擇了外企，“現(xiàn)在沒有多少年輕人愿意來我們這種‘清水衙門’，坐下來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劉方說，據(jù)她了解，搞中譯英的就更少了，基本上都是她的同代人在從事這項工作。國際翻譯協(xié)會副會長黃友義2008年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中國真正合格的“中譯英”人才不足百人，缺少“中譯英”將導致文化上的“逆差”。

　　與此同時，翻譯界譯德、譯作質(zhì)量的問題并沒有太大改善。2002年，由李景端發(fā)起，季羨林、葉水夫、馮亦代、楊憲益等人共同簽署的《關于恪守譯德，提高翻譯質(zhì)量的倡議和呼吁》提出，翻譯要既對原文作者負責，又對譯文讀者負責。

　　“他們的追求還沒有完全實現(xiàn)，他們本身有遺憾，他們走了對我們來說是更大的遺憾，繼承還是第二步，我們還沒有完全明白這一代人的精神是什么。”李景端說。

　　1981，由楊憲益主編的《中國文學》雜志效仿英國《企鵝圖書》，推出《熊貓叢書》這一翻譯計劃，楊憲益對此興致勃勃，他第一個要推出的就是在當時身份還比較敏感的沈從文，這位曾竭力向西方介紹中國與中國人的作家。此后是巴金，以及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楊憲益曾對妹妹說：“一定要把他們介紹出去，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古典文學，但我們新文學也不差。”43年前，他在英國翻譯《離騷》時，正是為了向牛津老師表示，中國也有悠久的文學傳統(tǒng)。

　　“翻譯不僅是一種文字交流，也是一種思想交流，甚至是人格上的碰撞，有時翻譯會影響好幾代人。”李景端說。楊憲益去世后，熱心的年輕網(wǎng)友重新摘抄了他在上世紀50年代翻譯的維吉爾的《牧歌》：

　　看呀，那搖擺的世界負著蒼穹

　　看那大地和海洋和深遠的天空

　　看萬物怎樣為未來的歲月歡唱，

　　我希望我生命的終尾可以延長，

　　有足夠的精力來傳述你的功績。

　　本報記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