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第一雜家

　　-編著書目

　　他學貫中西，文物研究造詣高深，著述頗豐。此外，放鴿子、斗蛐蛐、玩葫蘆，飛鷹走狗無一不精，堪稱京城第一雜家。

　　他就是王世襄，號暢安，祖籍福建福州，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1938年畢業于燕京大學國文系，獲學士學位，1941年獲碩士學位。抗日戰爭勝利后負責追還抗戰時期被劫奪的文物，1946年底擔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負責交涉歸還文物事宜。1948年6月，他被故宮派赴美國、加拿大考察一年。期滿后拒絕了弗利爾美術館、匹茲堡大學的聘請，返回故宮任職。

　　新中國成立后任故宮陳列部主任，1953年開始在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1962年調回文物局工作，1994年退休。1994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1991年7月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玩物成家

　　王世襄出身書香門第，母親金章是著名畫家，其父任職于民國政府外交部條約司，工作之余喜歡逛古玩店。

　　小學至高中，他就讀于北京美國學校，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家中還聘請國學耆宿，講授文史詩詞，他最喜歡古詩詞。對于玩，王世襄可謂天生異稟。他8歲就能“飛檐走壁”，爬墻放鴿子。

　　王世襄養狗、玩葫蘆、養鳴蟲也在北京城小有名氣。他玩過一只白鷹，那是鷹中絕品，當時叫價一百塊錢，而一袋洋面粉才兩塊五。王世襄破天荒頭一次托人借錢，買走了這只白鷹。

　　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他在燕京大學文學院讀書時，曾有臂上架著大鷹或懷里揣著蟈蟈到學校上課的驚人之舉。

　　他玩的東西多半屬于民俗，但大俗的東西到了他這兒卻玩成了大雅，邊玩還邊用文字記載心得。黃苗子先生說他“玩物成家”，啟功先生說他“研物立志”。

　　愛鴿成癡

　　談起諸多玩好，王老如數家珍：“十來歲時我開始養鴿子。接著養蛐蛐，不僅買，還到郊區捉。也愛聽冬日鳴蟲，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蟈蟈、油葫蘆等。鳴蟲養在葫蘆內叫，故對葫蘆又發生興趣。尤其是中國特有的范制葫蘆，在幼嫩時內壁套有陰文花紋的模子，長成后去掉模子，葫蘆造型和花紋文字，悉如人意。這是中國獨有的特種工藝，可謂巧奪天工，我也曾試種過。十六七歲學摔跤，拜清代善撲營的撲戶為師。受他們的影響和傳授，玩得更野了——熬鷹獵兔，馴狗捉獾。由于上述經歷，我忝得‘玩家’之名。”

　　王老把養鴿、研鴿當作所有玩好之最，他曾寫過很多關于搶救傳統觀賞鴿的文章。每每回憶少時歲月，有一個段子他常掛嘴邊：“一連數周英文作文，我篇篇言鴿。

　　教師怒而擲還作業，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換題目，不論寫得好壞，一律P(即poor)。’”

　　再后來王世襄搬進了公寓樓，無法養鴿子，這成為他的人生最大憾事，可是他對鴿子的喜愛卻日久彌篤。

　　無法養鴿的王世襄換了一種愛鴿的方式，那就是研鴿并出鴿書，編著了《北京鴿哨》《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等鴿書。

　　追回國寶

　　王世襄認為一生中做得最有意義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為中國人民收回幾千件國寶，現在都藏在故宮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飾錄解說》的編寫。

　　王世襄說：“《髹飾錄》是中國現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專著，但全書文字簡略晦澀，且類比失當，所以極難解讀。過去此書唯一抄本遠在日本，后經曾任北洋政府代總理的著名學者朱啟鈐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這方面的志趣，遂將此書交給我詮釋解說。”王世襄編寫此書前后30年，1983年終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訂再版。

　　抗日戰爭勝利后，文物清理損失委員會成立，由馬衡和梁思成兩位先生推薦，“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認為王世襄是難得的人才，便派他參加了“清損會”平津地區辦公室的工作，職務是助理代表。

　　當時，王世襄正是風華正茂的青年，精力充沛，又對文物有濃厚興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國家追還抗戰時期被劫奪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馬和之《赤壁賦圖卷》等皆為國之珍寶。

　　相濡以沫

　　王世襄與夫人相識在他考取燕京大學研究院后。一天，一位叫袁荃猷的燕京大學女生來找王世襄，要做“中國畫教材”方面的論文，請他做導師。于是王世襄便成了導師，為使小姑娘通過論文關，他不但導，而且替。再后來，他們就結婚了。

　　結婚之后，王世襄發現他的妻子實在妙不可言，除了琴棋書畫外，其他全不會。就做飯而言，剝蒜可以，剝蔥卻不行，一根蔥被她層層剝光，最后手上什么東西沒有，反過來責備王世襄，說他不會買蔥，為什么蔥里什么東西都沒有。

　　不論王世襄身處順境還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終是他的支持者。袁荃猷14歲師從汪孟舒學琴，后又經古琴國手管平先生親授，琴藝更精。袁荃猷彈琴時，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他自稱“琴奴”，直至2003年袁荃猷病故。此后，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將夫妻收藏的古琴、銅爐、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賣，成交額達6300余萬元人民幣。

　　《錦灰堆》收入14首《告荃猷》，其中一首是：“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無時已。”極為悲痛。

　　治學精神

　　王世襄治學的精神憑兩股勁：傻勁和狠勁。這是事實，他研究美術史、建筑營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一鉆到底，總要搞出個名堂來才善罷甘休。他做學問不單純靠書本知識，為了觀察漆器實物，他隨時注意故宮的藏品，還經常去古玩鋪、掛貨屋，乃至冷攤僻市搜集漆器標本，越是殘件越重視，因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層次等等狀況。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財力，王世襄只好直接與收購破舊雜貨家具的舊貨攤打交道。他經常冒著嚴寒或酷暑，騎著自行車奔波于北京的街頭巷尾。車后裝著一個能承重一兩百斤的大貨架，架上放著棉繩、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買得起的，他便買下，捆在車上帶回；買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畫下圖來。早年在搜集過程中，他的足跡遍至北京方圓幾百里，連通州、涿州、保定也時時遠征，不肯放過。大年三十，為了或許能從農家買到一件舊家具，他放棄全家吃年夜飯的歡樂，而在鄉下睡冷炕，用脫下來的鞋墊在炕沿上做枕頭，度過除夕之夜。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王世襄后來寫出了中國第一部有關古代家具的專著《明代家具珍賞》，填補了我國工藝史上一段長時間的空白，更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手冊。有人說，他“玩”出了前無先輩系統之論、后無來者可以繼承的“世紀絕學”。

　　玩即學，學亦玩。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文/本報記者卜昌偉整理圖/三聯書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