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反映高房價時代白領生活的電視劇《蝸居》，正在各地熱播，《蝸居》以“房奴”和“反腐”為切入點，講述一對夫婦為在上海買房子而經歷的艱辛故事。劇中女主角海萍似乎說出了很多人心里想說的話：“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連串數字蹦出來：房貸六千，吃穿用兩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費三百四……”騰訊網發起的一項網友投票吸引了36萬名網友，結果顯示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中國青年報》11月19日)

　　不少觀眾在網上留言稱：貧賤夫妻百事哀，房子問題不僅是單純的住處問題，它意味著一個完整的家，意味著個人的生活地位，巨大的壓力和無處不在的誘惑，在房子問題上格外突出。《蝸居》的故事，有極大代表性，也是社會問題中，不可回避的最重要話題。八成公眾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是一個怎樣的價值判斷，又呈現了何樣的民生圖景呢？編劇六六說：“每一個寫字樓里擁有1平方米隔間、月月還房貸、出門坐公交、中午吃盒飯的人，都能從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眾多讓個體觸景生情的橋段、臺詞，使個體心有靈犀——在理想與現實、情愛與家庭中的無奈、困惑，甚至是赤裸裸的生存現狀。

　　事實上，就筆者的觀察，對《蝸居》的關注，并非僅僅停留在電視劇藝術性的角度上，相反，更多時候是放在社會視野下。在“幸福與房子有關”的視野中，“蝸居”成了一個社會學命題。從這點上說，筆者以為，作家肖復興的見解值得關注：《蝸居》不是承載問題的一個筐，而是刺向當下社會和我們內心的一枚刺。這是它的可貴之處，不僅因為它擁有春江水暖鴨先知一般的敏感，更因為它擁有不回避現實生活的良知。筆者的認識是，《蝸居》是對民眾心聲的表達，是對民意的集中展現。而肖復興之所以把《蝸居》稱作指向現實的一根刺，無非是表明了公眾在住房問題的困頓和無力感。而電視劇《蝸居》對這點的展現恰恰印證了公眾的現實，二者的對接結果就是互動促成了《蝸居》的“火”。

　　房子是家的港灣，是一個人乃至一家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傳統的國人觀念里，沒有房子何能稱其為家？因此，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成為每一個家庭奮斗的目標，也成為家庭幸福的重要指標。但是《中國城市品牌價值報告》顯示，我國一些大城市存在一個軟肋——在宜居指標方面得分都較低——人均GDP比較高的地區，居民的生活成本通常也會比較高，這可能會抵消高收入的影響，一個重要的例證就是房價。在京滬，人均收入雖然比其他地區高幾倍，但其房價卻比其它地區可能高十幾倍，如果不能實現居者有其屋，則生活滿意度就會下降。因此，在考慮生活成本的情況下，一個地區人均GDP就有可能與居民生活滿意度相背離。正是在這點上，《蝸居》背后的社會命題得到了展現。

　　當房子拴著一家人下半輩子幸福的時候，當房貸像山岳一樣壓迫在一個人頭上，讓人失去生活的樂趣和品質的時候，這個家更多地不是溫暖而是可怕。

　　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也反證了當下社會福利水平低下的困頓。正義論大師羅爾斯對社會福利做了這樣描述：社會福利是社會中處境最差的人決定的，只有當社會中這些人的處境得到改善時，社會福利才會增長。因此可以看出，我們的福利水平不是由那些能買得起房子的群體來決定的。

　　對《蝸居》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乃至爭議，但是， “做房奴不幸，做不了房奴更不幸”，幸福與房子有關，在筆者看來，除了是公眾心聲的表達外，更是一種提醒。否則，《蝸居》無論引起多么大的關注，在這樣的一個注意力時代，也終有冷卻的一天。（舒 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