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訃告上的頭銜很長：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收藏家、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實際上，相對這些一本正經的語詞，“京城第一玩家”可能是更貼切的稱謂，而如果嫌這個稱謂還不夠全面，不妨再加上“吃主兒”幾個字———對此，天堂里的王先生應該不會有太大異議。

　　王先生愛玩，少年時養狗、玩葫蘆、養鳴蟲、弄鴿子，耍大鷹、捉兔、逮獾；成年后玩書畫、雕塑、金石、建筑、家具、樂器、漆器、匏器、竹刻、銅爐、金石牙角雕刻等等。他由“玩”而成“學”，最后成為一代大家、國寶級人物。實際上，晚清到民國，京城里前朝風流、新興權貴，如王先生這般愛玩之人，不在少數。不過最后能玩出王先生這般成就，如黃苗子先生所言“玩物成家”者，卻并不算多。究其原因，除了王先生書香門第的家庭背景與“貴族”身份，恐怕更要歸結到他的勤奮，還有他所受的現代學術訓練，甚至一些更為復雜的東西：估計不少人都看過王先生早年的那張照片，京城少年，身著獵裝，手擎蒼鷹。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誤讀，這張照片里，王先生眉宇之間實在是有股讀書人不多見的“彪悍”氣質，甚至，還有些“頑劣”。

　　就在王先生逝世前不久，他的朋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也告別了這個世界。潘采夫在紀念楊憲益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不少今天的文化人對這樣一位經歷傳奇、坎坷、悲慘到極致的文化老人，竟然不知不聞？我覺得，不妨接著潘采夫的思路問下去，對于名聲顯赫的王世襄先生，我們又真正了解多少？

　　王世襄先生在傳媒與大眾里走紅，大約是上世紀90年代的事情，而近年來的收藏熱、傳統文化熱，更是將王先生的聲望推向又一個高峰。但是這些撲面而來的“盛譽”，卻有意無意掩蓋了王先生與大時代之間的某種真實關系：因為曾為國民黨政府討回抗戰時期被劫掠的大量文物，王先生被關押十幾個月，釋放后回到家中，被告知開除公職，需自謀生路。而在他下放改造時，被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文人雅集之地“芳嘉園”，一下子擁進八戶人家，私家小院頓成大雜院。改革開放以后，王先生用十年時間跑房管所和“落實政策”辦公室，讓小院里的住戶減少到三家，但最后還是因為不堪其他住戶敲鐵皮噪音之苦，被迫搬離。今天，芳嘉園已經先于它的主人，在這個城市中消失，僅供后人遐想。

　　所以，今天談論王世襄先生，除了他的超然、灑脫，他的玩與吃、收藏與家世，不妨也記住王先生的“彪悍”，記住他是一個有強悍生命力、經歷過時代波折的中國文化人，記住王先生的自述：“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規，一不自尋短見，二不鋌而走險，全力著書立說，做對祖國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應該得到公正的認識，我能做到，這就是我的勝利。”

　　據說，中國將在2015年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第一大國，而培養“貴族”也成了今天人們熱議的話題之一。但這些美好的藍圖，卻無法掩飾今天日益粗糙的生活。想想王先生“愛玩”背后滿溢的生活熱情，再看看今天所謂“貴族”建立在奢侈消費上的炫富，也許就會發現，我們今天的塵世面容，實在是有些過于蒼白和黯淡了。

　　□謝勇(廣州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