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會

　　本報記者對話“文壇四家”余華、蘇童、畢飛宇、劉醒龍

　　文/本報記者 黃詠梅 通訊員 趙利平

　　本月4日晚，中國當代四位實力派作家余華、蘇童、畢飛宇、劉醒龍應邀與暨南大學學生展開一場關于“文學與人生”的對話。現場引發了一些爭議。有媒體報道，文壇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的追問，被暨大學子批“沒禮貌”。昨晚，四作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回應了這一批評，并暢談眼下文壇熱點，一致認為當下“文學進入一個好時代”。

　　回應“避談80后作家”

　　不甚了了，沉默是唯一的尊重

　　羊城晚報：有媒體提及關于避談“80后”作家是有失作家風度的，怎么看這種說法？

　　畢飛宇：關于這些“80后”作家，我也知道一些，從報紙和網絡獲得的信息。但是我沒看過他們的作品，對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不會談的。

　　蘇童：我確實不看他們的作品，因為我要看的東西太多了。我都知道這些擁有眾多粉絲的“80后”作家們的名字，知道他們的作品確實賣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對他們完全不了解。避談是對他們唯一的尊重。

　　劉醒龍：正如他們不看60后、50后的作品一樣，我們也不會看他們的。我認為“80后”現在的姿態是在撒嬌，在對整個社會撒嬌。

　　余華：其實回想過去，我們也不跟老一輩的作家進行交流。我認為郭敬明有一個優點，其實一直有很多很難聽的話包圍著他，但是他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以難聽的話回擊別人。在這樣一個以攻擊別人為樂的時代里，這一點還是值得人尊重的。

　　羊城晚報：這些“80后”作家現在也都快三十歲了，回顧一下處于他們那個年齡，你們在文學上的成績如何？

　　余華：我二十多歲寫了《在細雨中呼喚》(余華的成名作。記者注)。

　　蘇童：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出版了《妻妾成群》(蘇童的代表作，后被改編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記者注)。

　　痛批“作家富豪榜”

　　曾被作假，此榜深具中國特色

　　余華：我認為這個榜，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在其他國家，根本沒有人去關注作家的收入，更沒有人去做這樣的榜，讀者更關心的是作家的作品寫得好不好。關于這個所謂的“作家富豪榜”，有一年，我是關心的———因為蘇童當年居然排第三。

　　蘇童：我對這個排行榜一點都不信任，因為我自己就曾經被做假過。當時，我的新書《碧奴》出版發行，記得收入是5萬英鎊，出版社就說折合人民幣90萬元。后來有一個記者采訪時，沒弄清楚，居然在《重慶晚報》報出了900萬元的數字。雖然出版社覺得這個錯誤太離譜了，也試圖做了很多次更正，但是都沒有用，所以當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說，這樣的排行榜，可信嗎？

　　余華：如果作家都搞富豪榜了，那么農民、工人也可以搞個富豪榜了。

　　剖白寫作動因

　　習慣而已，除寫作干不了別的

　　羊城晚報：作家要靠寫作賺錢，主要渠道大概只有兩種：賣影視版權和發行銷售。在刊物上發表的稿費其實是挺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寫作的動力是什么？

　　畢飛宇：我已經習慣這種工作了，我要是有一段時間不寫作，我就會感到十分空虛，覺得生活很不完整。我必須要以寫作的方式來充實、復原我的生活，

　　蘇童：除了熱愛寫作之外，其實有一個職業我很喜歡的———我想當個調酒師，但是我現在已經不可能做這件事情了，只好寫作。

　　余華：我熱愛這份工作。當然我也還有別的喜歡的職業，我想去NBA當教練，能在現場看球賽，還能在賽場上走來走去———但是，這能實現嗎？我知道這是很癡心妄想的事情。既然沒有能力做別的事情，所以我還是繼續寫小說吧。

　　羊城晚報：我了解到，余華和蘇童的作品在國外獲得了不少獎，但是在國內卻很少拿獎，有什么感受？

　　余華：我和蘇童都是著名的“不獲獎作家”。對于我來說，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現在能發表、能出版，已經很滿足了。

　　探究“最好時刻”

　　所謂“最好”，禁錮少寫作自由些

　　羊城晚報：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講中說到“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刻”，這個說法引起了不少專家學者的爭議，認同這句話嗎？

　　余華：我覺得王蒙這話沒錯。我認為現在確實是中國文學最好的階段，因為我感到現在的文學環境在逐步變得寬松起來。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所謂“最好的時代”，我想，應

　　該就是寫作自由和發表自由的時代。我在1987年、1988年發了很多小說，并不是我在這兩年寫得特別多，而是因為這些作品都是以前寫了發不出來的。這些小說發表不出的原因，不是因為小說的質量問題，而是因為內容主題與當時的政治風不一致，這真讓我當時感到文學創作道路上暗無天日。但是自從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很多禁錮都沒有了，中國文學的好階段也到來了。

　　蘇童：王蒙過去因為寫《一個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這樣的遭遇，他感到現在是中國文學最好的階段，我確實可以理解。當然，這個“最好”主要是指文學的環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當下出現了中國當代最好的作品。我認為最好的作品是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下判斷的，要留待后人評說。很多經典的偉大作品，都是過了好多年以后才被重新認識。反過來，當下好的作品，也許過了若干年之后，就不值一提了。比如說，在一百年前，法國文壇被公認的最偉大的文學英雄是夏多布里昂，但是現在誰也不這么認為了。時間是檢驗作品的重要因素。

　　劉醒龍：出現一個好的、寬松的環境，要比出現一部好作品更重要，這不是少數作家在享受，而是整個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認為政府對文學的管理還有待完善。比如說作協的機制問題。

　　作協成立之初，是考慮到作家寫作太忙，而由政府請幾個“管家”幫忙打理與寫作有關的日常生活，誰知幾經異化，大多數作協機關越來越衙門化了，就連小小的科長處長，其地位都在有成就的作家之上。社會上總在批評專業作家體制，其實，最需要批評與檢討的是作協體制。另外，在作協這樣的單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學的人，占著高位置，而且在胡說八道。比如我們湖北作協前年換屆，一個還沒有加入作協會員的人，他的作品誰也沒讀過，忽然某一天，一紙任命就要來當作協副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見的時候，我當時堅決反對，但是最后選票得出的結果，居然還通過了。我認為任命這樣的領導，必須要一步步進行，按照章程辦事，這是對作家最起碼的尊重。

　　回溯“文革記憶”

　　歉疚難平，自覺書寫保持警惕

　　羊城晚報：我注意到你們的作品里，很多都涉及到“文革”內容，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結？

　　余華：“文革”是我們的童年經歷。童年經歷對一個人來說，尤其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說影響是最大的。

　　畢飛宇：我寫“文革”是一種比較自覺的行為。我剛開始寫作時，并沒想到要寫這些東西。隨著年齡的增長，時常回憶起過去的事情，對那段“文革”經歷，時常保持一種警惕和恐懼。一個人，不管處于什么樣的年齡階段，都不愿意這么不體面地生活。我記得小時候在農村，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我們村里的方言是把爸爸稱為“伯伯”，但我由于家庭原因，我是叫“爸爸”的，所以我一直以為我爸爸的名字就叫“爸爸”。忽然有一天，在我家門口貼了張大字報，有個名字被打了叉。有人跟我說，這是你爸爸的名字，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是從大字報上知道的。這種羞辱真是刻骨銘心。

　　劉醒龍：我們這一撥人，對于“文革”一直懷著懺悔的心情。雖然我們在那個時代都沒干什么壞事，但是，這些歉疚和負罪的情緒，是難以平復的。我覺得我有責任在自己的作品里記載下這些感受。

　　畢飛宇：《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文革”記憶的電影，雖然在美學上我認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卻一直不能認同，因為電影里對于“文革”生活的詩化，總是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質疑“打工文學”

　　命名模糊，以作者身份界定么？

　　羊城晚報：廣東近年來出現的“打工文學”很活躍，怎么看這種現象？

　　畢飛宇：我認為“打工文學”這樣的界定很模糊。現在爭議也很多。“打工文學”是指打工者寫的文學的話，那么打工者要是不寫打工生活的作品，也是“打工文學”嗎？我去年的一長篇小說《推拿》，是寫一群盲人按摩的生活，出版之后，就有人認為是“打工文學”。其實我寫這部小說的初衷，只是想寫我熟悉的一群人，跟打工一點都不相關。如果真要從作者身份來界定“打工文學”的話，我想，除了專職作家之外，有一份工作、進行業余創作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算是“打工文學”。

　　批判書籍推廣

　　國內書評，我基本不會去相信

　　羊城晚報：現在國內對于書籍的推廣，花樣很多，比如說在每本書上套個“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話語來推銷書，這些做法有效果嗎？

　　余華：我從不相信“腰封”上的話。這些都是嘩眾取寵的一種方法。我記得最逗的一個“腰封”是作家劉慶邦出的一本書，是寫中國煤炭工人挖紅煤的題材，就因為是紅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寫上了“中國的《紅與黑》”，太荒謬了！

　　蘇童：我們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種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薦書，實際上，我們的名字都多次被盜用了，有的書我們根本就沒看過。

　　余華：相比中國而言，西方對于書的推薦和評價，都相對公正。據我所知，德國、美國的出版社每年都有兩次出版會。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藍登書屋，開出版會的時候，從各類書的編輯到印刷到發行等各個部門的負責人，要把報上去的幾百本書稿全都看完，然后進行討論、投票、排名，最后，才能決定一本書出版發行的命運。

　　畢飛宇：法國《世界報》星期五固定的讀書版在讀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國人是不逛書店的，他們就信任這個讀書版，按照他們的推薦直接去買書。還有法國的影評人，更為嚴格，如果有某個人出于某種私心，推薦一些不好的影片，經過市場檢驗，連續兩次出了大偏差，那他評論資格的就被取消了。國內的書評，鋪天蓋地到處都是，但我基本不會去相信。我在國內選擇閱讀的書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傳，靠朋友間的口碑。

　　羊城晚報：在市場沖擊下，國內的小說出版也日益商業化，這對作家出書是否影響很大？

　　畢飛宇：據我了解，國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經紀人。我想，中國的圖書市場要正常和規范起來，經紀人必然是會出現的。目前，時候還沒到，因為圖書經紀人面對的環節很多，只要有一個環節出現了信任危機，那就很難進行下去了。

　　劉醒龍：圖書銷售渠道也很混亂。出版社的書發給書店，賣不掉的書退回———有的書店要裝修，它就會一下子把書全都退回出版社。這對作家出的書是很不負責任的。

　　人物檔案

　　余華 著名作家。現為杭州市文聯專業作家，浙江師大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兄弟》等。

　　蘇童 著名作家。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碧奴》、《河岸》等。

　　畢飛宇 著名作家。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

　　劉醒龍 著名作家。現為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武漢市文聯副主席，《芳草》雜志主編。主要作品有《鳳凰琴》、《分享艱難》、《威風凜凜》、《生命是勞動與仁慈》、《彌天》、《圣天門口》、《天行者》等。

　　四家之言

　　●當時，我的新書《碧奴》出版發行，記得收入是5萬英鎊，出版社就說折合人民幣90萬元。后來有一個記者采訪時，沒弄清楚，居然在《重慶晚報》報出了900萬元的數字。雖然出版社覺得這個錯誤太離譜了，也試圖做了很多次更正，但都沒有用，所以當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說，這樣的排行榜，可信嗎？ ———蘇童

　　●我和蘇童都是著名的“不獲獎作家”。對于我來說，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現在能發表、能出版，已經很滿足了。 ———余華

　　●出現一個好的、寬松的環境，要比出現一部好作品更重要，這不是少數作家在享受，而是整個民族都在享受。

　　社會上總在批評專業作家體制，其實，最需要批評與檢討的是作協體制。在這樣的單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學的人，占著高位置，胡說八道。 ———劉醒龍

　　●《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文革”記憶的電影，雖然在美學上我認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卻一直不能認同，因為電影里對于“文革”生活的詩化，總是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畢飛宇

　　黃詠梅、趙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