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在北京大學未名湖后湖之濱的朗潤園，湯一介先生和夫人樂黛云每天安靜地讀書、寫作、散步，他們已經這樣并肩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人生歷程，見證了燕園潮起潮落間的變遷。

　　他們一個是中國哲學史家、《儒藏》總編纂，一個是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的“拓荒者”，他們年輕時共歷風雨比翼雙飛，年老時文集被雙雙列入“大家文叢”。

　　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們在“知天命”之年迎來學術生涯的春天，他的《郭象與魏晉玄學》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成為哲學研究不可繞開的著作；而她本是魯迅和茅盾研究專家，卻毅然“中年變法”，另起爐灶，創建了中國當代比較文學學科。

　　“事不避難，義不逃責”，從祖父湯霖那里傳下的這頗顯儒家氣概的家風，深深影響了父親湯用彤一生，也同樣影響著湯一介的立身行事。是的，中國哲學，不僅是學問，也是一種人生的踐履，這既是一種功夫，也是一種修為，更是一種人生的境界。

　　四壁是頂天立地的厚木書架，空氣中飄散著若有若無的中藥香味，步入湯一介先生的家，即刻便有一種心寧神靜的感覺。

　　先生家有兩間書房，雖然不是很大，卻都四壁環書，晴日里灑滿了陽光，他倆常常各據一間。那日我與湯先生在他的書房采訪，而腿部不適的樂黛云正在另一間做理療，每當電話鈴響過，不久便能聽到隔壁傳來樂先生愉快的笑聲。

　　跟樂先生的神采飛揚恰好構成對比，湯先生謙和平靜，儒雅從容，我們的談話從下午一直持續到晚間，從國學的使命到文化的復興，從《儒藏》的編纂到對學術傳統的回顧……對于我的每一個問題，他都會沉思片刻，然后細說從頭。

　　“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力”

　　錢穆先生在回憶好友湯用彤時，曾寫道：“錫予之奉長慈幼，家庭雍睦，飲食起居，進退作息，固儼然一純儒之典型。”這段話也正是湯一介自幼成長環境的一個寫照。

　　湯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在“奉長慈幼，家庭雍睦”的大家庭中自由自在地成長，父親湯用彤雖然是會通中西的哲學家，卻從來不把讀書之事強加于子女，“我父親從來不強迫我讀什么書，只適當地指點，看我讀《三國演義》，他會建議我還要讀《三國志》。”湯一介回憶說，父親對他的身教多過言傳。

　　受父親的影響，早在讀高中時，湯一介便夢想著自己將來能做一個哲學家，“能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探討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

　　1947年，20歲的湯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報》上發表了兩篇散文：《月亮的頌歌》和《流浪者之歌》。當時湯一介正在北大讀書，充滿了浪漫和幻想。

　　那時生活很苦，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飯，菜的質量極差，宿舍是七八個人的上下鋪，冬天有時沒有煤，非常寒冷，但這些都沒有影響年輕的湯一介對知識和智慧的吸納。

　　然而，進入50年代后，他的這種夢想逐漸消失。從1950年代起，教條主義開始在中國哲學界橫行霸道，青年一代既無條件又無可能向哲學家目標邁進。湯一介拋掉了哲學家的夢想，自愿或半自愿地做了“哲學工作者”。“但當時我們不知道，我們接受的實際是前蘇聯式的教條主義。”湯一介說，“這樣的思想緊緊纏繞著我們的頭腦至少三十年。”

　　1957年，湯一介和樂黛云結婚后的第6年，“反右”運動開始。“那是個沒有哲學，也沒有哲學家的年代。”湯一介說，“哲學家從事哲學工作要有條件，首先你要能夠自由思想，自由創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創造，哲學就變成了死的哲學。自由是一種創造力，沒有了自由，你的創造力就沒有了。”

　　“文革”后迎來學術生涯春天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湯一介迎來了自己學術生涯的春天。

　　1981年春，湯一介在北京大學開選修課“魏晉時期的玄學和佛教、道教”，能容納200人左右的教室里，經常座位緊張，連換三次教室，最后沒有辦法，學校不得不發“聽課證”以解決學生搶座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東西，當時沒有過。那時教條主義的課程受冷淡，而傳統哲學的東西只要講得好一點，符合道理一點，大家很愿意聽的。”湯一介回憶道。

　　他當年的學生、現任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景海峰，至今還保留著當時的課堂筆記：“老師得戴著麥克風講課，有時麥克風壞了，幾百人的大課堂鴉雀無聲，每個人都似乎豎起耳朵聽課。”

　　講臺下的景海峰“如饑似渴”吸取知識，而講臺上的湯一介，正懷著沖破多年學術教條的決心，就像多年后他自己說的：“失去最有創造力的年華后，就像裹過小腳后再把腳放大一樣。”

　　在講過兩輪課后，湯一介將“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一課寫成《郭象與魏晉玄學》，他嘗試把哲學的比較方法運用于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在方法、觀念上進行了一系列“突圍”。

　　接著，他又將《早期道教史》一課修改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大膽提出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對人類社會生活的意義。這些探討，均是在此前的道教研究中很少討論到的。

　　在心靈滯塞、頭腦僵固尚未消除的時候，湯一介首先想到要找尋新方法，提出新見解，走出哲學研究的困境。這種蕩滌陳規的突圍意識，一直伴隨他日后的哲學研究之路。

　　中國文化書院推動“文化熱”

　　季羨林先生曾說：“對中國文化書院的回憶，我卻只有甜蜜，只有興奮，只令人歡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百廢待興，各種新思潮萌動。1984年，以北大哲學系為核心，學界醞釀籌組了民間性的中國文化書院，湯一介任院長。書院宗旨是“繼承并闡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周一良等70多位海內外學者被聘為導師，沒有學科之間的分際，也無身份和等級差別，思想分外地開放與活躍。

　　書院舉辦了四屆反響巨大的“文化系列講習班”，還舉辦了數萬學員參加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函授班，蔚為大觀。中國文化書院被公認為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主要推動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對當時的文化啟蒙起了比較大的作用。

　　“當時我比較主張‘兼容并包’，誰都可以講，我們都歡迎，有很傳統的梁漱溟先生，也有馮友蘭先生，還有年輕一代的李澤厚，更有激進的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包尊信。梁漱溟被批判以后很多年沒有公開演講，他做的第一次公開演講就是在我們文化書院做的，我們還留了一個錄像，那是很不容易的。”湯一介先生回憶說。

　　正如祖父湯霖傳下的家風“事不避難，義不逃責”，作為一名學者，湯一介肩負起這樣一個責任，在傳承自己文化的過程中使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

　　要讓《儒藏》成為最權威范本

　　湯先生家的書架上，在最醒目的三個格子里整齊排列著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藍色封皮，燙金的字，格外悅目。湯先生起身從中抽出一本來，翻開來，指給我看：“這是原文，這是校勘記，哪些地方有問題我們都注解出來，方便大家使用。”

　　收集儒家典籍是一項卷帙浩繁的工程，明清兩代均有學者提出要編纂“儒藏”，卻都未能實現。由于并非出身古籍整理專業，湯一介曾形容自己做《儒藏》是“非常小心，戰戰兢兢”。

　　湯先生說，佛藏一共有20幾種不同的版本，而現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用的本子是日本的《大正藏》，為什么？因為它是排印本，有句讀，還有校勘記。“所以我做《儒藏》就是做實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是一個比較規范的本子出來。”

　　《儒藏》，是要集中華文化精髓之大成，將儒家文化瑰寶系統全面地“收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將文化接續下去。更何況，現在做《儒藏》已經有些晚了。”中華書局在新中國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許多已經故去，沒剩下多少了，再過十年八年幾乎就沒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學者的古文功底現在還難以完全承擔起這樣的工作。在湯先生看來，《儒藏》是一個搶救性工程。

　　“我希望讓我們的《儒藏》成為全世界最權威的范本。”作為一位沉潛、內斂的學者，湯先生這句話有著沉甸甸的分量。

　　學術雙璧

　　世界漢學大會上，在掌聲里結束演講的湯先生，緩緩從講臺走下來，在一擁而上的媒體包圍里，他一邊應對遞過來的名片一邊挪步向觀眾席，尋找老伴樂黛云，而此刻樂黛云也正被另一群人環繞，她爽朗地笑著起身，拄著根拐杖，跟在湯一介身后，這時兩群人合攏成一圈，繼續圍在他們身邊，直至最后目送兩位坐進車里離去。

　　寒風中，樂黛云幫湯一介穿好大衣，戴好圍巾。坐進車前，他們一并向攙扶他們的學生連連道謝，樂先生溫藹的笑聲，像一縷明媚的陽光穿過那日灰沉厚重的云層。

　　1949年，他們在北大相識。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文學院有一個團總支，湯一介和樂黛云同時在做團的工作。“我是組織委員，她是宣傳委員。后來我們又一起到了團委，我做宣傳部長，她做群眾文化部長。”兩人常在一起工作，一起聊天，漸漸的，他們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952年9月13日，樂黛云一畢業，他們就結婚了。自此，他們并肩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人生歷程，見證了燕園潮起潮落間的變遷，也親身經歷了風雨的洗禮。

　　至今，有一個多年的習慣，在他們看來尋常不過，而在外人看來，卻是極盡浪漫而奢侈的事——每天午后，他們會一邊繞未名湖散步、曬太陽，一邊討論問題。“每天都會有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討論問題，最近在討論我研究的普世價值問題，還討論她在寫的一篇文章，我建議寫得再積極一點，她后來接受我的觀點。”湯先生笑著說。

　　當文學遇到哲學，會有沖突嗎？樂先生解答了我的疑問：“他最不滿意我的是，覺得我這個人做學問不夠嚴謹，但是我的思想比較活躍，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很快寫出來。他常提醒我要好好地推敲，他寫文章都是要改好幾遍的。但是我的文章都要經他看一遍，他會抓出我很多毛病，哪個地方不確，哪個提法不妥，對我很有裨益。”

　　現在，湯先生除了忙《儒藏》、寫文章，還在整理自己即將出版的10冊文集，而樂先生不僅要帶博士生、忙她主編的幾套叢書，也在整理出版自己的英文文集。他們一個82歲，一個78歲，卻不以頤養天年為求，也不以含飴弄孫為樂，而是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

　　湯先生曾寫道：“曾多次設計著改變忙亂的生活。”我問樂先生，現在狀態如何？“生活依然忙亂如舊”，樂先生說完哈哈地笑了起來。

　　伉儷情篤

　　性格上，湯一介較內向，樂黛云較開朗；湯一介受儒家思想影響大，做事講究規范、有條理，樂黛云比較喜歡道家，聽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這一張一弛的“儒道互補”，讓他們平安度過歲月中的無數坎坷。

　　因籌辦一本“同仁刊物”，樂黛云在1958年被劃為“右派”。劃成“右派”時，她正在坐月子，并不知情。細心的湯一介把校刊全藏了起來，直到她坐滿月子的第一天，學校讓她去挨批斗她方才知道，“他這個人是非常能控制的，他一點都不表現出來，可他自己心里就比較受苦。”

　　在那荒唐歲月里，他是“黑幫”，她是“右派”，不是他被“隔離審查”，就是她在深山“勞動改造”。樂黛云記得，很冷的冬夜，湯一介常被關在一個屋子里寫檢查，她便坐在哲學系樓門口的臺階上等他出來，“因為我不知道會把他帶到哪去，那時常有這種事，審一審不知怎樣就關起來，關在不知哪個小屋里。”

　　他們互為彼此的精神支柱。湯一介被“隔離審查”時，兩三周才能回次家，每次回家呆半天就又要離開，樂黛云會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橋邊。

　　樂黛云在鄉下“勞動改造”時，湯一介會每周寫一封信，信封上寫“樂黛云同志”，為了這“同志”二字，他被批“劃不清界限”。憶及此，樂黛云動情地說：“這是支撐我渡過難關最重要的力量，那時要沒有他的信，真會崩潰啊!”

　　可惜的是，見證了他們信任與愛的那些信件，“文革”中因擔心抄家，被埋在槐樹街一個院子的葡萄架下，后來卻找不到了。

　　現在，他們過著平靜而充實的生活。上午，他們工作或者讀書，然后一起散步；午后，會睡一個午覺；下午，還可以有三四個小時工作，或是接待各種各樣的人。

　　湯先生喜歡古典音樂，尤好舒伯特、莫扎特。樂先生說：“貝多芬對他來說太重了，現代的新一點的流派馬勒什么的，有時我還能欣賞一下，她就不愿意聽。”他們也會為看電視而“吵架”。“他不喜歡我看的那些電視劇，說太無聊了，昨天我看《金大班》，他說真難看就走了。最近的《密戰》我覺得太簡單太幼稚了，他竟看上癮了。”不過，也會有讓他們能一起看到底的，譬如《潛伏》，驚險、有情節，他們都愛看。

　　“所以我常跟學生說，不一定兩個人非得性格那么相同才能夠好，有時不一樣倒是可以互補一下。”樂先生笑著說。

　　本報記者 李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