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4日晚，中國當代四位實力派作家蘇童、余華、畢飛宇、劉醒龍應邀與暨南大學學生展開一場關于“文學與人生”的對話。現場引發了一些爭議。有媒體報道，文壇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的追問，被暨大學子批“沒禮貌”。前晚，四作家接受記者專訪，回應了這一批評，并暢談眼下文壇熱點，一致認為當下“文學進入一個好時代”。

　　回應“避談80后作家”

　　不甚了了，沉默是唯一的尊重

　　記者：有媒體提及關于避談“80后”作家是有失作家風度的，怎么看這種說法？

　　畢飛宇：關于這些“80后”作家，我也知道一些，從報紙和網絡獲得的信息。但是我沒看過他們的作品，對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不會談的。

　　蘇童：我確實不看他們的作品，因為我要看的東西太多了。我都知道這些擁有眾多粉絲的“80后”作家們的名字，知道他們的作品確實賣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對他們完全不了解。避談是對他們唯一的尊重。

　　劉醒龍：正如他們不看60后、50后的作品一樣，我們也不會看他們的。我認為“80后”現在的姿態是在撒嬌，在對整個社會撒嬌。

　　余華：其實回想過去，我們也不跟老一輩的作家進行交流。我認為郭敬明有一個優點，其實一直有很多很難聽的話包圍著他，但是他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以難聽的話回擊別人。在這樣一個以攻擊別人為樂的時代里，這一點還是值得人尊重的。

　　記者：這些“80后”作家現在也都快三十歲了，回顧一下處于他們那個年齡，你們在文學上的成績如何？

　　余華：我二十多歲寫了《在細雨中呼喚》(余華的成名作)。

　　蘇童：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出版了《妻妾成群》(蘇童的代表作，后被改編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

　　痛批“作家富豪榜”

　　曾被作假，對排行榜并不信任

　　余華：我認為這個榜，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在其他國家，根本沒有人去關注作家的收入，更沒有人去做這樣的榜，讀者更關心的是作家的作品寫得好不好。關于這個所謂的“作家富豪榜”，有一年，我是關心的———因為蘇童當年居然排第三。

　　蘇童：我對這個排行榜一點都不信任，因為我自己就曾經被作假過。當時，我的新書《碧奴》出版發行，記得收入是5萬英鎊，出版社就說折合人民幣90萬元。后來有一個記者采訪時，沒弄清楚，居然在《重慶晚報》報出了900萬元的數字。雖然出版社覺得這個錯誤太離譜了，也試圖做了很多次更正，但是都沒有用，所以當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說，這樣的排行榜，可信嗎？

　　余華：如果作家都搞富豪榜了，那么農民、工人也可以搞個富豪榜了。

　　剖白寫作動因

　　習慣而已，除寫作干不了別的

　　記者：作家要靠寫作賺錢，主要渠道大概只有兩種：賣影視版權和發行銷售。在刊物上發表的稿費其實是挺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寫作的動力是什么？

　　畢飛宇：我已經習慣這種工作了，我要是有一段時間不寫作，我就會感到十分空虛，覺得生活很不完整。我必須要以寫作的方式來充實、復原我的生活。

　　蘇童：除了熱愛寫作之外，其實有一個職業我很喜歡的———我想當個調酒師，但是我現在已經不可能做這件事情了，只好寫作。

　　余華：我熱愛這份工作。當然我也還有別的喜歡的職業，我想去NBA當教練，能在現場看球賽，還能在賽場上走來走去———但是，這能實現嗎？我知道這是很癡心妄想的事情。既然沒有能力做別的事情，所以我還是繼續寫小說吧。

　　探究“最好時刻”

　　所謂“最好”，就是寫作自由

　　記者：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講中說到“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刻”，這個說法引起了不少專家學者的爭議，認同這句話嗎？

　　余華：我覺得王蒙這話沒錯。我認為現在確實是中國文學最好的階段，因為我感到現在的文學環境在逐步變得寬松起來。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所謂“最好的時代”，我想，應該就是寫作自由和發表自由的時代。

　　蘇童：王蒙過去因為寫《一個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這樣的遭遇，他感到現在是中國文學最好的階段，我確實可以理解。當然，這個“最好”主要是指文學的環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當下出現了中國當代最好的作品。

　　劉醒龍：出現一個好的、寬松的環境，要比出現一部好作品更重要，這不是少數作家在享受，而是整個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認為政府對文學的管理還有待完善。比如說作協的機制問題，大多數作協機關越來越衙門化了，在作協這樣的單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學的人，占著高位置，而且在胡說八道。

　　批判書籍推廣

　　國內書評，我基本不會相信

　　記者：現在國內對于書籍的推廣，花樣很多，比如說在每本書上套個“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話語來推銷書，這些做法有效果嗎？

　　余華：我從不相信“腰封”上的話。這些都是嘩眾取寵的一種方法。我記得最逗的一個“腰封”是作家劉慶邦出的一本書，是寫中國煤炭工人挖紅煤的題材，就因為是紅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寫上了“中國的《紅與黑》”，太荒謬了！

　　蘇童：我們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種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薦書，實際上，我們的名字都多次被盜用了，有的書我們根本就沒看過。

　　余華：相比中國而言，西方對于書的推薦和評價，都相對公正。據我所知，德國、美國的出版社每年都有兩次出版會。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藍登書屋，開出版會的時候，從各類書的編輯到印刷到發行等各個部門的負責人，要把報上去的幾百本書稿全都看完，然后進行討論、投票、排名，最后，才能決定一本書出版發行的命運。

　　畢飛宇：法國《世界報》星期五固定的讀書版在讀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國人是不逛書店的，他們就信任這個讀書版，按照他們的推薦直接去買書。

　　國內的書評，鋪天蓋地到處都是，但我基本不會去相信。我在國內選擇閱讀的書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傳，靠朋友間的口碑。

　　記者：在市場沖擊下，國內的小說出版也日益商業化，這對作家出書是否影響很大？

　　畢飛宇：據我了解，國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經紀人。我想，中國的圖書市場要正常和規范起來，經紀人必然是會出現的。目前，時候還沒到，因為圖書經紀人面對的環節很多，只要有一個環節出現了信任危機，那就很難進行下去了。

　　劉醒龍：圖書銷售渠道也很混亂。出版社的書發給書店，賣不掉的書退回———有的書店要裝修，它就會一下子把書全都退回出版社。這對作家出的書是很不負責任的。 (黃詠梅 趙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