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1878-1965年)原是清末舉人，因在社會上從事教育改革，主持浦東中學(xué)而成名。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出任江蘇省教育司長，但不久就放棄做官，寧愿選擇繁苦的社會事業(yè)，并于1917年創(chuàng)辦中華職業(yè)教育社。這是一個民間教育組織，從事教育改革的實驗。為此，他三次放棄了做官的機會。1948年12月14日，黃炎培在寫給蘇淵雷的信中說：“民六、民十、民十一，當(dāng)時實因職教社初成立，若干事業(yè)甫經(jīng)展開，弟對職教確信為能解決人類間種種問題的扼要辦法——今猶信——若一行作吏，勢須拋棄半途，實違宿愿。”(黃炎培日記)他在政治上并無野心。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黃炎培一腔愛國熱血化為實際行動，重新回到政治領(lǐng)域，但不是做官，而是組織民間抗日活動。“七七事變”后，黃炎培被國民政府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在后方安置難民，組織生產(chǎn)，調(diào)查社會，動員民眾，為當(dāng)局獻計獻策。1940年間，國共沖突加劇，他在參政會中主動承擔(dān)起了調(diào)解國共紛爭、團結(jié)抗日的工作。

　　但是，黃炎培的努力，并沒有得到當(dāng)局的善意回報。蔣介石對黃炎培責(zé)罵道：“政客梁漱溟、黃炎培等對共黨之騎墻投機之可恥，殊堪鄙棄。此種政客之為害國家，其無形罪惡，甚于共匪與漢奸也。”(蔣介石日記1940年4月4日，下同)“王(黃王誤讀——引者)炎培等政客，以誹謗為直諒，并自示公平勞苦，當(dāng)面毀人而不自覺。此乃中國一般政客士紳之惡習(xí)，非王一人而已也。”(1940年9月6日)甚至罵他“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1年9月13日后上星期反省錄)蔣并歸之為“中國士大夫階級重外輕內(nèi)，有私無公之劣根性。”(1945年1月3日)

　　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黃炎培一直期望國民政府在抗日期間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實行民主憲政，改善人民生活，動員民眾抗戰(zhàn)，并深切期望國共合作，避免摩擦和分裂。

　　黃炎培一再向蔣介石陳述政治上的弊端，希望改革。為了顧全大局，他從不在社會上散布這些情況。例如1940年9月6日，蔣介石舉行茶會，“余(黃炎培)報告兵役近況，關(guān)于軍隊虐殺壯丁，言之甚詳。茶后，余密陳川南煙禍、匪患及處理辦法，并面陳各種文件。”(黃炎培日記，下同)顯然，這些觸動統(tǒng)治者痛處的地方，盡管符合事實，仍然遭到蔣介石的忌恨和辱罵。

　　自參政會成立后，包括中共在內(nèi)的非國民黨政治派系，一直在要求實施民主憲政。蔣介石也一再作了承諾，黃炎培對蔣介石是抱有希望的。例如，黃炎培記述1941年11月26日參政會閉會式：“蔣主席致詞，極誠懇。”其中說到：“憲政是國父遺教，是既定國策，越早實現(xiàn)越好。若可行不行，此政府將不打自倒，望贊助、監(jiān)督、督促。”

　　1943年11月12日：“十時，憲政實施協(xié)進會在軍事委員會開成立會，蔣主席致詞(出講稿，皆手自修正，臨講猶在席上動筆)，對促成民意機關(guān)憲草研究運動，言論自由開放，皆主早辦，恰合人民期望。”黃炎培對蔣介石的勤奮也是感動的。1941年11月9日，黃炎培從香港募集戰(zhàn)時公債回重慶后：“午，蔣公招餐，到者可三十人。吾仍坐蔣公對席，承問此行大概……(餐畢)余遂與陳布雷略談而出，王雪艇同行，謂蔣公今日早起絕未休息，彼欲回話亦不得間。”

　　黃炎培一向以為公不為私自勵，盡忠國事。1944年10月1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天明，忱次想吾人赤心為國，對領(lǐng)袖必須知無不言。今午既召餐，因急起身，連漱口、刷牙都廢止，起草上蔣主席書。”席間，“(蔣)問對中共問題之意見，余答：中央政府應(yīng)堂堂正正循康莊大道而行，改善政治，使民眾皆滿意。同時外交上無論對英美，對蘇聯(lián)，取得國際間良好情感，中共問題曾何足慮。”

　　黃炎培在日記中自慰地說：“余為參政員，自己認定兩大任務(wù)：一、助成政府與民眾合作；二、助成各黨派間合作。余以兩年來之周旋，政府及各黨派對我都還不至歧視。此次第四屆(系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大會為內(nèi)政審查會主席，審查七個關(guān)于憲政提案，各黨代表爭論雖烈而卒獲圓滿結(jié)果，在余總算對參政會盡了一份心，當(dāng)觀今后如何耳。”(1939年9月16日)他或許不知道蔣介石在內(nèi)心是怎樣罵他的。蔣介石把異己分子都看成反動派，即使善意的批評和建議都難以容忍。近代中國社會的激烈沖突，使獨裁者的心胸變得十分狹窄，容不得中間派的存在，只是沒有力量廓清他們而已。

　　1943年2月18日，黃炎培一天之內(nèi)參加了三個會議，上午參加參政會在渝會員談話會；下午又參加參政會舉行慶祝中美、中英新約成立會。傍晚參加市政府聽取匯報。他深受刺激：“政治日趨黑腐，今日之會分三幕，上午叫囂憤罵，不負實責(zé)，下午粉飾升平，不求實際，傍晚市府之會，補苴罅漏，無關(guān)大體，盡補苴盡罅漏。但我輩只有盡罅漏盡補苴。”黃炎培希望通過民主憲政的轉(zhuǎn)型來改善國家政治生活，促成國共團結(jié)。但是，蔣介石的實施憲政承諾，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國民黨提出的召開國民大會方案，其國民代表主要是戰(zhàn)前國民黨一黨操縱下選舉產(chǎn)生的國民代表，早就失去了代表性，那只是一個國民黨單方面可操縱的國民大會，自然遭到中共和民盟等黨派的反對。

　　1944年間，中國軍隊在豫湘桂戰(zhàn)役中遭到慘敗，黃炎培等中間派人士對當(dāng)局深感失望。1945年元旦，黃炎培領(lǐng)銜60多人署名發(fā)表《為轉(zhuǎn)捩當(dāng)前局勢獻言》，批評當(dāng)局低估敵人力量，“不求本身之進步與健全”，深恐“將來盟國均告勝利而我獨失敗”，因此，要求“政府準許各政黨公開”，團結(jié)合作，“準許人民對政治發(fā)表意見，檢舉貪污”，“實施國父‘平均地權(quán)’、‘耕者有其田’之遺教”，等等。(《新華日報》)黃炎培于1945年7月1日到5日間，訪問延安，由此增加了對中共富于朝氣的認識，更傾向于同情中共。此后，黃炎培一直反對蔣介石召開片面的國民大會，反對蔣介石的內(nèi)戰(zhàn)政策，因此遭到蔣介石的責(zé)罵，自然更是難以避免的了。

　　黃炎培在香港、菲律賓募集戰(zhàn)時公債期間，有兩段話值得玩味。其一是，1941年8月21日招待新聞記者的話：“述我個人服務(wù)恰四十年，愧非政治家，并不能為政客，自審如牛一般，能吃苦，能頑強抵抗。”10月3日，在從菲律賓回香港的飛機上與李國欽談：“李問：對吾國民主前途，感想如何？余答：中國今后需用民主是無疑的。中國民眾尚不夠民主，是無可諱言的。但欲練習(xí)民主，須從民主中練習(xí)民主。如習(xí)泅水，須從水里學(xué)泅水，不能在陸上學(xué)泅水。中國今后所需要，乃是保育式的民主政治。”他實在算不上是一個民主的激進派，也并沒有什么“政治野心”，卻得不到當(dāng)政者的寬容。

　　蔣介石對中國近代教育和知識分子有很壞的評價，1944年11月9日在日記中大罵：“一般大學(xué)教授皆為反動派所誘惑，而根本上中國教育竟為個人主義者所把持，民族道德與愛國觀念幾乎喪失殆盡。”近代中國微弱的知識分子隊伍在這位口口聲聲“革命”的統(tǒng)治者眼中竟是如此地位，中國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朱宗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