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蟻族就是關心我們國家的未來。青年時代的磨難和體驗直接決定10年15年后他們的心態和價值觀。一個人青年時期總被人看不起、壓抑、仇富，等他40歲突然成功了他幸福嗎？會回報社會嗎？他如何教育下一代？

　　調查，在北京的邊緣

　　-名詞解釋

　　蟻族：指“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該群體高知、弱小、聚居。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平均月收入低于兩千元，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他們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九成屬于“80后”一代；他們主要聚居于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

　　調查，在北京的邊緣

　　-一篇報道的啟發

　　在這本叫做《蟻族》的“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出版之前，“蟻族”這個名詞基本上屬于動物學的概念。一位29歲的年輕學者帶領他的團隊經過兩年的社會調查后，第一次將這個昆蟲的名字冠于一個年輕群體的頭上。他們高知、低收入、聚居在一起生活，像螞蟻一樣不被關注，也像螞蟻一樣全力以赴、永不言棄、不可輕視。

　　為“蟻族”著書立傳源自一場好奇的探訪。

　　2007年夏天，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的廉思讀到《中國新聞周刊》里的一篇紀實報道，名為《向下的青春——“高知”貧民村調查》。報道中的主人公李竟一年前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因為考研和就業雙重失敗，不得不暫住于海淀區一個叫唐家嶺的村子繼續掙扎著追求夢想。而這個村子里，和他有著相同境遇的高校畢業生不在少數。

　　“令人擔憂的現狀、年輕脆弱的心靈以及無處寄托的青春和夢想。”廉思這樣形容他解讀到的李竟。作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作為“80后”，他沒有想到自己身邊還生活著這樣的同齡人。與此同時，博士后研究“社會穩定”的他又敏銳地感覺到這不僅是一個簡單的“貧民村”的問題。

　　-這也是北京

　　站在唐家嶺的街道上，廉思真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也是北京？擁擠狹窄的小路充斥著垃圾塵土，各種名目的小店凌亂骯臟，電線桿、墻壁上到處貼滿了租房的小廣告：180元起，有寬帶……歡迎入住。

　　“看不出任何首都的氣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可一般的城鄉結合部又不可能有這么多年輕人，而且都是學生打扮。你再看他們租住的房子，可以沒有浴室沒有單獨的廁所，但一定有寬帶能上網。”

　　廉思了解到，這些走出校園不久的畢業生基本上都是拿著一千多元的工資，租著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到工作單位要坐兩個小時以上的公交車。唐家嶺本村居民有三千人左右，其余近四五萬人都屬于這個聚居群體。

　　回到家廉思將“聚居村”輸入搜索引擎，結果顯示全是“少數民族聚居村”；查閱了國內外的一些相關資料也一無所獲，此時的廉思意識到，唐家嶺的年輕人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新的生態群體。

　　“大家都關心成功的人，關心精英，從大學畢業兩三年到四五年的這群人到底是什么狀態，沒有人問過他們過得怎么樣。” 從唐家嶺回來后，這些同齡人生活的場景時常在廉思眼前閃現，讓他久久不能釋懷，他決心要深入研究這個群體。

　　-政府支持的調查

　　廉思開始著手組織社會調查。正當他埋頭設計問卷、確定調研地點的時候，北京市有關方面委托他就北京市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問題進行專項調查。有了政府的支持，研究工作順利開展起來。

　　2008年春節，廉思帶領他從人大招募來的研究生入村調查。恰逢全國遭遇50年不遇的雪災，北京天寒地凍。在唐家嶺的出租屋內，經常是問卷還沒做完，調研員的筆已經被凍得寫不出字來。由于年齡相仿，村里的年輕人對廉思的調研小組沒有任何抵觸，有的不僅自己接受調查，還推薦身邊的老鄉和朋友。經過一個星期的調研，這個群體的面貌逐漸在廉思眼前清晰起來。

　　在后來的調研報告里廉思這樣描述他們：他們人數眾多，大多聚居于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已經形成了一個個自然村落。他們有的畢業于名牌高校，更多的來自地方院校和民辦高校；有的完全處于失業狀態，更多的從事保險推銷、廣告營銷、電子器材銷售等低收入工作。他們生活條件差，缺乏社會保障，挫折感、焦慮感等心理問題較為嚴重。他們與外界的交往主要依靠互聯網并以此宣泄情緒。

　　“熱情、開朗、迷茫、彷徨。”這就是“聚居村”村民留給廉思的初次印象。調研結束后，他寫成了四萬多字的研究報告提交市委且獲得了肯定，但廉思感到自己的使命并沒有完成。“我更關心的是他們的夢破了以后怎么樣，他們會怎么看待這個社會。他們的怨恨可能給社會帶來災難。”

　　-“蟻族”一詞的誕生

　　經過進一步的資料查閱和實地考察，廉思發現國外沒有出現大學畢業生聚居現象，而國內除了北京之外，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大城市都有“聚居村”存在，若要深入了解他們必須組織全國范圍的社會調查，才能得出更有意義的結論。

　　由于第二次調查將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第一次，廉思決定成立課題組，招募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參與。他對前來應征的人說的很直接：“跟我干肯定沒錢也沒名，憑的就是社會責任感和研究興趣。”

　　2008年8月8日，借著這個舉國歡慶的日子，匯集了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統計學、經濟學等學科的15人課題組正式成立了，廉思擔任組長，研究題目是《潛在危機：中國“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與社會穩定問題研究》。

　　在人文社科領域，社會調查是最花錢的。偏偏這一年廉思申報的課題沒有獲得批準，調研純屬個人行為，經費成了大難題。人大社會學系的一位教授告訴他：你要把這個項目做下來，僅僅北京地區的調研沒有15萬絕不可能！做一份問卷的成本最少要200元，包括人工費、禮品費、交通費、誤餐費等等；北京地區至少要 500份以上的樣本量才有意義，還不包括后期研究需要支付的錄音整理費、數據錄入費……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拿著恩師資助的3萬元啟動資金，廉思和課題組成員們立即投入到環環相銜的工作流程中。很快3萬元花光了，家人又支持了4萬元，最終課題組僅花費7萬多元，完成了唐家嶺、小月河、馬連洼等七個“聚居村”的563份調查問卷的樣本量。

　　當時課題組一位成員看了一本名叫《蟻囈》的書，講螞蟻的生活狀態，很多話和他們調查的人群非常相像，比如“我很卑微但我不卑賤”、“弱小的強者”等等，于是他們決定用“蟻族”這個名詞替代“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

　　廉思沒料到，“蟻族”這個名詞在網絡上引起了極大的共鳴。網上很多人發帖“我是蟻族我報到”，還有網友寫下：“只要一個人青春過奮斗過就不會不為蟻族的故事感動，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蟻族。”

　　◆采訪手記

　　蟻族熱

　　廉思說話很快，隨著“蟻族”熱度的上升，他已成為各類媒體競相拜訪的對象。他似乎想用最短的時間表述最多的記憶、感慨和思考，當然是關于“蟻族”的。“我希望更多的人能關注蟻族，而不是我廉思。”

　　《蟻族》出版后，很多80后的父母給他發郵件、打電話、網上留言。家長們告訴廉思是《蟻族》讓他們知道了遠在外地的孩子到底過著什么樣的生活。“有個家長說，怪不得兒子堅持不讓他去住處看一眼；有個媽媽給我留言，她看了兩天一直在哭，作為一個母親，她感覺自己是那樣的無力。外地一個父輩的朋友，看了當地報紙對蟻族的報道，打電話來問我：你幫我判斷判斷，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蟻族？”

　　聚焦難免帶來一些尷尬。廉思隨電視臺去唐家嶺拍攝，有蟻族接受采訪時說，不知道是該感謝廉思還是該責怪廉思，因為他們看見報紙報道，唐家嶺有興建白領公寓的計劃。“如果‘白宮’(蟻族口中的白領公寓)建起來了，他們負擔不起房租的話，就不得不往更遠的地方搬。”這名蟻族不認識廉思，也不知道他就站在旁邊。

　　課題組受邀去人大、北大講座，一些天之驕子反問廉思：蟻族跟我們有關系嗎？我們有必要了解他們嗎？那里面有多少北大、人大的畢業生？

　　“很多名牌大學畢業生自詡為‘社會精英’。什么是精英？精英應該負有關注社會、關懷弱勢群體的責任感。你享受的權利越多，你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大。真正的精英應當是‘心為平民，行為精英’”。

　　其實有些蟻族聚居村離北大人大并不遠，然而它們之間卻豎立著一堵隱形、堅硬的墻。要打破這些墻，讓蟻族的青春奮斗不再默默無語，廉思的路還只是剛剛啟程。不久，全國范圍的調研即將展開，上海團隊已經從同濟、復旦、上海交大招募了四五十人，廉思等核心成員馬上開赴當地。

　　“每個城市的聚居村形態都不盡相同。上海是群租房，在中低檔小區里，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能打出20個隔間住20個人。廣州則是城中村，緊鄰高檔住宅的旁邊。”

　　無論他們處于城市的哪一個角落，他們都在發出自己的輕吟與呼喊，你會不會去聆聽？

　　生活撲面而來，夢想流離失所

　　-蟻族展示了真實的80后：迷茫、彷徨，但有夢想，有責任，在堅持

　　蟻族是“80后”的群體，以22-29歲的大學畢業生為主。1999年大學第一批擴招生入學，2003年第一批擴招生畢業，融入滾滾紅塵。因為就業難或就業差，他們向自己的師兄師姐詢問有沒有便宜的地方可以落腳。剛剛走出校園，他們渴望安全感，尋求群體認同。由于高校和大量的科技類公司集中在北京的北部，為了節省生活成本、把握機會，他們在城市的邊緣慢慢積淀下來。

　　“2003年蟻族形成聚居，兩年后有了一定規模，等2007年我第一次去調查的時候規模已經很大了。這是高等教育擴招、勞動力市場轉型等因素伴隨的產品，正好讓‘80后’趕上了。”

　　網上曾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帖子，是“80后”描述自己的尷尬境遇：當我們上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上小學又不要錢了。當我們不炒股的時候傻子都能賺錢，當我們進股市的時候發現我們才是傻子。

　　“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就是這狀態！”廉思說社會對“80后”的定義一直偏于貶義，“最自私的一代”、“最沒責任心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其實作為改革開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們經歷著國家的巨大變革，身上表現出來的價值觀、行為方式與生活意識都折射出中國社會特定轉型時期的變化。“80后”究竟是一代什么人？廉思覺得“蟻族”展示了“80后”的真實面貌，“他們迷茫、彷徨，但有夢想、在堅持，而且承載了很多責任。”

　　一個來自北京農村的女孩告訴調研員，她希望自己的辛苦奮斗能讓父母有富足的晚年，能讓自己的孩子將來過上更好的生活。承載著如此責任的蟻族絕非少數。為廉思作“聚居村民序”的鄧錕在唐家嶺住了兩年，兩年里他做過銷售、干過技術、考過研、進過傳銷，也曾創過業。他對父母隱瞞真實情況，總是報喜不報憂。

　　“日子過得再苦他都沒有哭過。但是有天早上起來，同屋問他昨天晚上怎么哭那么大聲？鄧錕完全沒有印象，看看枕頭是濕的，才知道自己在夢里嚎啕。”廉思感到心被揪得難受，蟻族是咬著牙苦撐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背負著整個家族的希望來到大城市打拼，中華民族的傳統在他們身上是有體現的。“他們是最真實的 ‘80后’。”

　　-蟻族基本上屬于“窮二代”群體，只能靠自己，對成功的渴望特別強烈

　　2009年春節，很多蟻族因為沒錢或沒票回家，只能在聚居村里過年。大年三十的下午，廉思帶著年貨到了唐家嶺，他和十幾個“蟻族”買菜、買水果，熱鬧地準備年夜飯。

　　“我們做了一大桌的菜，擠在一個小房間里，還挺有過年的樣子。”喝著酒、嗑著瓜子，當電視機里的春晚載歌載舞時，小屋的氣氛卻漸漸變了。“我就記得當時有幾個男孩子先后到廁所去抹眼淚了。”

　　什么是真正的奮斗？從初始接觸的憐憫、同情到最終的佩服、尊重，廉思看到蟻族們確實在奮斗。“三年一輛車五年一套房”是很多蟻族的奮斗目標，夢想對于他們來說尤其重要。

　　“你問小月河的人最崇拜誰，他們肯定說王寶強。其實王寶強不是蟻族，沒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在小月河住過，而且成功了，他寫的自傳小月河的人都看。他們對成功的渴望特別強烈，這就是支撐他們堅持下去的動力。”

　　調查顯示，蟻族50%以上來自農村，20%以上來自縣級市，來自省會和直轄市的僅占7%，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不超過5萬，這說明蟻族基本上屬于“窮二代”群體。這個群體只能靠自己。

　　不久前，廉思帶一家電視臺再度回訪唐家嶺，遇到一個就職于金融公司的北大畢業生。“他一個月掙5000還是不敢花。窮二代買房首付就交不起，要攢很多年。城里房租1000塊，唐家嶺只要300塊。這就是現實。”

　　蟻族告訴廉思“沒有比生活更現實的生活”，“生活撲面而來，夢想流離失所。”這些高度凝練的詞語全來自他們的親身感受。

　　“其實‘三年一輛車五年一套房’這個夢對很多北京人來說也不敢想，但我們不去戳破這個夢，否則七八個人住一屋，七八十人用一個廁所，沒有夢怎么堅持？他們的路是他們自己選的，我們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力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有人會勸他們為什么不回老家？面對城鄉巨大的差別，這種勸說太蒼白了。”

　　有人境況好轉搬離了聚居村，有人最終放棄夢想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這是擺在蟻族腳下的兩條路，通往任何一個方向都是要經過一番彷徨與掙扎的。

　　-蟻族在調查中強烈質疑了他們所受的高等教育，對這個群體，社會和政府應該有所作為

　　面對蟻族的調查，課題組成員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強烈的沖擊力，因為蟻族距離他們自己太近了。一個調研員在訪談中偶然遇到了學校的師兄——兩年前曾經是學生會里非常活躍的人物——雙方尷尬得說不出話來。

　　走出“聚居村”時，每個調研員都禁不住在心里問自己：幾年后我會不會成為他們？還有一個調研員告訴廉思，當他錯過了最后一輛返城的公交車時，他感覺錯過了這輛車仿佛錯過了整個世界。大多數蟻族的夢能否實現誰都不敢確定。

　　因為好奇，廉思走近了蟻族，在調研中跟蟻族一起吃飯、聊天、喝酒，但總感覺那里并不屬于自己。“我盡量地從蟻族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但很可能我盡全力都做不到。蟻族是真實地生活在那里，而我們只是去體驗過后又回來過自己的生活，我們永遠是旁觀者。”

　　作為一個學者，廉思感到有時自己是無力的。他能為這些平凡而又堅韌的年輕人做些什么？同情、無謂的勸解都是沒有意義的。

　　“在我們的調查卷里有一個問題，問蟻族覺得高等教育給他們帶來了什么？選項有知識技能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還有自身素質、道德修養、人際交往等等，可他們只選了最后一項‘一張文憑’。當問到高等教育缺失什么的時候，他們把以上幾項全選上了。大學生們走上社會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這些是高等教育應該反思的東西。”蟻族的身上可能存在著欠缺，但未必是他們個人原因造成的。

　　雖然廉思認為蟻族內心的力量遠比自己要強得多，但他們真實的生活境遇的確令人擔憂，他們應該得到社會的傾聽與關注。

　　“對這個群體，社會和政府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比如短期內幫他們整治環境和治安，讓他們生活好一點，還可以安裝一些避孕套機等等。中期來說落實一些民主權利，讓他們參與投票。設立一些文體設施，進行職業培訓。長遠的一些問題則需要逐步立法解決，比如廉租房制度，目前沒有北京戶口是享受不到的。還有高等教育擴招問題，用不用擴招、擴招多少；民辦教育的規模問題，蟻族中37%來自民辦大學，好多是被騙來的，這些都需要經過慎重討論最后出臺措施。”

　　廉思并不掩飾他的憂慮，“關心蟻族就是關心我們國家的未來。青年時代的磨難和體驗直接決定10年15年后他們的心態和價值觀。一個人青年時期總被人看不起、壓抑、仇富，等他40歲突然成功了他幸福嗎？會回報社會嗎？他如何教育下一代？這才是值得思考的。”(顏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