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腳往下看的“高度”

　　近來，中國文壇的又一檔熱鬧事，就是關于當下是中國文學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還是“前所未有的低谷”之爭。雖然直接介入爭議的人士并不多，但這“高-低”之爭，還是很牽動個中人的神經的。

　　我是不敢茍同所謂“高度說”的。立說不僅要有根據，而且要講道理。對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學”做總體判斷，無論如

　　何不能如當下個別批評家“飚捧”某些作品那樣率性。“高度說”的倡導者舉出了幾位作家的幾部小說，列了四點理由，就打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旗子，當然不能服人。姑且不論這幾部小說是否真達到了中國小說的“前所有未的高度”，單就中國文學文體的豐富性和差異性而言，這個“高度說”也是無立足處的。

　　那么，是否中國文學在當下跌進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呢？同樣因為中國文學的歷史豐富性，我也不敢附和。我認為，當下中國文學處于非常的低谷——不應有的低谷。我的看法，可從兩個方面來說明：一方面，從外部條件來看，文學遭遇了來自電子媒介藝術(尤其是影視藝術和網絡寫作)的前所未有的沖擊，文學在文化生活結構上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從內部狀態來看，文學的自由創作精神和理想意識嚴重退落，這既表現為作家在創作上精品乏見、作品影響力衰微，也表現為批評家的批評意識低落和批評影響力衰微。我們可以從如下三方面看當下中國文學的非常低谷狀態。

　　商業化對文學全面滲透，唯錢是圖在文學創作中主流化。當下中國作家，享有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和非常富裕的經濟環境。但是，令人悲嘆的是，堅持嚴肅寫作、為社會民生寫作的作家群體，嚴重萎縮，“為人民幣服務”已經成為一些作家公開的“寫作秘密”。當今的“中國作家”人數，無疑世界第一，然而，能如20世紀80年代那樣真正履行作家社會職責的人數，實在為數不多。因此，我們看到，當今中國文學在作品數量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包涵了太多的泡沫、甚至垃圾。因為商業浸蝕，文學創作的低俗化、惡俗化趨向，是當下中國文學低谷狀態的突出表現。

　　在嚴肅文學作家中，不排除某些沉迷于玩無聊、玩深沉、玩技巧的“孤島寫作”。對于這些“孤島作家”，他們的寫作似乎不是為廣大的讀者服務的，而是為某些批評家服務的。“孤島寫作”的根本問題是作家們割斷與現實生活相連接的臍帶，他們或者用咀嚼自我內心有限資源的辦法進行寫作，或者以玩家或技師的手法“處理”現實。因為缺少生活的滋養，他們的寫作缺少真實的內容而走不出極端自我復制的死穴。這種文學低谷現象，局外人看得很清楚。

　　當下批評家群體高度職業化，同時也高度商業化和小集團化。這種批評的“新狀態”，不僅導致“批評話語權”集中到少數“權威”批評家手中，而且導致批評獨立性的整體喪失。批評被整合在文學市場的生產-營銷體制中，成為文學商品的促銷機制。活躍于文學市場的批評家們持續不斷地炮制著“高度作品”的文學經驗，將中國文學現場打造成一片永遠的群星璀璨。但是，與少數批評家高調“唱盛當下文學”相反，近年來的新聞調查(鳳凰網對所謂當代文學垃圾事件和這次關于中國文學高度論的調查)一再證實了民眾對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強烈不滿。那些操控批評話語權的批評家們，在為文學市場繁榮推波助瀾的同時，為什么沒有同時建立起讀者對當下中國文學的接受和認同渠道呢？批評如此失效，不也是當下中國文學低谷狀態的一個基本表征嗎？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一位在國際上并不知名而數十年安靜寫作的德國女作家，赫塔·穆勒。瑞典皇家學院公布的頒獎理由是，“赫塔·穆勒的文章具有詩歌的精煉和散文的平實，描繪出了一幅底層社會的眾生相。”她獲獎的理由是因為她的創作與歷代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一樣，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的普遍問題的深刻關注和對弱勢群體的真誠同情，準確講，她代表了當今世界的良知和理想。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是否應當從赫塔·穆勒的獲獎中獲得一點有益的啟示呢？

　　在當下中國，有沒有赫塔·穆勒式的作家呢？我認為是有的，在病中苦耕20余年創作《野葫蘆引》四部曲的老作家宗璞就是一位用生命為中國的抗戰史寫作的優秀作家。她作品中的醇厚的文化氣質和深刻的仁愛精神，是當下中國文學所缺少而特別珍貴的品質。

　　明明中國文學在當下處于非常的低谷狀態，為什么還有批評家出來主張“高度論”呢？這個“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我們的批評家在他所謂的“中國的立場”上看出的。這就是說，“中國的立場”賦予我們從腳往下看的權力，所以“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是這位批評家從他的腳往下看到的“高度”。　

　　-肖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