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與楊憲益先生的一點交往

　　楊憲益(1915-2009)，著名翻譯家。自1953年起，楊憲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與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了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儒林外史》、《老殘游記》、《離騷》、《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唐宋詩歌文選》等經典作品。60年代初開始翻譯《紅樓夢》，最后于1974年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廣獲好評。著有英文自傳《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譯本書名為《從富家少爺到黨員同志》，中文譯本書名為《漏船載酒憶當年》。今年9月，楊憲益獲頒中國譯協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是繼季羨林之后獲得該獎項的第二位翻譯家。

　　楊憲益仙逝了，享年95歲。這不只是說他兒時大富大貴，年輕時漂洋過海娶來一位洋仙子，耄耋之年還能每天喝半斤二鍋頭，更有他一貫對財富的超然態度以及對他的職業的了然于心。我見到他那年，他已經86歲，但是眼不花耳不背，思路敏捷如小年輕，我擔心的那種交流問題根本不存在。我說明來意后，他不假思索地說：“我同意。那個譯本出英漢對照沒問題，對得上的。”

　　話往回說幾句。我進入知天命年齡段時，回頭想一想編輯過的譯稿和研究過的譯本，不管譯者的名氣多大、資歷多深，經得住對照的上佳譯作，實在不多，便想策劃一套英漢對照讀本叢書，翻譯風格多樣，原作體裁不一，供做翻譯的有心之人參考。在尋覓的過程中，我發現了楊憲益翻譯的英國著名劇作家蕭伯納的《凱撒和克里奧佩特拉》。譯文特色是口語化，也正因其順暢的口語，蕭伯納語言的犀利和俏皮體現得很到位。我早就想拜訪他，有了這個正當的借口，像是實現多年的一個愿望。如今我聽他對自己近五十年前翻譯的一個七八萬字的劇本如此了解和自信，深感驚訝，便說：“那就請您寫個簡短前言，談談您的翻譯經，行嗎？”

　　“沒問題。”他回答得很痛快。

　　他的英譯漢作品談妥了，我便趁機和他談起漢譯英的問題。關于他大量的漢譯英作品，我不僅羨慕不已，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請教。在這點上，我和老先生的神交少說有十幾年了。《紅樓夢》總放在我的常備書架最方便的地方，經常拿起來讀幾頁。早在他翻譯的《紅樓夢》第一卷1978年出版時，我就在社里的資料室借了一本，在原著中讀到自以為難解的地方，就對照他的英譯本求證。到了90年代，我購得他翻譯的三卷本插圖英譯本《紅樓夢》后，對照閱讀在一段時間內令我神往。他那種舉重若輕的譯文，讓我在英漢兩種文字的轉換中，增長了許多知識和無窮樂趣。在英譯漢的領域，多數人認為要把翻譯做得像回事兒，譯者的漢語水平應該好于英語，甚至有“七分中文三分英文”的說法。我把這種說法和楊先生說了，問道：

　　“漢譯英也有這樣的觀點嗎？”

　　“你認為這種說法有道理嗎？”他反問道。

　　“曾經以為有道理，后來推翻了。呂叔湘先生認為應該是‘七分英文三分中文’。我覺得至少應該五五分。”

　　“呂叔湘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話有道理。比如《紅樓夢》，你讀不懂吃不透，你怎么翻譯成英語呢？我做翻譯，好像理解原文上花費的工夫，一點也不比寫成英語的時間少。”

　　“那么，您的英語是在國內就學成了，還是您留學英國六年學成的？”

　　“我從小讀教會學校，出國之前就學成了。留學更多的是實踐和檢驗吧。”

　　楊先生出國時十六七歲，能把漢語和英語學成，他的天資聰慧不容置疑。我聽了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連連點頭。我所問的問題看似普通，實際上都是翻譯上最根本的問題。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我都認為任何語言學習是需要自己下苦功的，僅僅靠留學活動不會有實質性的提高，最多把聽力和口語改進一下。我很想深入和楊先生談下去，但是他說他到了下午喝酒的時候了，說著便變戲法似的拿出一瓶二鍋頭，要我一起喝。我趕緊說，我對烈酒很害怕，趁機說我該走了，等他寫好了序言我來取，再來跟他聊天。他說也好，不過要送我一本書，說話間從另一間房子里拿來了他剛剛出版不久的《漏船載酒憶當年》，在扉頁上寫了“福忠同志一哂，楊憲益，二悰悰一年六月”，送給了我。我只想來約稿，意外地得了一本書，告別老先生，走到什剎海一個安靜處，便迫不及待地坐下來看起來。書寫得實在有趣，先生一輩子曲折經歷，無論苦甜悲喜，都能寫得揮灑自在，好像他就是《紅樓夢》里的那個寶玉，只是由石頭幻變而來的“皮囊”，只是來人間體驗一回而已。

　　他的大譯《凱撒和克里奧佩特拉》英漢對照本出版后，我帶了樣書和稿費去見他，一年多時間已經過去了。期間，我把他的自傳又讀了一遍，感覺和初讀時像是兩本書，其中很多精彩的地方我都用鉛筆畫出來，反復琢磨，感覺到紳士而和藹的楊憲益，骨子里的獨立和自由，不僅如今的知識分子蕩然無存，就是在他的同代文化人身上，經過幾十年的改造和洗腦也鳳毛麟角了。經歷了中國幾乎整個20世紀變遷的他，認為清朝走向滅亡，是“滿族統治早已失去活力”；早年游歷歐洲看見希特勒在德國搞專制、掛畫像，“這是我初次見到一個活人被當做祖宗和神仙那樣崇拜。在當時，我覺得這簡直是一個稀奇古怪的想法”；他在國外認清了中國積弱積貧的地位，認為中國選擇馬列主義“是中國人民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新中國成立時，“盡管我并不知道未來的共產黨政府會是什么樣子，但是我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親見親歷已經使我對之深惡痛絕”；解放初期在南京積極參與新政府的建國活動時便感覺到“我的所有想法并不都能和共產黨的路線吻合”；做了一輩子踏踏實實的翻譯，才知道“中國有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的評價，并不以他們在學術上、藝術上的成就而定，卻以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而定”……有了這樣比較深入的了解，我們的交談無比親切和熱烈。

　　當他聽說我也屬虎時，不由分說便去什么地方拿出來兩樣東西送我。一個是瓷虎，拳頭大小，棕色間白，釉彩锃亮，虎首頂個“王”字，睡眼惺忪而不乏王者氣，很招人喜歡。另一件是一塊蛋白石頭，一片橘黃色呈虎形，按照那個虎形藝術雕琢后，一只虎虎有生氣的老虎呼之欲出。一時間，我不知所措，一個晚輩，怎么能接受這樣珍貴的東西？我猶豫之間，楊老先生已經分別在兩件禮物上寫了“楊憲益贈虎兩只”，我只好接受了。

　　“都拿走吧。我們都屬虎，是緣分。我把屬相送了你，你能不愛惜？東西要有人愛惜才好。對了，你跟我來，看看這本書你喜歡不喜歡。”

　　我跟他進了書房，他從一個書籍擺得稀稀拉拉的書架上，拿起了《白虎星照命》，順手翻開一個折頁，說書出了印刷錯誤，出版社補印了漏去的幾頁，夾在里面了。我知道這是他的自傳的英文版，因為種種原因，最后三章沒有翻譯，心中不知多么高興。但是，我還是故作鎮靜地看了看他的書架，問道：

　　“您書架上怎么沒有擺滿？您一輩子和書打交道，不會——”

　　“哦，散出去了。朋友來了，只要他們喜歡書，我就讓他們隨便取。你要看見喜歡的，你自己拿。”他見我猶豫，找補說：“你不拿，別人拿，一回事。要不你就把這些翻譯成英文文學作品都拿走？”

　　拿了沉甸甸的書回到客廳，坐下，我覺得好像我把一個老人的好東西偷了似的。我從沒有見過一個老人如此灑脫，親手把陪了自己大半輩子的書，這樣散發出去，落進很難記住的個人手里。絕大多數的讀書人，尤其文化名人，都會把書統一捐給圖書館或者母校什么的，給自己的藏書安置個好地方，同時博得些名聲，一舉兩得。我愣怔中往背包里放書時，看見我給楊先生送樣書時，也背來了他翻譯的《紅樓夢》的第一卷，才想起來是請他給我簽個名字的。他一如往常，先在《白虎星照命》一書里簽了“福忠兄存，楊憲益，二悰悰三年六月”；后在《紅樓夢》上寫了“福忠兄指正，楊憲益，二悰悰三年六月十二日”。算上《漏船載酒憶當年》“福忠同志一哂”的簽字，除了楊老先生的平易、灑脫、幽默，其中的細微差別，盡顯老人家思維的敏捷和用心。

　　楊先生這樣對待財富的超然態度，我是第一次見識，難免大驚小怪，說給人聽。我的一位藏書的朋友聽說我得了楊憲益的書，非要我和他一起去拜訪楊先生。這時，我才知道，楊先生散書在藏書人的圈子里早已是一件大事了。有人說楊憲益修煉到了視財富為糞土的神仙境地；有人說他不稀罕財富倒也罷了，那么多珍貴的書怎么能那樣隨意散出去呢？多數人說他應該找一家圖書館，捐給國家。不知是不是我白得了老先生的東西，不管別人怎么說，反正我白得了他的書頗覺不妥，直到在做楊絳先生的《洗澡》漢英對照版本時，讀了其中幾段話及其語境，才漸漸開始有些理解了。那幾段話的一段是這樣的：

　　獻給公家！我問你，怎么獻？公家比上帝更不知道在哪兒呢！

　　眾所周知，《洗澡》是寫上世紀50年代初第一次知識分子改造的，但成書于1980年，應是作者親歷親見了30多年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后的思考。而楊憲益老先生的散書活動發生在21世紀，誰能說不是這位學貫中西的睿智的老人的更高一籌的思考、更高一招的行動呢？

　　還好，我聊以自慰的是，我在他86歲的高齡，約他寫了《關鍵是“信”“達”》一文，千余字，字字句句說在理上，講的是翻譯這活兒的普遍規矩，卻也道出了他所有譯作的精髓——“信”與“達”。這大概算得上他的絕筆文字之一吧。

　　-蘇福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