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喜歡說王先生是玩出來的學問，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王先生的“玩”呢？與崇尚準確表述、嚴謹求證的西方文化不同，寫意的中國文化，從本質上講，就是“玩”出來的。

　　●過去的通才多，現在專才多，學科分立、社會分工是直接原因。但既然人們已有這種問題意識，就意味著改變的希望。最本質的一個問題還是，無論你是專家還是通才，你是否能通過腳下的這條路成就一個完整的自我？

　　●主持人：本報記者 柳 森

　　●嘉 賓：陳鵬舉(上海市收藏鑒賞家協會副會長)

　　柳森：日前，著名學者、收藏家、文物鑒賞家、素有“京城第一玩家”之稱的王世襄先生駕鶴西去。無人否認，這意味著中國又一位標志性文化老人的隕落。您曾與眾多文博大家有過接觸，對王世襄先生是怎樣一個印象？

　　陳鵬舉：我與王世襄先生曾在北京有過匆匆一面。那天，除了王世襄，光臨的貴賓記得還有朱家溍、楊憲益、吳小如、吳祖光、黃宗江、范用、姜德明、魏明倫等。然而，雖只是這匆匆一面，王先生那種儒雅的神采已叫我感念至今。

　　那天在場的都是大人物，但在群賢間，你還是能感覺到他的“大”。他坐在那里的樣子、他的眼神、語態，透著一種淡淡的謙和。望著，他既親切得就像自家隔壁的一位大伯，說著一些再樸實不過的家常，讓你感到一種可以依賴的溫暖，又能讓你覺出一種為他所獨有的溫潤、大氣，一種敬重感從你心中油然而生。這多少與他長年與歷史對話、與遙遠時空中的器物對話有關。

　　后來，王先生還給我們版面寫過“養鴿經”。在我不少關于收藏和明清家具的評論中，他都是一個無可替代的“指標”。盡管他涉獵廣泛，但我認為，他留給后世最經典的應該還是他關于明清家具的見地。

　　柳森：一直以來，凡憶及王世襄先生，大家總會提到一個“玩”字。王先生本人也曾有名言：“一個人如果連玩都玩不好，還可能把工作干好嗎？”您如何理解王先生的這個“玩”字？

　　陳鵬舉：人們都喜歡說王先生是玩出來的學問，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王先生的“玩”呢？由于今人對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生活日漸陌生，大家或將“玩”狹隘地理解為娛樂、消遣，或對“玩”字多有歧見，常常將其牢牢地與“玩物喪志”連在一起。其實，回歸到“玩”字的本義，在王先生的心目中，在很多文博大家的心目中，“玩”都是一個很好的詞。

　　與崇尚準確表述、嚴謹求證的西方文化不同，寫意的中國文化，從本質上講，就是“玩”出來的。《論語》、《老子》是如此，詩詞歌賦皆如是。所以，時至今日，我們還是能鮮明地感受到，上述這些由玩味、感悟而來的文化成果雖表達未必精確，卻常常能點到為止，讓人在一聽、一看、一讀之間便了然于心。這是我們中國人思考世界的一種獨有的方式。

　　柳森：但在王先生的少年時代，其后來耽嗜一生的書畫文玩、臂鷹牽犬，的確也曾是不少京城世家子弟玩物喪志的對象。而最終在他筆下錘煉為傳世之著的，不僅有大雅之堂中的明清家具，還有日常生活中并不起眼的金魚、蟋蟀、竹刻……

　　陳鵬舉：王先生的玩為何能如此“獨辟蹊徑”，黃苗子先生有很好的總結：很多“嗜好”在別人那里只是玩物喪志，但在王先生那里，卻是“從民族文化角度、從民俗學角度、從藝術角度去挖掘探討鮮為人知的傳統文化”。王先生半生搜集的書畫古籍、明式家具、匏土革木、金石文玩，后來無不成為其著書立說的活材料。

　　再有，為了解說一本明代漆器的書，王先生會專門跑去與數位老漆工結為師友。為了研究古家具的材料結構，他專門到魯班館舊家具店向老師傅虔心請教……王先生的“玩”不僅是玩味，更是專心致志，最終玩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一個人愿意像王先生那樣對自己喜歡的事幾十年如一日、一絲不茍地投入精力和時間，他還有什么做不好的呢？從這個角度來講，或許，我們根本無須擔心“世間再無王世襄”。

　　柳森：其實，王先生言下之“玩不玩得好”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陳鵬舉：是的。人的一生是尋找文化的一生。而王先生恰恰是通過“玩”，在對一系列具體的物的接觸中深入其境，感悟到一些微妙的人生道理，最終完成了對自己整個人格的塑造。所以，王先生這句名言其實也是在用最樸素的話告訴我們，條條大路通羅馬，人人皆可為堯舜。既然，古玩玩得好可以玩出一個王世襄，電腦玩得好可以玩出一個比爾·蓋茨，每一條道路，都可以使一個人完成一個有尊嚴的自己。關鍵在于，你是不是愿意一步一步堅持走下去，用一顆最純粹的心去追你的夢。可以想見的是，在王先生最初的那些清娛歲月里，他對于各種玩雜的專注未必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

　　當然，對于王先生的話，當下的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的闡釋：社會需要一種文化生活，我們所經歷著的歷史變遷更需要文化的支撐。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興趣去做自己喜歡的事，這就是一個很美好的社會。

　　柳森：不過，人們如今之所以會擔心“世間再無王世襄”，還在于在學科劃分更細、職業分工更專的當下，隔行如隔山，恐怕再難有像王先生這樣涉獵如此廣博的大家。

　　陳鵬舉：過去的通才多，現在專才多，學科分立、社會分工是直接原因。但既然人們已有這種問題意識，就意味著改變的希望。更何況，通才再怎么廣博，總有他的盲區。這對于王先生也是一樣的。就以他頗有建樹的明清家具領域為例，我國至今尚無一部能較為完整地介紹該領域歷史演變的專著。這也就意味著，這個領域尚有大量學術留白等著后繼者去填補。但無論如何，最本質的一個問題還是，無論你是專家還是通才，你是否能通過腳下的這條路成就一個完整的自我？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王先生為何能在晚年將畢生所收的六十七件明代黃花梨送往上海博物館。可以如此輕易地與自己畢生的至愛別離，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境界。記得關于自己對收藏的那片深情，王先生這么說過：“收藏之樂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有所會心，使之上升成為知識。這是我多年來堅守自珍，孜孜以求的。”對王先生來說，收藏就是生活，更是他體踐人生、完成自我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