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話語系統(tǒng)不僅影響著當代文學的評價，亦對當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發(fā)揮著重大作用，價值多元化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如何認識自我，如何自我反省，從而取得新的發(fā)展是我們推出這一系列的初衷。我們將陸續(xù)專訪有關學者、批評家、翻譯家、作家及廣大讀者，希望這些中國當代文學的親歷者參與爭論，更多的聲音和更深入地解讀，能夠讓我們更接近中國當代文學的真實面貌。

　　陳曉明：

　　這個時代的文學讓我感到驕傲

　　陳曉明 1959年2月出生于福建，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十余年，2003年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先鋒派文學和后現(xiàn)代文化理論等。出版有《無邊的挑戰(zhàn)》、《不死的純文學》、《德里達的底線》、《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等10多部著作。并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等職。

　　“首先我要說明，我提出的‘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說法是有時間范疇的，所說的是新中國建立60年來，并不是要與魯迅、沈從文所在時代的中國文學高度相比較�！�11月27日，記者專訪了著名文學批評家陳曉明，2009年歲末，他是中國文學界的焦點人物之一。

　　與陳曉明的交談從一杯茶、一本書開始，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從容、寬厚的，同時也是嚴謹和審慎的，因此，在有關“中國文學高度”的話題開始之前，他首先厘清了自己提出那樣一種觀點時所在的語境。

　　那么，陳曉明視角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究竟何以用“前所未有的高度”來加以修飾呢？為什么在幾乎人人唱衰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狀的時候，他卻反其道而行之？

　　作為一名研究了30余年中國文學的批評者，陳曉明通過自己的觀察和分析，以四個方面的理據(jù)作為個人觀點的支撐，它們分別是：

　　其一、漢語小說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并對當下現(xiàn)實進行批判：例如，閻連科的《受活》。其二、漢語小說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敘事；能夠穿透現(xiàn)實、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xiàn)代美學，如賈平凹的《廢都》與《秦腔》。其三、漢語小說有能力以永遠的異質性，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鄉(xiāng)土中國本真的文化與人性深處，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漢語自身的寫作，按漢語來寫作：例如，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其四、漢語小說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說藝術：例如，莫言的小說，從《酒國》、《豐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勞》。

　　“西方文學在西方的浪漫主義傳統(tǒng)下是‘向內走’的，深刻揭示了人的內心情感、自我等等心理上的東西；而我們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充滿了悲劇命運的歷史，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當中，和歷史如此之深地結合在一起，個人不可能疏離出來，所以我覺得，‘向外寫’是我們中國的文學所發(fā)展出的自己的經驗。但是，它依然面臨一個難題，我們很難去寫社會主義，從整體上去考慮社會主義革命發(fā)展到今天所面臨的轉型，以及它所具有的可能性。這就是我所說的第一個問題：如何處理社會主義革命遺產的問題。 ”陳曉明說，閻連科的小說《受活》出版后，他認為中國作家已經具有了處理歷史遺產并對當下現(xiàn)實進行批判的能力，“《受活》的主題太深刻了，甚至超出了作家本身所構思的東西，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最關鍵的轉型和變化。我認為《受活》將作為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來。到現(xiàn)在為止，很多人還沒有認識到這部作品的重大價值。如果真的存在所謂的文學的世界水平，我覺得閻連科代表了一種非常具有高度的后現(xiàn)代的文學表達方式，絲毫不遜色于《百年孤獨》，這種作品給人的震撼和沖擊是非常強大的。 ”

　　同時，賈平凹的《廢都》與《秦腔》也是中國文學高度的體現(xiàn)，陳曉明認為，賈平凹解決了一個問題，即，中國的作品如何能夠回到本土，在本土的基礎上，寫出漢語言文學的魅力、特點。他說：“《秦腔》是非常獨到地表現(xiàn)了中國當下的歷史，而且那種敘述方式很難轉譯為外語。他的作品充滿了中國漢語書寫的詭異之氣，這點要從漢語書寫的意義上去理解他才能夠把握他的力量。 ”

　　陳曉明發(fā)現(xiàn)，當下的幾位一流作家，如閻連科、莫言、劉震云等，在最近幾年回到漢語書寫的意識越來越強�！敖裉斓默F(xiàn)代白話小說都是深受西方影響的，包括受西方翻譯小說的影響，但是，這些作家始終在尋求漢語的個性表達，這與他們的文化記憶以及他們身處鄉(xiāng)土中國的經驗是結合在一起的，而這種經驗改變了現(xiàn)代白話小說。 ”在他看來，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很“奇怪”，其中描寫了無數(shù)的人物，每一個人的故事都與另一個人牽扯著，人不是被自己所牽扯，而是被外部世界牽扯、被他人牽扯的。 “重要的是，劉震云的敘述是以漢語的方式展開的，其中顯示出他強大的、寬廣的寫作能力，筆下的每個人物都是活靈活現(xiàn)的，主題充滿了歷史的反諷，非常深刻。 ”因此，陳曉明表示，這些作家回到了漢語書寫中，用漢語的方式來寫作，這是對世界文學的貢獻。他說：“能夠作出這種評價的只有我們身處在漢語中的人，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些作品的偉大價值，這個價值是與我們的傳統(tǒng)，我們的經驗，我們面對的當下現(xiàn)實相連的。 ”

　　而第四方面以莫言為例，陳曉明認為，莫言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寬廣的作家，這個強大在于他深深了解西方的小說；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有意識地把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經驗融到自己的寫作中去。比如《生死疲勞》《檀香刑》等作品，都可以看出莫言在將傳統(tǒng)的東西不斷地融進去，試圖去尋找漢語言的新鮮的感覺�！氨热缢�的新作《蛙》，書寫得依然那么從容和淡定。其中的處理方式完全不是西方小說模式所有的。 ”

　　“我為什么只舉這些作家，這些作品，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談文學的高度也好，還是談大作品大作家也好，我的態(tài)度都是非常慎重的。我只談這幾位作家，這幾部作品，至于其他的如何，那另當別論。我認為，一個時代有幾位大作家、幾部大作品，那么已經足夠體現(xiàn)這個時代的水平，能夠撐起它的高度。 ”陳曉明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年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出來后，他的“中國文學高度”的想法才完全成熟起來，“能夠有這幾部作品，我覺得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很讓我感到驕傲的。 ”

　　我們需要中國學者的立場

　　12月12日，陳曉明在個人博客上發(fā)布了一篇題為《有一點中國立場如何？ 》的文章，他在文章前寫了這樣一段話：“我最近引起廣泛爭論的所謂的‘中國當代文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招致一大堆的批判圍攻。這里是我首先要表達的觀點，那就是‘有一點中國立場如何？ ’”陳曉明在接受本報專訪時，第一個談到的問題正是 “為什么需要中國學者的立場”。

　　“西方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很低，將中國的文學看作政治的產物，他們有他們自己標準下的文學。 ”陳曉明說，文學是語言的構造物，“作家每寫一個句子，都要修改很多次，甚至標點符號的變化都可能會令文本出現(xiàn)很大不同。中國的文學必須是中國人才能夠體味其中的微妙，比如趙樹理式的文學語言，那種口語化的、戲曲化的語言，是西方學者很難理解的。 ”

　　在陳曉明看來，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在評價中國文學的時候，卻沒有中國理論批評研究者自己的觀點立場，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

　　“夏志清的 《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具有很大的影響，在重新發(fā)掘張愛玲、沈從文以及錢鐘書的文學史地位等方面，他的論述確有其價值，重寫文學史從一個側面打開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新空間，在他之前的中國文學史闡述往往過于簡單化，而他把文學性的東西釋放了出來。 ”但是，陳曉明提醒說，“重寫”只是把被壓抑的被放逐的作家重新召回，抬高；而把原來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確認的文學壓抑下去，給予政治性的封閉，這與此前的封閉不過是調了一個包。

　　陳曉明認為，反思中國當代文學首先要找到反思的依據(jù)，“我們根據(jù)什么來下斷語我們要反思中國當代文學？我們根據(jù)什么要說我們的當代中國文學出了嚴重的問題，或得了不治之癥？我們今天來清理或評價中國當代文學，就要有清醒的學理的立場，也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立場。 ”

　　他強調，自己并不是反對學習西方，也不是反對西方學者批評中國當代文學，“這100年來，我們大量地受西方的影響，我覺得應該吸取西方的經驗。我也贊成在方法上完全可以大膽學習西方，這個知識的譜系是非常密切地糅合在一起的，沒有中西學術的交融是不可能的。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讀西方的東西，沒有任何一個西方的學者會用2/3的時間來學習中國，而中國的作家，如莫言、閻連科等，都是在充分學習西方的基礎上進行個人寫作的。不過，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確確實實到今天我們突然面對中國所謂的60年，我們發(fā)現(xiàn)我們的中國立場沒有了，我們對中國文學的評價找不到中國的立場，也沒有中國的話語方式。在今天我們如何看中國立場？我們不能連一點點中國的立場和我們的話語的肯定性能力都沒有，我們怎么能從自身的經驗中找到確認我們價值的那種途徑”。

　　幾個月前，陳曉明與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進行了一場小型的對話會。對話會期間，杜維明提出，西方學者都有“知識譜系”，但中國當代學者是沒有“知識譜系”的�！斑@句話是很刺激我的。我覺得我從21歲的時候開始讀康德、黑格爾，一直到今年我還出了一本關于德里達的書，我非常清楚我做這項研究面對的知識譜系是什么，但作為中國的學者，我又確實不知道怎么從老子、孔子再到馬克思、福科和德里達來建構一個協(xié)調而清晰的知識譜系。因為知識譜系的不清晰，我們的立場和方法也并不明確。 ”

　　陳曉明認為，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學，不可以簡單理解為回到世界文化的語境中就了事。他提出，要牢牢記住，中國的文學經驗，沒有這一點，就無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給中國文學立下它的紀念碑，“也就是我們永遠無法給出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準則，因為，依憑西方的文學價值尺度，中國的文學永遠只是二流貨色。但誰來依憑西方的尺度呢？是我們嗎？我們?yōu)槭裁粗挥羞@一種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漢語言文學的尺度會有一點例外呢？ ”

　　今年4月，由陳曉明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一書出版，作為身處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場的當事人，陳曉明希望找到一條屬于中國自己的文學研究道路。在他看來，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臣服于西方美學的規(guī)訓和尺度太久了，而后者實際上已經枯竭。 “一方面是客觀，西方文學本身給出的可能性已經極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觀，中國的文學累積的自身的經驗也已經有一些了，僅就這些也難以為西方漢學家和翻譯家識別了。中國的文學如果僅僅參照西方現(xiàn)代小說的經驗，永遠不會達到令人滿意的狀態(tài)。 ”

　　陳曉明多次強調，自己并不是呼吁拋棄西方現(xiàn)有的理論，而是認為，應當在吸收西方理論及知識的基礎上，對由漢語這種極富有民族特性的語言寫就的文學，它的歷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國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