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玩家”載不動他

　　歷史上的博物學家往往都有一個不錯的家境以及放蕩不羈的少年生活。出生于富裕的醫生家庭的達爾文便是如此，他的父親有一次指責他：“你除了打獵、玩狗、抓老鼠，別的什么都不管，你將會是你自己和整個家庭的恥辱。”

　　晚年的王世襄也曾自嘲：“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挈鷹逐兔……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優越的家境和年少好動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別喜歡和京城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風貌，他從小就是有名的“頑主”，放鴿子、抓蛐蛐、玩葫蘆、飛鷹走狗，無一不精。

　　但“頑主”王世襄并沒有“玩物喪志”，而是成了“天下第一玩家”。先于王世襄四天去世的翻譯家楊憲益，曾多次贈詩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稱頑主，老大京華輯逸文”，意下王世襄雖為“頑主”，但不是一無所成的玩法。

　　王世襄位于芳草地公寓的家中，已經看不出王家曾經的盛況。王氏家族為官宦世家。高祖王慶云為翰林，任過兩廣總督、工部尚書；祖父王仁東任內閣中書、江寧道臺。父親王繼曾則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語，還出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母親金章能書善畫，大舅金北樓是民國北方畫派領袖，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厓為竹刻大師。可見王世襄的風雅傳統更多源自母親的家族，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就是中國畫理論。

　　小時候，家中有私塾老師教古漢語、經、史和詩詞等。王世襄喜歡的是詩詞，對其他學科不太感興趣。后來父親又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國人為他們子弟辦的學校去讀書，從三年級開始一直到高中畢業，王世襄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讓人誤以為他是在國外長大的。

　　王世襄在燕京大學文學院讀書時，家里為他在學校周邊購置了大宅，他在十幾畝的院子里種上了葫蘆，因為鳴蟲要養在葫蘆里。他甚至在臂上架著大鷹或懷里揣著蟈蟈到學校上課，當時在燕京大學名教授鄧之誠講中國歷史正興致勃勃時，忽聽一陣“嘟嘟”的蟈蟈聲，同學哄堂大笑，原來是王世襄揣著蟈蟈葫蘆進了教室，惹得鄧先生惱怒起來，把他趕出教室。

　　當時王世襄的玩家派頭被視為荒誕不經。他本有機會通過哈佛燕京學社選派哈佛留學，但當時在燕京大學教書的洪煨蓮教授把這個有精力但又“不務正業”的學生稱為“未知數”，校長也不愿將這個關系到學校大計的機會給這個“未知數”。

　　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是王世襄哥哥的同窗，曾將從燕大畢業的王世襄推薦到傅斯年主政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后來回憶此段，王世襄說傅斯年只講了兩句話：先問哪個學校的，接著說“燕大的畢業生，不配到我們這兒”。梁思成最后將王世襄安排到自己的中國營造學社，派他赴李莊考察、研究古建筑，算是引導他走入了“正道”。

　　他玩的東西五花八門，他玩這些不為消遣，而是真心喜愛。為了得到愛物，他舍得花錢，搭工夫，甚至長途跋涉、餐風飲露亦在所不辭。

　　“文革”前，王世襄去黃山考察，挖到兩棵松樹從黃山回北京，他買了兩張火車票放兩棵樹，自己卻是一路站著回到北京。王世襄對“玩”成癡，讓傳統音樂協會理事李勁風記憶深刻。

　　“我們聊天時只要聊到小玩意，他就特別高興，那會王老先生還在養鴿子。”因為與王家住得近，李勁風常常去串門。那會，到王家的人各種各樣，有民間工匠師傅，做糊盒的，養花養魚的，來了也就是閑聊，對工匠技藝很有興趣的王世襄，常常是問得很仔細。

　　“有些對王世襄先生的報道過于淺薄、輕佻。如稱呼其為玩家、大玩家、老玩家等有點失之于表面”，《天下收藏》主持人王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為王世襄正名說，“說王老是收藏、國學、文學大家都可以，叫情趣大師似乎也可以，但還是顯得輕了一點，他承載得太多太多”。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在瘋狂的歲月里……他們骨子里欣賞并懷念不已的還是風雅、細膩、高度審美化、詩人化的日子。”章詒和筆下的瘋狂歲月中的歷次政治運動，王世襄一樁都沒逃脫。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馬衡、梁思成推薦下，王世襄擔任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北上追還了六批敵偽劫奪的文物，王世襄也因此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館陳列部主任。

　　但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時，王世襄卻因為“大盜寶犯”的罪名被故宮博物館“開除故宮公職”。這是晚年王世襄難以釋懷之事。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王老一次都沒逃過，但他最介意的還是三反五反，因為罪名是盜取國寶，他覺得這是對他人品的貶低”，與王世襄交往多年的北大中文系老師王風說。

　　王風第一次見王世襄還在1995年時，當時他所任職的一家福建媒體要做“在北京的福州人”的選題。見面約在王世襄家中，天熱，王世襄就建議大家光著膀子聊天。“當時八十高齡的王老身體很好，走路飛快，我都跟不上。他每天騎著自行車，馱著家具到處跑”。

　　被故宮停職后，王世襄不再有機會接近那些他鐘愛的文物，他決定自己動手收藏明清家具、鴿哨、竹刻、葫蘆等。在風起云涌的時期，“不問政治”的他常常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大街小巷，與工匠、民俗藝人混在一起。陶瓷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陳華莎提起王世襄在文物鑒定領域的地位充滿了敬意，“他待人謙恭，跟底層人打交道非常多，因此許多民間的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把技巧告訴他”。

　　王家原本有一座三進四合院芳嘉園，在上個世紀50年代時，王世襄曾邀請黃苗子、郁風等來住。“我們同住在他的芳嘉園小院二十多年，每天天一亮，就聽見他推著單車從我們東廂房窗下走出大門。他是先到朝陽門大街舊文化部大樓前打太極拳，等到七點，對面朝陽菜市場一開門便進去買菜。”那時芳嘉園堆滿了王世襄收集來的明清家具。高條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是矮幾。除了家具，還有整盒的鴿哨。

　　“文革”時期，因為早料到自己的藏品在劫難逃，王世襄為了保全它們，主動聯絡文物局的紅衛兵來抄家。文物局的紅衛兵都是業內工作人員，懂得王世襄的藏品價值不菲，小心翼翼地將這些收藏一一搬走了。

　　王家芳嘉園的院子也被分配給更多人住，雖然被迫退縮到一間房子蝸居了十年，但王世襄仍沒有放棄在民間收集明清家具，甚至跑到偏遠鄉下，有時一出門就是月余。沒地方放這些收回來的家具，王世襄卻能將家具拆分了疊放著。隨著藏品的增加，王世襄夫婦后來還一度住在一個大柜子中，睡覺前先得爬過床前的木板，小心翼翼地鉆進柜子中去。

　　王世襄真正為世人關注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明清家具研究》的出版，“文革”后，王家被文物局抄走的收藏品又被歸還。王世襄用自行車馱著這些家具到照相館拍照，并研究其制作工藝、材質。《明清家具研究》被海外視為研究明式家具的“圣經”，書中的幾百幅線圖都是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畫的。馬未都說，《明清家具研究》讓明清家具價格陡升，海內外的人都來跟著收藏了。

　　1998年，王世襄將珍藏的80件明清家具以200萬元的超低價格賣給了一位香港人，條件是對方將這些家具一件不留地捐獻給上海博物館。據說當時為了達成這筆交易，王世襄只開了一個條件：價錢你就看著給吧，夠我在北京城買得起一套公寓就行。隨后，王世襄便從芳嘉園的蝸居搬遷到了迪陽公寓。

　　2003年，夫人袁荃猷去世，王世襄在悲痛中將夫妻倆收藏的佛像、銅爐、古琴等143件文物拍賣，成交額6300余萬元。此后，王世襄很少再將精力花在文物收藏上。馬未都說，作為收藏大家，王老最終選擇了“散盡”，讓寶貝有了更多的新生，豁達從另一方面成就了大家。

　　不是沒有過遺憾。一位與王世襄走得很近但不愿具名的收藏界人士感慨，被故宮停職這件事曾是王世襄人生中的低谷。但是，回顧歷史卻可以看到，他對鴿哨、竹刻、葫蘆的深入研究成果。這從老人生前曾說過的“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來觀之，則一切該當釋然了。

　　“他立了一座堅牢的紀念碑”

　　●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有一名句：“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意思是“我立了一座紀念碑，它比青銅更堅牢??”，這話用在王老身上允當無愧。

　　●王世襄的事業是從他在各種最艱難的情況下最直接地搶救收回流失的文物開始的。1947年他遠赴戰敗后的日本運回被劫奪的善本書籍，將其收歸中國收藏。此后他隨即又去了美國和加拿大。從那時起，他一生的事業便圍繞著保護文物、保存那些孕育了文物的文化實踐而展開。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有信心認為中國文化遺產是值得全世界留存的珍寶，這種信心讓王世襄對他所花費的時間和極為豐富的知識毫不吝嗇。

　　節選自柯律格(Craig Clunas)得知王世襄去世后的來信和2003年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請他撰寫關于王世襄的文章《靈感的共鳴與萬物》。他與王世襄相識多年，牛津大學教授,中國美術史專家。

　　王世襄主要著作

　　●《中國畫論研究》(未刊)

　　●《廣陵散》(說明部分)

　　●《中國古代音樂書目》

　　●《髹飾錄解說》

　　●《中國古代漆器》

　　●《明式家具研究》(譯有英法德文本)

　　●《錦灰堆》

　　●《錦灰二堆》

　　●《錦灰三堆》

　　●《錦灰不成堆》

　　●《自珍集——儷松居長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