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院出來，《三槍拍案驚奇》那絢爛的色彩，搞笑的語言，詭秘的懸念，仿佛還在眼前晃動。我注意到了現場的反饋，有不太熱烈的笑聲(可能是早場的緣故)。電影演到中間，鄰座的一對年輕夫婦，把一個六七歲的男孩帶了出去，再也沒有回來。我想是對的。這正好應對了這部電影的內部結構，先喜劇，后驚悚。小孩子看喜劇，妥當。看驚悚，則未必合適。回到家里，我問同看電影的兒子，他說沒有憨豆有意思。我自己則給這部五彩紛呈的影片打了個滿意的分數。當然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抱持更大的期待。把心放平了，再欣賞娛樂片，就不會過于失望。

　　張藝謀歇影數載搞奧運典禮，接著匆匆上馬就為我們端上來一盤很有味道的喜劇大餐，功不可沒。仍然是古裝片，但沒有了人山人海，而是在絕對封閉的空間，就是那位于荒郊野外的面館及其附近，演繹了二人轉、喜劇小品外加科恩兄弟佐料的命運傳奇。

　　這部電影首映一周內的票房已經過億，當然伴隨而來的還有人們私下里的不買賬和網絡上不絕于耳的討伐聲。問題出在哪里呢？其實說到底還是我們向娛樂片究竟應該索要什么。

　　如果你要求受教育，那么你可以去報告廳，或者打開電視看百家講壇，聽聽從前的李燕杰現在的于丹們講述先進人物或者歷史故事里負載的人生啟迪。如果你打算受到心靈的震顫和洗禮，那么你就去欣賞咱們遼寧人藝最近一些年里推出的《父親》、《凌河影人》還有《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保準讓你一把鼻涕一把淚。如果你渴望享受深邃的思想內涵和精致的藝術的熏陶，你不妨選擇那些象牙塔里的文藝片。有人用“悶騷”這個詞來描繪看此類片的觀感，委實不差。但是，如果我們想在純粹的娛樂片里找思想、尋內涵、討人生修養的法門，便有點文不對題，南轅北轍了。那是兩檔子的事。而好多界內或者界外人士總是喜歡犯這個低級錯誤。他們習慣用“低俗”這個字眼來看待自己不夠喜歡的喜劇藝術。

　　《三槍拍案驚奇》是地道的喜劇作品，是戲仿，也是另一種創造。它的故事源于科恩兄弟的《血迷宮》。美國驚悚大師在原作里搞了一連串歪打正著的殺人游戲。老實說，我看過《血迷宮》，覺得沉悶得可以，盡管情節有一定的懸疑色彩。不過除了結尾那句，兇手臨死前嘿嘿笑了，說的“女士，到了那里，我會給你老公捎個信兒”，有些許的黑色幽默風格之外，實在難以留下太多印象。

　　張藝謀的另起爐灶，移花接木或者借尸還魂，將懸疑加上了戲謔的花樣，讓喜劇因素充分滲透到“三槍”的前半部，不能不說是導演推陳出新的一次大膽嘗試。

　　不必諱言，這部影片有春晚小品的若干跡象。編劇徐正超以他出奇制勝的搞笑段子為小沈陽、毛毛等的肢體語言(就是人們常說的“范兒”)和說口的表演，提供了極富感召力的原始素材和發揮空間。但是由于他們的出場并沒有游離整個劇情的架構之外，而是豐富和渲染了人物性格的戲劇化，那么作為喜劇氣氛的襯托物，小品元素的融入，等于為觀眾釋放笑聲準備了最充分的燃料，使之成為可能。這次張藝謀徹底跟正經的藝術或者學院派的藝術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倘若他的《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還基本保留了中規中矩的正聲雅韻，“三槍”則是里巷雜調鬧曲，地道的民間戲法，俗是俗了點，但并不掉價。

　　帶著先入之見和既定的目光苛求娛樂片，結果會弄得既不教化，也不娛樂。電影的本性其實是多元的，包容的，開放的。電影可以承載批判和思考的功能，但這并不排斥它的好玩和娛悅。

　　《猶太笑話集》里說，會逗的人，是最后的勝利者。由此看來，能給人帶來快樂總是一樁好事情。雖說抵達快樂的方法很有限，就那么不多幾種。一般來說，笑料主要來自肢體抑或語言的夸張，要么就是劇情的錯位、誤會、巧合等等因素構成的人性放大。

　　國產娛樂片到周星馳的無厘頭搞笑和馮小剛的賀歲片已經抵達了喜劇的高級段位。而最初人們還是帶著不習慣不理解甚至討伐的姿態去面對它們的。此番張藝謀的搞笑，如果公平而論，其處境似乎跟從前馮氏和周氏遇到的可以同日而語。在我們這里，只要是顛覆了慣常的習俗、思維和文化規范的，都要經過一段時間來等候人們的事后諸葛亮。

　　其實，“三槍”并不是張藝謀第一部喜劇作品。 《有話好好說》才是他吃的第一口螃蟹。那部影片若干橋段充滿了黑色幽默色彩，特別是李保田和姜文的撕扯斗嘴，將市井小民和知識分子的錯位人生，表現得淋漓鮮活。到了“三槍”，喜劇的娛樂因素更多傾向于滑稽和鬧劇層次，前者有美國情景喜劇的影子，后者則跟意大利的通俗喜劇可以掛鉤。雜耍、肆意搞笑、外加狂歡節的嬉鬧。按照巴赫金的研究，喜劇的喧鬧無非代表了人類掙脫文明束縛的本性渴望。

　　對于受眾來說，只要是抱著娛樂的態度，不打算從中尋覓那些深刻的屬于哲學、社會學乃至心理學的價值，只要不主觀認定人家那是低俗，你就會發現喜劇的笑聲可以來得那么自在和自然。

　　歸根到底，喜劇是人類審美和游戲心態的結晶和濃縮。對娛樂的追求自始至終伴隨我們每個人的天性。尤其21世紀文化的主流很可能是以“輕逸代替沉重”。前現代社會，大體是悲劇唱主角，推崇深度思索。后現代社會，喜劇的輕盈的泡沫般的存在，似乎更加吊人胃口。

　　但恰恰就在此處，出現了欣賞過程里的悖論，人們越是熱愛喜劇，其態度和口味就越發苛求和挑剔。

　　口舌之爭是必要的。但不應越過解讀的底線。“三槍”難說是經典，但如果我們抱持寬容和開放的態度接納它，起碼得承認，它畢竟給中國娛樂片的母體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劉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