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攜手南宋書生潘必正和道姑陳妙常，以現代戲劇的方式向觀眾謝幕。曾表示做完青春版《牡丹亭》就要功成身退的他，近日帶著新版《玉簪記》又回到公眾的視線里，這一次，他說“真的要退了”。

　　滿臺的演員，滿場的觀眾，白先勇的身影在他們中間卻稍顯孤獨。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上演，當時白先勇想做完就走，結果一演就是一百多場。“我希望有個接班人繼續去做，但他們說沒有我領頭不行。做完這兩個戲，我真的要退了，還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寫作去，這兩出戲我已經累得不得了。”

　　兩周內，4場講座，5場演出，N次媒體采訪，大概只有和昆曲有關的事情，才能讓72歲的白先勇對時間如此慷慨。采訪中，說到興奮之處，他揮著雙手，有節奏地拍著沙發扶手。可如果想從他那兒挖掘些個人故事，這樣的嘗試幾乎都會失敗，如同四兩撥千斤一樣，他的回答最終都會轉回到昆曲上。寫作是白先勇一生的追求，昆曲呢，“昆曲是我半生的追求。”說完，他大笑起來。

　　1945年，9歲的白先勇跟家人去看《游園驚夢》。抗戰勝利后梅蘭芳回國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戲院連演4天昆曲，據說當時黑市票價已經炒到1兩黃金。這是白先勇第一次聽昆曲，他一句也聽不懂，只知道是跟著家人去看梅蘭芳，可《游園》里那支《皂羅袍》的曲子卻像唱片轉盤一樣，一直旋轉在他的記憶中。

　　22年后，在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教書的白先勇創作了小說《游園驚夢》。“這個戲我印象特別深，我到過南京秦淮河，聽過很多故事，于是就把它們串起來。”寫作時，他把梅蘭芳的唱片一直放在旁邊聽，那曲婉轉低回的《皂羅袍》讓他想起了很多往事，仿佛又回到中國的家中。而那時，昆曲在大陸已經停演，臺灣也只有一些昆曲社偶爾演幾出《游園驚夢》或《斷橋》這樣的折子戲，大戲基本上已經演不了了，《游園驚夢》小說中有這樣一句：“半出戲還沒唱完，嗓子先就啞掉了”。昆曲已經式微了。

　　從大陸到臺灣，從臺北人到紐約客，盡管聽的仍是同一支曲子，但感覺卻已經不大一樣。“有很多人世變化在里邊，聽得有點滄桑了。”1963年，白先勇到美國求學，因為 “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寫作。用他的話說，一個25歲的少年心頭平添了許多歲月。小說集《臺北人》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到美國后完成的。“現在回頭看很奇怪，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寫得卻是六七十歲的心境，那么早寫出了一個老人。年輕時寫老人，現在老了，反倒來搞青春版，做青春夢了。”

　　和大多數人一樣，白先勇也有臺灣戰后一代的認同危機，“那種飄零感，那種鄉愁，一直有的。”1960年，臺大外文系三年級的白先勇創辦《現代文學》雜志，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第一期介紹的就是卡夫卡。“那是那個時候的潮流，西方的文學、藝術、電影我們都感興趣得不得了。后來到美國去留學住在紐約，一出去就是文化震撼，我在心底里走過很多省思的路程。最后發現，最美的牡丹花開在我們自己的后院，所以還是回來養牡丹吧。”

　　青春版《牡丹亭》之前，白先勇已經排過幾次《牡丹亭》。2001年，昆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首批名錄，而那時有的昆劇團已經解散了。在昆曲發源地蘇州，90%以上的年輕人沒看過昆曲。白先勇認為，只有吸引到青年觀眾，昆曲才能真正傳承下去。“昆曲是抽象寫意的。我們現在對昆曲失去了信心，學別的劇種，搞得有時候有點四不像。”他曾在大陸看到，有的《牡丹亭》背景真的弄了個大紅色牡丹花，頂上還有霓虹燈嚓嚓嚓閃個不停；要不就是12個花神穿著透明紗如同拉斯維加斯舞娘一樣出場……“我都嚇昏了，哎呦，那個不行那個不行，”他連連說，“那是百老匯、拉斯維加斯的music，跟昆曲是兩碼子事。”

　　400多歲的《牡丹亭》有了青春版。2004年,已經退休的白先勇專心做起昆曲推廣工作，希望把昆曲的青春招回來。“當時大家也不理解我在干嘛，怎么白先勇一個作家，不好好寫作去搞昆曲了。我心里說，我這不是在做一出戲，我在拯救一種快衰微的文化啊。”

　　青春了的昆曲不再只是“一桌兩椅”，它有了手繡的全套服裝、柔美的燈光、輕松逗趣的念白和不離譜的票價。杜麗娘和柳夢梅在國內外共謝了182次幕，看青春版《牡丹亭》仿佛成為一種時尚。狹小的大學禮堂超額擠進兩三千人，擠在后面的學生一只胳膊掛在欄桿上看戲。“他們不是不看，是以前看不到。沒人做出美的東西給他們看，他們不看不怪他們。”白先勇說。

　　《牡丹亭》到美國巡演后，加州伯克利大學第二年便開設了昆曲課，出身昆曲世家的民俗音樂專家李林德教一班洋學生唱昆曲。這些洋學生把每個字注好音跟著唱；不會吹笛子，便用小提琴試著拉拉曲調。他們以前只知道中國有京劇，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種文化。

　　2010 年，昆曲終于也要走進國內的大學講堂，北京大學成為“白先勇昆曲傳承計劃”中首家開設昆曲鑒賞課的大學。“現在年輕人心里都有這種文化認同的渴求，我們的文化在哪兒呢？不錯，在故宮博物院里能找到那些東西，那些是靜態的，幾千年幾百年以前的。活在舞臺上的呢，在哪兒？現在我們拼命追求西方，比大，比高，比快。大家都上了高鐵列車，往前沖，根本來不及停下來看。但我相信會的，沖完了，到站了，會的。我希望我們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學，一套沉靜的東西。”

　　白先勇還有很多希望。他希望昆曲課能走進更多高校；他希望文化界、學術界和院團結合起來，一起制作有水準的戲碼；他還希望中國能有一個專屬昆曲的劇院，這個劇院座位不必太多，就蓋在蘇州園林的旁邊，“英國有專屬莎士比亞戲劇的，美國有百老匯劇場，怎么我們有幾萬劇場卻沒有一個專屬昆曲的？”但這一切，顯然不是他一個人能完成的。

　　一出《牡丹亭》火了，不代表昆曲真的回春了。白先勇說，臺灣做了20年的奠基工作才培養出一批“一流的觀眾 ”，“是一群人在做”，他提醒記者。現在，他的身后有一群“昆曲義工”，但沒有一個真正的班子，蘇州昆劇院只是合作。“雖然各方響應很多，但沒人起頭。” 他長嘆一聲，“哎，如果其他劇團也做10出、20出戲到處演，那就行了，可是，難哪！”

　　本報記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