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紀念日。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只來過北京兩次。許多人熟知毛澤東兩次來京都居住、工作在內城，但他在宣南的活動卻鮮為人知。在毛澤東誕辰紀念日來臨之際，我們特別約請了作者在宣南尋訪青年毛澤東曾經的足跡。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是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他最初住在鼓樓北面的豆腐池胡同恩師楊昌濟家中，后又搬至景山東北的吉安所左巷 8號，與蔡和森、羅章龍等七人同住。經楊昌濟介紹，他到李大釗任館長的沙灘紅樓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第二次是在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 11日，他住在北長街福佑寺。根據(jù)毛澤東傳記和早期革命文獻資料記載，毛澤東這兩次來京，多次在宣南活動，那里留下了他年輕的身影。

　　-毛澤東曾在宣武門外香爐營黎錦熙家過春節(jié)

　　在宣武門東河沿街以南，有一片胡同以香爐營命名，包括香爐營東巷、西巷、香爐營頭條至六條等。相傳這一帶為制造香爐的匠人聚居之處，明代時這一帶即稱香爐營。香爐營西巷23號曾是湖南會館，毛澤東兩次在此度過春節(jié)。是什么機緣讓毛澤東傾心于此？這要從黎錦熙說起。

　　黎錦熙是湖南湘潭人，1911年從湖南優(yōu)級師范史地部畢業(yè)之后，任湖南省督秘書，但因不滿當局政治腐敗，毅然辭去待遇優(yōu)厚的職位，從事教育工作。 1913年他到湖南省第四師范任教，同年毛澤東考入該校就讀。次年春，他們又隨第四師范與第一師范合并，一起轉入湖南省第一師范。在一師，楊昌濟、徐特立、黎錦熙等都是毛澤東最敬重的老師。楊、徐都較年長，而黎錦熙僅比毛澤東大三歲，所以共同語言更多也更親密，他們漸漸形成一種亦師亦友亦兄弟的關系。黎錦熙當時教歷史，這是毛澤東最感興趣的課程。他經常到黎錦熙處請教問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談。

　　教學之余，黎錦熙與楊昌濟、徐特立等教師一道，組織了“宏文圖書編譯社”，并附辦了《公言》報，以發(fā)表公正輿論，抨擊教育界的弊政。黎錦熙曾找了三位學生幫助抄寫稿件，并給與報酬。多年以后，黎錦熙與人談起此事時說：“在湖南辦報時，經常幫我抄寫文稿的青年人有三位，一位是不問文稿的內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見到文稿中的問題總是要提出來，并能代之潤色；一位是看到與自己不同觀點的文稿干脆就不抄。這三位對抄寫文稿態(tài)度不同的青年，后來各自的成就也大不一樣。第一位，在中國歷史上默默無聞；第二位成了中國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漢；第三位，在中國歷史上成了偉大人物。”黎錦熙口中的“偉大人物”正是毛澤東。

　　1915年9月，黎錦熙赴北京，受聘為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審員，住在香爐營西巷湖南會館內。毛澤東仍經常與他通信，毛澤東稱黎錦熙是“可以商量學問，言天下國家之大計”的良師益友。

　　1918年至1919年，毛澤東兩次到京，都多次到香爐營拜訪黎錦熙。黎總是讓夫人做好家鄉(xiāng)菜，款待毛澤東。1919年2月1日，毛澤東到黎錦熙家共度春節(jié)，黎將他的《國語研究調查之進度計劃書》改訂本送給毛澤東提意見。

　　1920年2月19日為舊歷除夕，毛澤東又一次在黎錦熙家共度春節(jié)。他們邊包餃子吃年夜飯，邊討論新文化運動、社會解放與改造等諸多問題。同年3月10日、3月17日毛澤東又多次到黎錦熙家暢談。

　　香爐營西巷23號，這個普通的小院，見證了一代偉人毛澤東與黎錦熙的師生之誼。

　　-尋找香爐營西巷

　　我的姑姑曾在香爐營西巷住過多年，我常去她家，自認為對香爐營一帶很熟悉。但這次去卻全然找不著“北”了。宣武門外大街以東，包括香爐營、椿樹諸條都已拆除，變化極大。香爐營東巷、香爐營頭條都已是寬闊的馬路，其他諸條被墻圍了起來。

　　我沿著墻轉了大半圈，才從北邊的一個缺口進去，但見里面已是殘垣斷壁、雜草叢生。偶爾有行人經過，我立即問香爐營西巷在哪里，幾個人都回答不知道。我正有些泄氣時，見一中年人推著自行車經過，忙上前詢問香爐營西巷在哪里？他笑著回答：“你現(xiàn)在站的地方，就是西巷與二條的交叉口。南北的是西巷，東西是二條，再往南是三條、四條。”我將信將疑地說：“能確定嗎？剛才問了幾個人都不知道。”他自豪地回答：“這回你算問對人了，我就生在這兒，幾十年住在這兒沒挪地兒。”我趕緊問：“你知道湖南會館在哪兒？”他指著前方不遠說：“那塊地方原先就是湖南會館，幾年前已拆了。”我又問：“你知道毛主席的老師黎錦熙曾住在這兒嗎？”他思索了一下，認真地回答：“這倒沒聽說。但我聽人講清朝大詩人黃遵憲在香爐營頭條廣東嘉應會館住過……”

　　盡管沒有得到肯定的回答，我仍然很高興，因為找到了湖南會館的舊址。黎錦熙肯定是在這里住過，毛澤東1919年9月5日給黎錦熙的明信片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北京宣武門外香爐營西橫街愉廬黎邵西先生收”。香爐營西橫街就是后來的香爐營西巷。

　　-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澤東曾親往南新華街師大宿舍看望黎錦熙

　　毛澤東與黎錦熙的友誼持續(xù)了60余年。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澤東急切地打聽黎錦熙的情況，當?shù)弥�黎在師范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于3月的一天，驅車前往和平門外南新華街師范大學宿舍看望黎錦熙。黎錦熙事先得到通知后，從家中趕到院門口迎候。上午10時許，毛澤東一行到達北師大宿舍區(qū)，他一下車直奔黎錦熙而去。一聲“黎老師”毛澤東的眼眶濕潤了，黎錦熙也流下了激動的淚水，連說“不敢，不敢”。 “應該，應該，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嘛！古人尚且不忘培育之恩，今天亦應該提倡嘛。”毛澤東真摯地回答著。

　　中午，毛澤東掏錢讓工作人員叫來了兩桌酒席，款待老師和幾位知名教授。席間他緊挨黎先生就座，親切話舊，非常興奮，直到日落才依依而去。此后，毛澤東幾次接黎錦熙到中南海敘談，有時也把另一位湘潭老鄉(xiāng)、畫家齊白石一同請去，共敘鄉(xiāng)情與友情。一次荷花盛開，毛澤東饒有興味地和黎錦熙一起泛舟共賞。1949年10月1日，黎錦熙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之邀，參加了開國大典。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日理萬機，抽不開身去看望黎錦熙，就派秘書周小舟代為看望，常常捎去一些自己喜愛之物送給老師。周與黎也是湖南老鄉(xiāng)，又兼與黎有師生之誼，所以樂為代勞，長此以往，形成習慣。

　　解放初期，毛澤東想請老師在政府部門擔任實職，黎以健康狀況不佳婉謝。后來，毛澤東了解到黎錦熙潛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再勉為其難。不久，毛澤東指定黎錦熙和吳玉章、范文瀾、成仿吾、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7人，共組“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黎錦熙被選為理事，后又被選為常務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員會副主任和漢字整理委員會主任。此后，黎錦熙盡其所長，為漢字改革殫精竭慮，先后參加了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漢語規(guī)范化等大量工作，并著有《國語新文字論》、《論注音漢字》、《字母與注音論叢》、《文字改革論叢》等專著，達到了他學術生涯的巔峰，為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

　　-毛澤東曾在菜市口爛縵胡同湖南湘鄉(xiāng)會館召開驅張大會

　　從1918年3月開始擔任湖南督軍的張敬堯，是一個作惡多端的反動軍閥。他上臺后濫發(fā)紙幣、盜押礦產、強種鴉片、縱兵搶劫、無惡不作，引發(fā)了湖南全省人民的憤怒。當年9月，毛澤東在學生聯(lián)合會干部中醞釀驅逐張敬堯。他指出，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內訌是驅張的大好時機，學生要作驅張運動的主力。12月學聯(lián)公開發(fā)表驅張宣言，一場浩大的驅張運動正式開始。這是毛澤東獨當一面發(fā)起的第一次有廣泛影響的政治運動。為擴大影響和取得全國各界支持，毛澤東率領赴京驅張代表團于1919年12月18日到達北京，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經與各方協(xié)商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聯(lián)合會”與“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毛澤東重視新聞輿論的力量，成立了平民通訊社并任社長。他起草了大量驅張宣言、通電、文稿，分送京、津、滬、漢各報發(fā)表。

　　12月28日，毛澤東組織在湖南湘鄉(xiāng)會館召開“旅京湖南各界驅張運動大會”，在會上發(fā)表了演講。他的演講慷慨激昂，有理有據(jù)，贏得了陣陣掌聲。參加大會者千余人，聲勢浩大。

　　-爛縵胡同北口與廣安門內大街相交處，是北京一重要地理坐標

　　湖南湘鄉(xiāng)會館在南北向的爛縵胡同。爛縵胡同北起廣安門內大街，南至南橫西街，是早在明朝時就已形成的古老胡同。我多年前去過，胡同里很安靜，有許多大宅門。湖南湘鄉(xiāng)會館就在走進胡同北口不遠，保存得很完好。

　　這次探訪前，我心里忐忑不安。近些年打通兩廣路，將菜市口胡同拓展為寬闊的菜市口大街，附近的多條胡同都被拆除了，爛縵胡同還在嗎？但我又想，爛縵胡同北口與廣安門內大街相交處，是北京一處重要的地理坐標，是遼南京安東門舊址，或許不會輕易拆除吧。

　　坐車到菜市口下車后，順著路南往西走，不久就看到一座“遼安東門舊址”紀念碑。我心中一陣欣喜，這里沒有拆除，往南就是爛縵胡同。胡同里依然安靜而溫馨，進北口不遠路西101號看到兩扇紅色大門，門外還加了道鐵柵欄。門旁鑲有湖南會館的銘牌及說明。

　　北京湖南湘鄉(xiāng)會館是光緒十三年(1887年)八月，由清代重臣曾國藩創(chuàng)建。據(jù)《北京湖南會館》載：“館共三十六間，內設戲臺一座、文昌閣樓一座、東廳署、望衡堂、西廳及中庭均寬敞，為平時集會之所”。湖南會館為湖南學子進京趕學安歇之處，民國后逐漸成為湖南同鄉(xiāng)、學子赴京求學或謀生的旅居之所。有資料稱，毛澤東不僅在這里召開過驅張大會，還曾在會館居住過一段時間。

　　90年前，這里曾留下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的身影。毛澤東在這里大聲疾呼“張毒不除，湖南無望”，將驅張運動匯入到全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洪流中。

　　-毛澤東在陶然亭的珍貴留影

　　陶然亭路以南就是陶然亭公園，它占地頗大，北門在陶然亭路南側，東門在太平街，南抵右安門東街，西達龍爪槐胡同以西。

　　早在遼金時代，這一帶是東城外的近郊區(qū)，溪流縱橫宛如江南水鄉(xiāng)，葦塘中有島嶼，島的西南部土丘高聳。元代在這里建慈悲庵，距今已有700多年歷史。經明、清兩代的修繕、擴建成一定規(guī)模。庵內主要建筑有觀音殿、準提殿、文昌閣等。文昌閣坐北朝南，高約十米，閣前有一小方亭，樓上朝南一面有廊，可憑廊遠眺。閣內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民間傳說他們是主宰文運興衰和功名利祿之神，一直是明清兩代進京趕考的考生們頂禮膜拜的圣殿。

　　清康熙二年(1663年)曾重修慈悲庵，康熙三十四(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監(jiān)理黑窯廠時，常到慈悲庵游玩。看到這里三面臨湖，景色不錯，就在慈悲庵西院建一座小亭，后又將小亭改為三間敞軒，取白居易詩中的“更待菊花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為“陶然亭”。由于該亭為江藻所建，又稱江藻亭或江亭。亭建成后，江藻常邀請一些文人墨客、同窗好友到陶然亭內飲宴、賦詩，這里成了文人雅聚的地方，留下了許多詩文。詩文的渲染使陶然亭很快名聲遠大于原來的慈悲庵。

　　自晚清以來，這里逐漸荒蕪，人煙稀少，卻恰好易于避開敵人的耳目，因而成為革命者活動的好場所，留下了許多革命者的足跡。清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曾在此計議過變法維新。“五四”運動前后，許多革命者也在此活動。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與在京“輔社”成員羅章龍、鄧中夏等在慈悲庵內，共同商討驅除湖南軍閥張敬堯的斗爭。會后在慈悲庵山門外大槐樹前合影，留下了珍貴影象。

　　不僅毛澤東在此留影，當時的許多革命者都曾到這里秘密活動。同年8月16日，周恩來與覺悟社成員和李大釗領導的少年中國學會、人道社等進步團體20余位代表在此集會，討論“五四”運動以后革命斗爭的方向及各團體聯(lián)合斗爭等問題。1921年夏，李大釗通過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以其夫人新葬于陶然亭畔，要為其夫人守墓為名，租賃了慈悲庵南房兩間，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據(jù)點。鄧中夏、惲代英、高君宇等常來此參加會議。

　　-毛澤東故地重游，陶然亭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開辟的首家公園

　　1950年底，毛澤東由羅瑞卿陪同，來陶然亭故地重游。他看到慈悲庵前的老槐樹，撫今追昔，感慨萬千。毛澤東指示說：“陶然亭是燕京名勝，這個名字要保留。”1952年，北京市衛(wèi)生工程局組織了7000名民工，清理擴展了景區(qū)環(huán)境，仍以“陶然亭”命名了這座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開辟的首家公園。

　　陶然亭的創(chuàng)建人江藻當年在《陶然吟》詩中曾提到這株老槐樹：“涼霄千頃霽月明，霜天萬灶寒煙起。三時眺望盡有得，老樹寺門閑徙倚。”我從小就常來到陶然亭玩，慈悲庵是常到之處。這次重游，慈悲庵門前景物依舊，連老照片上那座花瓶式的外院小門都保留著原貌。只是老槐樹已非原樹，而是1979年選近似株形補栽的，現(xiàn)在也已枝繁葉茂，綠蔭如蓋。

　　-毛澤東曾在法源寺為恩師守靈

　　1919年楊昌濟積勞成疾，終于病倒。他先住在西山療養(yǎng)，12月初病情加重，由西山轉入北京德國醫(yī)院住院治療。

　　毛澤東第二次來京，得知恩師病重住院，幾次到醫(yī)院探望。楊昌濟在重病中仍不忘毛澤東。他致信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信中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用二子。”

　　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溘然長逝。毛澤東悲痛萬分，與楊開智、楊開慧兄妹共同料理后事。楊昌濟在法源寺停靈，毛澤東在寺內為其守靈多日。1月22 日，蔡元培、章士釗、楊度、黎錦熙等與毛澤東聯(lián)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fā)出啟事，公布楊昌濟病逝的消息，介紹他的生平業(yè)績，并為其募捐。1月25日楊昌濟在京友人在法源寺設祭追悼，許多人送了挽聯(lián)。蔡元培的挽聯(lián)中寫道：學不厭，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師。概括了楊昌濟勤奮的一生。

　　有“京城第一古剎”之稱的法源寺，在宣武區(qū)南橫西街以北。法源寺始建于唐代。唐貞觀十九年(645年)春，唐太宗李世民率軍親征高麗，他將幽州作為兵馬糧草集結地。當年冬天返回幽州時，為悼念陣亡將士，下令在幽州建造一座寺廟，命名為憫忠寺。寺院的建造拖延了幾十年，直至女皇武則天登封元年(696年)才建成。公元 845年，唐武宗下令毀棄天下佛寺數(shù)千處，遣散僧人數(shù)十萬，史稱“武宗滅佛”，憫忠寺成為幽州地區(qū)僅存的一座寺廟。然而公元882年的一場大火，幾乎將憫忠寺毀于一旦。十年后，駐守幽州的節(jié)度使李匡威重建憫忠寺，并增建了一座面闊七間、上下三層的憫忠閣，在幽州城中倍感雄偉，留下了“憫忠高閣，去天一握” 的民諺。

　　遼代，由于天災人禍，憫忠寺多次毀圮，又多次重修。遼咸雍六年(1070年)奉詔修復，改稱大憫忠寺，基本形成了今日規(guī)模和格局。明正統(tǒng)二年(1437年)，寺僧相瑢法師募資進行修葺，易名為崇福寺。

　　滿清立國后，朝廷崇戒律，在該寺設戒壇，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稱法源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法源寺應詔再次整修，竣工后乾隆皇帝親自來到法源寺，御書“法海真源”匾額，此匾現(xiàn)仍掛在大雄寶殿上，并在寺內寫下了“最古燕京寺，由來稱憫忠”的詩句，稱頌了法源寺為京城第一古剎的地位。清代皇帝對法源寺極為重視，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都為寺院題寫過匾額、對聯(lián)、碑文。現(xiàn)在的法源寺格局仍保留著清代重修后的樣式。

　　清末民初法源寺成為北京最大的停靈寺院之一。戊戌六君子被殺后，譚嗣同等曾停靈法源寺內。

　　法源寺還以花事著名，早年是海棠，后來是丁香名冠京城。清代的宣南詩社經常來這里賞花，康、乾以后詩人的詩集，有不少有關法源寺花事的詩。林則徐、紀曉嵐、龔自珍等都曾留下過足跡和詩篇。當每年春末幾千株丁香盛開時，這里是一片香雪海。1914年，法源寺曾舉辦過百人賞丁香詩會。1924年4月，詩人徐志摹也曾陪印度詩人泰戈爾來寺賞丁香。

　　新中國成立后，對法源寺進行過多次修繕。198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漢傳佛教重點寺院。2001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早在1956年就將中國佛學院設于寺內，1980年又于寺內建立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使之成為佛教文化與佛學研究的中心之一。

　　青年毛澤東在宣南的這些足跡，為歲月刻下了深深的年輪。

　　-文并攝影/陳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