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生態——從汪曾祺和錢鍾書、楊絳夫婦談起

　　●作為復雜的生命文化個體，盡管汪曾祺的文字總體上呈現出一派清風朗月，但也許，那僅僅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過濾和凈化，是一種對現實人生的自覺不自覺的逃逸——濾去了假惡丑，剩下的便是真善美；濾去了不堪與尷尬，剩下的便是適意與順暢。

　　一

　　汪曾祺集小說名家、散文宗師、戲劇高手于一身，是一位工詩文、善書畫、充滿士大夫情調的妙才，其作品以無可替代的文體意義和歷久彌香的藝術魅力，引發了一波波“汪曾祺熱”。本文話題，即從汪曾祺研究會會長陸建華先生的長篇傳記《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切入。

　　《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攝取汪曾祺不同時期的影蹤，以諸多細節，勾勒出汪曾祺風雨人生路上行行重行行、載沉載浮的足跡。汪氏先后當過中學教員、歷史博物館館員、刊物編輯、下放右派、劇團編劇，多半窮愁潦倒，艱辛備嘗，深深領教過命運那只翻云覆雨之手的力量。置身大時代，個人雖渺小如浮漚，但他牢記乃師沈從文教誨，永遠保持用筆的愿望和信心。說到底，汪曾祺作品所寫，乃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健康的人性，是引人向上的美。對于他，文章之效，主要在于滋潤而非治療，他只想用他那些平中見奇淡中有味的文字“人間送小溫”，極盡婉約陰柔，偶爾鋒芒閃現，間以不平之鳴。

　　汪曾祺散文聲名，不下于其小說。上世紀九十年代迄今，在一派散文熱潮中，汪氏散文一版再版，暢銷不衰。汪曾祺的文字風度散淡，溫馨靜美，稱得上是地道的美文；而其人生態度與文化態度，則可看出儒釋道交融的印跡，體現出中國特色的隨遇而安。汪氏散文與明清小品文頗具淵源。某種意義上，他的文本可以視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應該說，汪曾祺那些化沉痛為跳脫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國特色的樂感文化的體現，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為主體的痛感文化的映射。“我是個安于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以慣寫小橋流水之筆，而寫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泰山片石》)的確，汪曾祺偏好中國特色的小橋流水，東方風格的風花雪月，寧取熱鬧，不喜冷清。

　　毋庸諱言，汪曾祺的師承沈從文，已見精神的退縮:沈氏文本中固有的蠻野之力，傳至汪曾祺則少之又少，幾至于無；后世寫手學汪曾祺，只怕得其皮毛者多，得其骨血者少。汪氏散文客觀上表現為一種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氣象的格局。“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杜甫《戲為六絕句》)，盡管汪曾祺不乏現世情懷，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義和中庸文化要旨，總體上缺了金剛怒目、邢天舞干戚式的張揚，缺了那種不平則鳴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獨行的崢嶸、呼天搶地奮不顧身的文化情懷，終究難以構成火山噴發式的強悍沖擊力。汪曾祺散文本是百花齊放之一枝，卻在一輪輪的推崇熱浪中，幾欲被尊為牡丹式的“國花”，某種意義上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了一個民族對宏大敘事的疲憊與拒絕。中國文學不僅需要曲徑通幽的蘇州園林，需要美輪美奐的鼻煙壺、景泰藍，更需要金字塔、兵馬俑、萬里長城，需要商彝夏鼎、漢柏秦松。和張中行的文字一樣，汪曾祺文本中那種隨處流露的名士風度，讀得多了，難免引人生出乘風逸去之念。究其實，汪曾祺骨子里還是未能真正承襲“五四”知識精英的啟蒙重任和使命意識。盡管我們今天處在一個不再價值定于一尊的多元化時代，但汪氏以其絕高的才情天賦，作出如許退縮性的文化選擇，終不免令人略略遺憾。

　　二

　　汪曾祺是豐富多姿的生命個體，而非缺乏生氣的寫作機器；謙抑，平和，豁達，狂狷，正是他性格的寫照。遙想當年，在思想自由的西南聯大，汪曾祺接受了全面系統的大學教育，但他信心而行，擇善固執，寧可不要文憑，也決不讓功課與學業扭曲天性，表現出不同流俗的文化選擇。《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如是分析汪曾祺: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不乏愛國熱情卻懶于過問政治，一心只想做瀟灑的文人。切中肯綮地道出了汪氏性情的本真。《禍福相倚〈沙家浜〉》一章在該書中最具分量。此章講述汪曾祺幾經周折，從張家口回北京京劇團當了專職編劇，成為現代京劇《沙家浜》的主要執筆者，并因此與當時的“文藝旗手”江青有過密切接觸。傳者在涉及一些具體的歷史問題時，力求秉承良史筆法，不虛美，不隱惡；很難說書中觀點就是陸建華的獨創，實際上，一些汪曾祺研究者的出色成果，比如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等文中揭示的資料，陸建華從善如流，多有鏡鑒，但畢竟，陸氏傳記提供了一種新鮮的觀照視角。

　　現實是冷酷的，清查“四人幫”分子運動開始后，1977年，汪曾祺被工作組正式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勒令他交待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汪曾祺一下子成了“竇娥”，那段時間他天天在家里喝悶酒，喝罷就喊著要“剁指”明志。這次審查拖了兩年多，汪曾祺先后寫了十幾萬字的材料。他心中的窩囊與委屈，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可想而知。誰讓他上過天安門，誰讓他還在一次會上建議為江青喊三聲“烏拉”呢？不諳政治的汪曾祺，遇事怎曉得權衡個中利害？！

　　因之，作為復雜的生命文化個體，盡管汪曾祺的文字總體上呈現出一派清風朗月，但也許，那僅僅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過濾和凈化，是一種對現實人生的自覺不自覺的逃逸——濾去了假惡丑，剩下的便是真善美；濾去了不堪與尷尬，剩下的便是適意與順暢。汪曾祺的許多“文革”后文本，有意識地疏離中心話語和意識形態，幾乎整個兒退到從前，著意于寫數十年前的夢與醒，愛與美。這或許正是因為汪氏身為尋常文人，對政治天性疏離，卻陰差陽錯地一度和政治靠得過近，極一時之盛衰、歷半生之炎涼的緣故吧。不難揣測，置身現實世界，面對銅墻鐵壁般的集體無意識，汪曾祺既然百口莫辯力不從心，干脆便在喧囂的時代聲浪中三緘其口。倘果真如此，我們完全理解汪曾祺的幽遠心曲。

　　三

　　汪曾祺的“文革”經歷頗讓人聯想到錢鍾書夫婦。錢氏夫婦也曾遭遇過那個特定時代的凄雨冷風(如下放干校等)，但總體上較少受到沖擊，并一度錦衣玉食，恩澤加身。其間，錢鍾書曾被欽點為英譯毛選定稿人之一，亦曾成為毛澤東詩詞翻譯小組成員，不免要承蒙江青關照；對此，楊絳先生在其發行量可觀的回憶錄《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年7月版)中提及，她與錢鍾書先后兩次斷然拒絕了江青讓他們搬到釣魚臺去住以及用小車接他們游園的美意。如1974年至1975年，錢鍾書奉命翻譯毛主席詩詞期間，住在一間簡陋的學部辦公室兼宿舍里。作者寫道，江青曾讓他們搬到釣魚臺去住，“……傳來江青的話:‘鍾書同志可以住到釣魚臺去，楊絳同志也可以去住著，照顧鍾書同志。’我不客氣說:‘我不會照顧人，我還要阿姨照顧呢。’過一天，江青又傳話:‘楊絳同志可以帶著阿姨去住釣魚臺。’我們兩個沒有心理準備，兩人都呆著臉，一言不發。”最終兩人還是沒有搬家，堅持住在陋室。作者又寫道:“一九七五年的國慶日，鍾書得到國宴的請帖，他請了病假。下午袁水拍來說:‘江青同志特地為你們準備了一輛小轎車，接兩位去游園。’鍾書說:‘我國宴都沒能去。’袁說:‘鍾書同志不能去，楊絳同志可以去呀。’我說:‘今天阿姨放假，我還得做晚飯，還得看著病人呢。’我對袁水拍同志實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們倆之間，只好對不起他了。”(均見《我們仨》152、153頁)上述文字表明，在那個年代，錢氏夫婦能夠對江青作出如此高調的反抗性回應，其鐵骨錚錚壯懷激烈，殊不遜于張志新、遇羅克。但從《我們仨》前后文看，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下，錢氏一家不要說對大人物，就是與一般小民往來尚有些誠惶誠恐，江青當時炙手可熱，又以心胸狹隘著稱，一介寒儒敢這樣大義凜然地去招惹她嗎？當事人在今天作出此番話語表述，未免給人以打“死老虎”之感；何況茲事真實程度如何，現在已難稽考。

　　《我們仨》給人的感覺，是作者談人敘事，分寸都拿捏得極到位，該對誰狠，對誰柔，可謂心如明鏡，絲毫不爽，讓人感慨于姜還是老的辣。與對江青的鄙夷不屑、凜然相向的態度形成鮮明比照的，是作者對當時的文化界領導人胡喬木同志的稱美。談到喬木同志，書中寫道:“我們讀書，總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來欣賞和品評。我們使用繩子，總是從最薄弱的一段來斷定繩子的質量。坐冷板凳的書呆子，待人不妨像讀書般讀；政治家或企業家等也許得把人當作繩子使用。鍾書待喬木同志是把他當書讀。”“我們受到(喬木)庇護，心上感激。但是鍾書所能報答的，只不過為他修潤幾個文字而已。鍾書感到慚愧。”(均見《我們仨》158頁)書中寫到胡喬木“突然襲擊”式地任命錢鍾書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鍾書沒什么說的，只好看老同學面上不再推辭。回家苦著臉對我訴說，我也只好笑他‘這番捉將官里去也’。”接下來楊絳又寫道:“我有個很奇怪的迷信，認為這是老天爺對誣陷鍾書的某人開個玩笑。這個職位是他想望的，卻叫一個絕不想做副院長的人當上了。世上常有這等奇事。”(均見《我們仨》160、161頁)一小段文字，發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為進的柔術。

　　不管怎么說，從《我們仨》，確可見出錢氏夫婦書生其表，骨子里實為洞察大勢的圓通人。同樣受到“國母”禮遇的汪曾祺就傻得多了，可嘆他全無先知先覺未雨綢繆之能，整個兒把自己裸裎于眾目睽睽之下，主動授人以柄。這種處世之道，也許最為切合中國文人的傳統生態了:想想屈原、李白、杜甫、蘇軾，莫不才華驚世而性情趨于佻達褊躁、飛揚直露，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又怎會太妙？！

　　作者：張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