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發布：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搶救性發掘的一座東漢大墓，經權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確認為魏武王曹操高陵。這一新聞成為近幾日大街小巷熱議話題，一時眾說紛紜。

　　曹操高陵確認無疑嗎？“新華視點”記者分別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著名秦漢考古學家劉慶柱，著名收藏家、文化名人馬未都。

　　“鐵證”石牌是真是假？

　　［背景］新聞發布會公布了曹操高陵六條考古認定依據，其中第五條指出，最為確切的證據就是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和石枕，證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

　　記者：如何看待新聞發布的六大依據？

　　馬未都：判定此墓為曹操陵墓兩件最有力的鐵證并不是考古的正規發掘，而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

　　據報道，那個墓情況非常復雜，多次被盜，在發掘現場還發現了大量煙頭、煙盒、方便面、礦泉水等。這樣一個屢屢被盜的墓，在漫長的一段時間里失控，有那么多人進去過，什么事情都會發生，今日社會之復雜遠超專家們想象。

　　但我不是說這個墓就一定造假，只是擔憂被造假者利用。大家說我質疑，我不在現場也未見實物，無權質疑，我只善意提醒。既然是學術研究，大家都應該冷靜，不能炒成社會問題。

　　記者：“魏武王”石牌是真是假？

　　劉慶柱：銘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的確是認定曹操高陵的重要內證。有了石牌，認定“曹操高陵”應該沒有多大問題了。

　　2009年12月17日，我曾到曹操陵墓看過一天，之前，發掘單位把地圖等相關資料送給我看過，那個墓的位置，正是當年曹操所葬鄴城附近的范圍。到墓跟前一看，跟我之前研究的東漢中、晚期和魏晉南北朝時期高規格的墓葬形制基本一樣，而且規模是很大的，特別是墓里的鋪地石板，邊長達90多厘米，這在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王陵及高規格大墓里是罕見的。

　　我在考古發掘現場看到了幾塊出土石牌，當時還沒有出土那么多。判斷真假，需要把這個東西放在一個特定環境考察，尤其是發掘出土的地層，以及有“魏武王”與無“魏武王”兩種“石牌”的形制特點、字體的風格、刻銘內容等多方面來看，出土的帶有“魏武王”刻銘的石牌應該都是真的。

　　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確認曹操高陵的六大理由，基本上是根據曹操墓考古發掘隊和專家組的思路總結的。考古認證需要一個完整的證據鏈，而不是孤立地看某方面，需要我們從時空關系、死者身份地位、所處時代、墓葬的規格和形制、出土文物及重要文獻記載等一系列證據，彼此之間還不能有矛盾。

　　論證過程是否嚴謹？

　　［背景］2009年12月27日上午10時許，有媒體“疑似”發現魏武大帝的墓。兩個小時后，在沒有提出新證據的情況下，發布了確認消息。這引起了一浪高過一浪質疑聲。隨后，河南省文物部門緊急召開考古發掘說明會，組織專家回應了各方質疑。

　　記者：河南方面在組織專家回應質疑的過程中，由于持質疑態度和持確認態度的專家學者們觀點不一，給公眾造成了論證過程不嚴謹甚至專家“打架”的印象，這種現象正常嗎？

　　馬未都：河南方面的回應我看了，我覺得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探討，但唯一不能探討的是程序，應該盡快說清楚。河南說國家文物局組織過兩次論證會，論證會都是由哪些人參加的，公布出個詳細名單來，讓大家知道是怎么論證的。這么大的文化事件，沒有嚴謹的程序，就不能確保結果的公正性。所有的資料應該一次公布完畢，經得起大家問。我覺得論證過于草率了，低估了公眾對曹操的認知度和關注度。

　　一開始的新聞發布會上，稱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石枕都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過了兩天又有一個叫尚金山的出來說，刻有‘魏武王’的石牌是他親手從墓中出土的，這就有點前后矛盾了，像“鬧劇”了。現在又解釋說，出土石牌是59塊，8塊帶字的，這就更加莫名其妙了，為什么鐵證不一次公布完？這些石牌是一窩出土的，還是零散的、到處撿來的？別人問什么，你拿出來什么，我覺得有遮掩的嫌疑。

　　記者：目前社會上對論證程序質疑仍然很多，如何看待他們的意見？

　　劉慶柱：據我所知，2009年11月9日和13日，河南省文物局曾委托國家文物局兩次組織專家對考古成果進行論證，專家們來自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歷史所和北京大學、鄭州大學、河南大學、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單位，不全是搞考古的，歷史學、古文字學、體質人類學相關學科都有。論證形成了專家意見，論證過程河南的文物部門應該有記錄。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我作為專家組的專家發了言。

　　考古是一門嚴謹的科學，需要有“階段性”科學成果，更需要不斷豐富、發展。這個墓是2008年12月開始發掘的，發掘前后歷經一年時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這很正常。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強明確表示要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不給個名目怎么申報？怎么保護？

　　當然，公布階段性成果并不排除學術爭鳴，相關學者都可以對階段性成果發表不同意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促進對方多思考。像二里頭遺址、殷墟、秦始皇陵等，學術上都有許多爭議的焦點，很多東西定不了性，有時還會遇到顛覆性的問題，這些都可以不斷修正，我們的認識正是這樣不斷前進的。

　　在大家的熱議里，我們也意識到有一些教訓需要總結，特別是在將考古成果與公眾接觸時，怎樣做好宣傳、怎樣讓大家充分理解認識，怎樣普及考古知識？這確實是一個新課題，特別是今后涉及重大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需要與媒體配合時，應首先做好宣傳、引導的預案，特別是要做好文物考古知識的普及工作。

　　從學科的角度看，曹操高陵的發掘和認定工作肯定有不足的地方，但這都是學術問題，但不能把學術問題“政治化”，說是什么曹操版的“周老虎”。把非社會的問題炒作成一個社會問題，這有點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