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前的一個上午，我在同學家玩。她家住沿街房子的二樓，從窗戶望出去，可看見對面的人行道。這時，她正向我講述昨晚的一個夢。夢境很清晰，也是這樣，我坐在她家，從窗口看見母親從對面走過。其時，母親在郊區五七干校勞動，每月回家一次。并不是休假的日子里，母親突然回家，令我喜出望外，立刻起身下樓追上去。這話說過不久，千真萬確，我母親在對面人行道上出現，匆匆往回家的方向走去，我跳起來就跑了下去。

　　我有一對墨綠色的發卡，王小鷹說:我挺喜歡你的發卡，那一對紫色的我也喜歡。和這一對綠發卡同樣，那一對紫發卡是母親有一次訪問挪威一并帶回給我的。可是，令人困惑的是，那一對紫發卡我還沒有拆封使用。問小鷹她怎么知道的，她也十分困惑，千真萬確，她就知道還有一對紫色的。

　　二零零七年春天，在美國哈佛大學，有一晚聚會之后，一個開車的朋友說她可以順路捎我到我住的小旅館，那種“床和早餐”的家庭旅館。到地方后她放我下來，再繼續她的車程。天下著雨，路燈蒙蒙，我順著街走了幾十米，卻并沒有走到我的旅館。又走了一段，還是沒到。再走，就到了另一端的街口，路牌上分明是一個陌生的街名，不由暗叫一聲“糟糕”！街上沒有一個人，據說，九時過后會有打劫的出街，倘要遭遇一個，倒可問個路，而此時又還不到九時。一個人茫然地在雨中走，走過幾個路口，前邊隱隱綽綽過來一個人影，欣喜地奔過去問，那人則躲閃著，或者以為我是打劫的了。緊追不舍，到底問上了話，卻回答不知道。繼續茫然地走，終于有一對女學生迎面過來。她們告訴我，我住的那條街和這條街是并行的，朋友將我錯放了整整一個路口�；氐侥菞l街，已走過一千多個號碼，返回的路上，又遇見兩次路人，每次都問一遍，以確定無錯。哈佛所在地方叫做“劍橋”，我住的那條街名就叫“劍橋”，于是，那晚上是一路“劍橋”“劍橋”地問過去。三個月后，應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我真的去到了劍橋。時間推回去幾年，二零零二年春夏之交，應該是陰歷的七月初七，因為加藤周一先生家的茶點是“七夕糕”，還有碩大的山形縣櫻桃，所以，還是櫻桃成熟的季節。先生身為日本著名作家，藝術評論家，文學史家，卻專為我這個晚輩開班授學，談論藝術。每談到一個時期或者一個作者，加藤夫人便去樓上書房取出這一時期和作者的圖冊。那天，先生多是舉繪畫作例子，進行佐證。之后，一直將先生的話與人學舌，主要有兩點，一是關于個人性。先生的意思是，在十三世紀以前，藝術的創造者并不具有自覺的個人意識，他們只是誠實的勞動:架梁造屋，裝潢，鏤刻，塑像，在穹頂描畫故事，但是，就在他們創造著客觀事物的時候，不期然地，處處體現出他們的風格；而到了現代，藝術者都有著強烈的個人意識，自覺地表現自我，結果適得其反，風格泯滅了。這是一，二是創造他者。還是回到十三世紀，那時候，藝術是為神創造，今天則是為自己，創造活動中不再有他者，其實是藝術的末路。先生還很有趣地說，本來，人們還有一個機會獲得“他者”，那就是社會主義文學，無產階級的理想是藝術的“他者”，可惜錯過了。歸結起來，總是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人走出蒙昧，終于意識到了“我”是誰，卻并沒有給藝術帶來福音，似乎，越是知道“我”，藝術中越喪失“我”……然后就到了二零零八年，讀到一本書，英國十九世紀初作家和藝術理論家約翰·羅斯金的《藝術十講》，讀到了加藤先生的思想。心想，加藤周一先生讀過這本書吧？就在這奇異的邂逅不久，傳來先生逝世的消息。

　　……

　　讀保羅·奧斯特的《紅色筆記本》，過往歲月中的故事便涌現眼前，這些巧合是不是一種暗示，所有貌似無關的事物其實都由潛在的秩序相聯系，這偶然的幾處顯現不過是冰山一角；或者，就是如織網的蜘蛛，將游絲投向空中，茫茫等待到達那一端，相應的事物還在醞釀之中。而《紅色筆記本》中的那一則，就是題為“為什么寫作”那一輯中的第五則，關于請棒球明星威利·梅斯簽名的故事，“我”八歲時極其幸運地遇見威利·梅斯，而且正當他的好心情，愿意簽下大名，可是，“我”沒有帶筆，錯失良機，從此，“我”無論走到哪里都帶著一支筆。當然，同樣的事情并沒有發生，然而這只是無數準備中的一次沒有用上的準備，誰知道呢？更多的時候，是我們不自覺的準備卻實現了目的。這樣說來，許多幸運的巧合其實都是有所準備的，如同作者在這一則讓人沮喪的故事中最后說的:“如果你的口袋里有支筆，總有一天你會想要去用它的。”

　　然后，他還說:“我就是這樣成為一名作家的”。作家顯然是有特權的人，可以制造虛擬的巧合，這是在模仿大自然。而自然的手筆是無限的巨大和神奇，當世界上已經壅塞著那么多虛擬的巧合之后，它依然能夠源源不斷地創造著始料未及。

　　許多幸運的巧合其實都是有所準備的，如同作者在這一則讓人沮喪的故事中最后說的:“如果你的口袋里有支筆，總有一天你會想要去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