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淪陷后，成立于1935年的中央信托局(國民政府金融體系重要機構之一，專門為政府辦理信托保險與官方采購等業務)部分人員撤往漢口、重慶，總局機關則遷往香港，在匯豐銀行大樓租了20間辦公室。其時，除局長葉琢堂到港外，還有國民政府駐港外交代表俞鴻鈞以中央信托局常務理事身份兼視該局重要事務。

　　宋靄齡與孔令侃的“母子店”

　　因中央信托局是孔祥熙任財政部長時的下屬機構，故宋靄齡長期以來對中信局大小事務頗多染指，最終索性讓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理事長的身份，手令其大少爺、宋美齡的外甥孔令侃為中央信托局常務理事，直接掌握業務與用人大權。

　　中央信托局遷港后，宋靄齡亦隨之抵港。她決定將孔令侃從重慶調來香港，以便讓他在遠離重慶的情況下，利用中國駐港機構群龍無首的局面獨立工作，為日后能在政治上進一步竄升積累政治資本。

　　孔令侃到任后，自恃是中國第一豪門的闊少爺，大權獨攬，獨斷專行。不但中央信托局的大小事務全憑孔令侃圈點裁決，就是中央銀行、交通銀行的駐港業務他也要插手過問。對此，葉琢堂、俞鴻鈞等均顯得謹小慎微。當時中信局的主要業務是辦理保險、有獎儲蓄、信托、購料、運輸等。這些都是抗戰時期黑幕重重的領域，最終都成了孔家侵吞國家資財的主要渠道。

　　中央信托局在香港除了以上公開的一些業務外，還有一條秘密戰線，即與德國的特殊貿易。當時因抗戰需要，國內急需購買大量軍火，孔令侃遂通過孔祥熙、宋靄齡向蔣介石申請辦理購買軍火業務。

　　德國是戰前中國主要軍火供應國，這條渠道在抗戰爆發后依然存在。但受制于英美方面的壓力，中德軍火貿易不便公開進行，卻仍在暗中交易。另外，當時德國幾家大商行急欲在中國日軍占領地收購土產或其他物資運往德國，以抵充貸款。于是孔令侃在宋靄齡支持下，于中央信托局設專門機構，在內地代德國洋行收購桐油、豬鬃、礦砂、藥材、蛋品等戰爭控制物資，從中牟利。因為這些貿易活動均要避諱英美和日本，所以搞得非常神秘，鮮為人知。中央信托局也因此成了宋靄齡與孔令侃在香港的“母子店”。

　　“黑戶口”秘密電臺

　　由于中央信托局業務的特殊性和秘密性，故其在香港設有秘密電臺。

　　1939年夏，美國政府為了限制中國國外資金轉移，決定凍結中國私人賬戶在美國的存款。當時這一決定由美國駐重慶代表福克斯向孔祥熙秘密傳達。孔祥熙聞知后，隨即利用時間差，與宋靄齡、孔令侃控制的秘密電臺聯系，通告了這一秘密情況。隨后雙方電臺即為采取對策而頻繁聯系。

　　當日下午，宋靄齡在香港半山公館召見親信趙季言，指令他明天即飛往美國把孔家在美國的存款全部化名轉移。趙季言不辱使命，赴美將事情全部辦妥。

　　第二天，重慶正式公布中國私人賬戶在美國被凍結的情況，外匯市場大為波動。有些銀行措手不及，嚴重影響資金周轉。就連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也因未及所聞，致其在美存款400萬美金也被凍結。孔家由此全面掌握了中國外匯管理的大權，一些有外匯存款的商業銀行，不得不俯首聽命于他。

　　這部電臺，幾乎每天都與重慶孔院長官邸秘書處直接聯絡，除了隨時報告香港及國外外匯、金銀、公債證券、美國股票行情以外，也搜集香港重要人物的生活言行、香港媒體的重要新聞和相關消息。當時有數名報務人員譯成專用密碼晝夜拍發。

　　當時國內機構被允許在港設立電臺的僅有3家，即：代表國民黨財政當局的中央銀行，其電臺設在羅湖深圳邊界；軍統所轄西南運輸處，因其與英國情報機關有直接聯系，故其電臺被允許設在香港西環海島上；其他一些機關、銀行與國內電報聯系，則通過交通銀行在香港公開設立對外營業的中國電報局的電臺拍發，自然其保密性能就談不上了。

　　孔令侃這部秘密電臺屬于私自設立，并未得到港英當局的許可，屬典型的“黑戶口”。但“黑戶口”的電臺卻成了香港與重慶的熱線。它一方面反映了孔大少爺的張揚個性，對港英當局并不買賬；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宋靄齡、孔令侃為發戰爭財而不計后果，鋌而走險。然而好景不長，正是這部電臺給孔令侃帶來天降之禍。

　　秘密電臺令港島嘩然

　　香港這部秘密電臺頻繁的活動規律隨即為日本人所掌握。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香港雖然是個“世外桃源”，相對平靜。但各種政治、軍事力量在香港的秘密角逐卻驚心動魄。尤其是日本在香港潛伏有大量間諜，從事各種情報活動。孔令侃這部秘密電臺的活動，自然未能逃脫日本間諜的注意。

　　日本軍事當局獲悉情報后非常吃驚，但由于電臺位置在香港，不便直接干涉，故以外交照會的形式向港英當局施壓，稱如允許甚至縱容這樣的間諜電臺存在，即是一種與日本為敵的行為。

　　香港警務處很快查到這部黑電臺的后臺是中央信托局的孔令侃。香港警務處決定查抄這部電臺。

　　這天，香港警務處出動大批警探人員，很快即查抄到文件、密碼本、電文底稿和電臺。孔令侃心腹親信錢起鳳、申劍秋等數人被帶走。次日，香港報紙以醒目的標題稱在島內破獲一個所謂秘密間諜情報電臺，并已獲得全部案卷、證詞、證物等。在香港破獲秘密電臺以及案情的公布，令整個港島為之嘩然。

　　港督楊慕奇對此案亦極為重視，要求警務處一查到底，決不姑息。為此，警務處除沒收電臺外，還擬將與此案有關的孔令侃等數十人驅逐出港。

　　港英當局這一著，大出宋靄齡、孔令侃母子意料。母子倆唯恐中央信托局將因此在香港徹底垮臺，故連夜緊急商量對策，一方面委托律師辦理罰款與交保手續，先把幾位親信保釋出來；另一方面托軍統在港人員出面向英國情報機關疏通，再向港警頭目大量行賄，以求大事化小。

　　因此案涉及孔、宋家族和中國政府機構，港英當局顧慮到眾多因素，又不便把文章做得太大，于是將全部案卷送交中國政府駐港代表俞鴻鈞，并明確表示孔令侃是港英當局不受歡迎的人，不希望他繼續留在香港。考慮到孔令侃的特殊背景，故不予驅逐，讓他自由離境。

　　俞鴻鈞這時正在極力巴結宋靄齡和孔祥熙。接到港英當局的通知后，他先到半山公館向宋靄齡請求機宜。在與宋靄齡斟詞酌句地商量好了報告的措辭后，俞鴻鈞正式向蔣介石和重慶政府外交部作了匯報。

　　蔣介石知道此事絕非如俞鴻鈞在報告中講的那樣簡單，以孔令侃的地位和出身背景，一般問題絕不會弄到英國人大動干戈而不能容他的地步。于是蔣介石在俞鴻鈞報告上批示，要孔令侃回重慶向有關方面報告一切。

　　宋靄齡得訊后，知蔣對此事的態度很認真，恐怕不能善后。因孔令侃私設電臺，搜集和掌握重慶政府與國外的各種機密情報，事涉政治上最敏感的問題。如果孔令侃就此回國，極易被政敵抓住把柄，借此進行反孔。不得已，宋靄齡只好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將孔令侃送到美國哈佛大學讀書。至于重慶方面，只有靠孔祥熙和俞鴻鈞妥為應付了。

　　這年秋天，孔令侃黯然離開香港赴美國暫避風頭。孔令侃這一走，自然使宋靄齡在香港苦心經營的“母子店”垮坍了。1941年底，當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危在旦夕時，宋靄齡匆匆登上飛機，帶著十分復雜的心情離開香港，飛抵重慶……

　　孔令侃(1916年12月10日-1992年)是孔祥熙和宋靄齡的長子。

　　1933年，孔令侃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1936年大學畢業后，任財政部特務秘書，隨后進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務理事，主持業務。1939年，港英當局查獲其秘密設立的電臺，將其逐出香港。于是孔令侃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留學，途中在馬尼拉與盛升頤前妻結婚。1943年蔣宋美齡到美國訪問，孔令侃擔任秘書。抗戰結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創辦揚子公司。1948年，國共內戰后期，中國出現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政府進行金圓券改革，蔣經國到上海督導經濟管制，以鐵腕手段抑制物價，查封孔令侃的揚子公司，由于蔣介石和宋靄齡的干預，受到挫敗。此后，孔令侃將資金轉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國。宋美齡到美國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頓上東城為她購買的公寓內。1992年，孔令侃在紐約去世，年76歲，無后嗣。

　　俞鴻鈞(1899-1960年)，以字行，廣東新會人，祖輩在江門開設雜貨行，父在上海經營豬鬃廠。

　　俞鴻鈞少時在上海讀書，后畢業于民生中學，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攻讀，其間擔任學校辦的《約翰聲報》總編輯。1919年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留校任助教。后在上海任英文《大陸報》記者。

　　1927年初，廣東國民政府遷武漢，俞往武漢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陳友仁的英文秘書。數月后辭職返上海，先后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書兼宣傳科科長、《市政周刊》主編、代理財政局局長、參事室參事、上海市政府代理秘書長、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代理市長、、上海市長、等職。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上海形勢緊張。當時俞任市長，適墜馬折斷左臂，但仍帶傷處理市政。8月上旬，日軍制造“虹橋事件”，挑起戰端。俞往返多次向日本駐滬總領事及日本駐滬海軍頭目提出嚴重抗議，并指斥他們破壞停戰協定行為。“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俞又通過新聞媒介，特別是用英文向外國記者發布消息，揭露日本侵華的真相，博得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上海淪陷后，奉召至武漢，任中央信托局常務理事，駐香港辦理外交事務。

　　1939年應宋子文、孫祥熙電召赴重慶，任財政部政務次長。

　　1941年6月任財政部政務次長。8月任外匯管理委員會委員及中央信托局局長。

　　1944年初(國民政府)全國水利委員會當然委員。

　　1944年11月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同年兼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

　　1945 年5月行政院改組，任中央銀行總裁，并被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銀行理事會常務理事。7月任中央銀行總裁。因諳熟財政金融事務，受到蔣介石的賞識。

　　1946年2月辭中央銀行總裁職，3月為國際貨幣基金及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理事，6月兼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

　　1948年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軍事面臨崩潰，蔣介石改組政府，又任俞鴻鈞為中央銀行總裁，授意他進行幣制改革以挽救危機。

　　1948年8月19日出臺了實行金圓券的一系列辦法，為了逼勒黃金、美鈔，蔣介石又任俞鴻鈞為上海經濟督導員，負責上海地區的經濟管制工作，在短時間內收兌了大量金銀外幣。

　　1949年1月，蔣介石退居幕后，俞鴻鈞也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任中央銀行理事會理事、常務理事。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奉命主持將中央銀行金庫庫存黃金92萬兩及8000萬元美鈔搶運往臺灣。

　　1949年夏到臺灣后，俞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總統”府國策顧問、“臺灣省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并先后被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七、 八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交通銀行”(1949)及“農民銀行”(1953)董事長等職。

　　1953年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任臺灣后備司令部司令。

　　1954年至1958年升任臺灣當局“行政院”院長，因拒絕“監察院”約詢案遭到彈劾。

　　1958年7月辭職后，專任臺灣當局“中央銀行總裁”。

　　1960年6月1日病逝于臺灣臺北，終年62歲。對于俞鴻鈞之貢獻，臺灣當局曾頒發“褒揚令”明令褒揚。

　　文/ 劉小清

　　來源：《文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