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蒙難和脫險

　　丁玲1933年5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綁架并囚禁，直至1936年9月獲得自由。此期間，國民黨當局對外封鎖消息，囚禁她的場所也多次變更，南京苜蓿園是最后一處。

　　1940年10月，中央組織部曾對丁玲被囚禁的歷史作出結論:“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但在1958年底，中宣部在《關于丁玲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中推翻了1940年的結論，稱丁玲在南京的那一段歷史，“是一種政治上的自首變節行為”。

　　丁玲從1983年6月底開始寫作《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以下簡稱《魍魎世界》)，敘述20世紀30年代在南京的那段經歷和50年代她被下放北大荒的歷程。幾乎與此同時，1983年8月，丁玲就有關她被囚禁三年的歷史所作結論提出申訴。1984年7月，中共中央批準《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再次給她的這段歷史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重申她是“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

　　丁玲被囚

　　《魍魎世界》在丁玲去世當年(1986年)發表于《中國文學》上。它是丁玲一生中兩個最重要、最敏感時期的真實記錄之一。

　　1932年3月，丁玲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5月開始擔任左聯黨團書記。她的住地成為黨的地下聯絡點。國民黨的兩大特務系統——中統和軍統同時對她跟蹤，并準備抓捕她。5月14日，中統特務先下手，秘密綁架了丁玲。

　　很快，“丁玲失蹤”的消息傳遍國內外。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以及民權保障同盟的楊杏佛、蔡元培等，在黨和左翼文人的協同下，曾大力營救。她后來被秘密押送到南京軟禁起來。

　　在丁玲與馮達搬到苜蓿園之前的一天，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曾來勸降，遭到丁玲的拒絕。9月上旬，叛徒顧順章又多次來勸降，結果也是碰壁。顧順章通過馮達告訴丁玲，老關在這里毫無意義，不妨表示一下歸隱回家養母的意思。丁玲想，不妨“利用條件，準備條件，想盡辦法爭取保持清白，活著出去”。于是就在顧順章拿來的一張紙上寫了一個“申明書”:“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正是這張紙條，后來給丁玲帶來有口難辯的困擾。

　　1934年5月，張道藩三次面見丁玲，勸降不成又改為邀寫劇本拉隴，均被拒絕。1934年10月，丁玲搬到中山大街附近的一幢小樓。當局放松了對她的控制，她可以自由外出并郵寄信件了。月底的一天，女作家方令孺突然來探望。此后，每隔一二個月來探望一次，兩人漸成密友。1936年，丁玲與黨恢復了聯系，方令孺的家，成為丁玲與地下黨通信聯絡的場所。

　　苜蓿園——最后的幽禁處

　　丁玲在南京的幽禁處幾經變動，最后搬到苜蓿園。1989年，《魍魎世界風雪人間》出版，刊出了陳明于1986年10月17日為該書寫的題記。題記中說，“1985年12月，在丁玲病危期間，傅甘給丁玲一信。告訴丁玲住過的苜蓿園的來歷”。陳明決定，在出版的書中，把它列入附錄。盡管由于在收信時丁玲正處于病危期間，未能看到此信，但是去過苜蓿園的陳明認為，此信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決定收錄于書中。

　　傅甘是著名林學家傅煥光的小女兒。傅煥光技師在20世紀30年代是南京中山陵的園林組主任。傅甘是在看到該書的第一版后才寫信給丁玲的。信中說，在“文革”中，“您(丁玲)的名字意外地出現在我父親(傅煥光)交待的問題之中。可惜的是，我父親既不認識您，也未曾與您打過交道。”她又說，“我家住在中山門外衛橋，苜蓿園。家中還有一些房子，由(父親的)一個朋友(實際是早年在南洋公學的同學徐恩曾)借走，以后也不知他們又去辦理何事之用。“文革”中，要我父親交待與您的關系。我想，您(1935年住過)的房子，可能是我家的余房。”至于朋友把借去的房子又轉借誰了，主人傅煥光當時并不知道。因此在“文革”中，傅煥光在交待他與丁玲的關系時，他在填寫的表格里，丁玲一欄只能是空白。

　　丁玲在1935年春在苜蓿園住過的房子，確實是傅煥光家的，當時那些房子位于傅的私人農場的庭園中。這個庭園有果樹、紫藤及一些名貴花木，實際上是一個苗圃。現在的苜衛路，是當年穿過傅家庭園的一條路。由于徐姓同學的關系，國民黨的一些高官，包括蔣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一到周末，這里常常是車水馬龍。但在平時還是十分幽靜的。

　　在20世紀30年代，與傅家毗鄰的苜蓿園村，是一個僻靜的小村莊。1931年6月，該村只有15戶人家，六七十個居民。后來有不少陵園的工人也到那里居住。丁玲與傅煥光素不相識，那么她怎么會搬到傅家的房子中去住的呢？

　　原來，丁玲為了擺脫敵人的耳目，通過熟人左恭，找到苜蓿園的這處住房。左恭是湖南同鄉，左宗棠的后裔，當時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1924年7月，丁、左兩人同在北京一所私人美術學校學習素描時相識，丁也因此結識了胡也頻。后來丁、左兩人一直保持聯系。胡也頻被捕后，左恭曾設法找國民黨有關方面援救。丁玲在被綁架到南京后，也想法找過左恭。左恭當時是中共地下黨員，不過丁玲當時并不知道。左恭與主管中山陵園林建設的傅煥光相識。1935年春，丁玲正是通過左恭，找到苜蓿園這個住處的。中統特務為了監視丁玲，還同時安排姚篷子一家與丁玲一家同住在那幾間西式平房里。

　　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有瓦房，其中茅草蓋頂的那幾間日本式房屋，墻壁呈粉紅色，冬暖夏涼。窗外林木成蔭，前面有一塊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圍籬。

　　由于對丁玲的限制有所放松，1935年10月，田漢、陽翰笙來看望過她，但只談了幾分鐘。丁玲入黨時，陽翰笙是介紹人。當時丁玲已有了一點自由，可以會客了。從客人口中，她得知李達王會悟夫婦已遷居北平。1936年3月，一些文藝界人士也前來探望。同月，沈從文夫婦去蘇州路過南京時，也探望了丁玲。沈從文的胞妹沈岳萌在南京鐵道部供職，每年都有幾張乘坐火車的免票。當年5月，丁玲就是持沈岳萌提供的免票去北平的。

　　逃離虎口

　　在搬到苜蓿園的前一年(1934年)5月，丁玲在夫子廟杏花樓菜館意外地遇到過張天翼，隨后又聯系過兩次。在苜蓿園居住期間，丁玲還先后到過北平、上海。

　　1936年5月，丁玲與CC系頭頭交涉，要求去北平看望老友李達夫婦，實際上是想去找黨的關系。中旬，丁玲從沈岳萌處拿到去北平的往返火車免票。在北上的火車上，丁遇到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王昆侖。王在1933年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了，丁玲那時并不知道。此前一天傍晚，丁在玄武湖的游船上已見過王昆侖，并請王協助她能安全到達北平。恰巧黨組織要王昆侖到北平開展統戰工作，同時要他暗地保護丁玲北上。因此，丁玲在火車上碰到王昆侖，并非巧合。

　　丁玲在北平住在李達家。她曾去燕京大學看望吳文藻謝冰心夫婦，訪問了在該校任教授的曹靖華，曹對丁說:“你不能在北平久留，你趕快回去，我寫信給魯迅。”丁、曹估計魯迅那里肯定有黨的關系。第二天，丁就離平返寧。

　　曹靖華受托把丁玲的消息和要求及時告知魯迅，魯迅再通知了剛從陜北抵達上海的中央特派員馮雪峰，于是馮派張天翼與丁玲聯系，并讓張設法幫助她逃離南京。

　　6月，張天翼到苜蓿園探望丁玲，并悄悄地轉交從上海帶來的一張字條:“知你急于回來，非常好，現派張天翼來接，你可與他商量。”字條未具名，但丁玲一看就知道是馮雪峰(當時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的筆跡。

　　張天翼安排了一個丁玲逃離虎口的計劃。張天翼幫丁玲化裝，并讓他的侄女張若嘉陪同丁玲乘火車離開南京。到達上海時，最先迎接丁玲的，是左翼作家胡風。丁玲表示自己希望去陜北，但當時正巧去陜北的交通斷了。馮雪峰轉達潘漢年的意見，要丁玲先回南京，設法爭取公開到上海來做救亡工作。因此，丁玲在上海呆了十幾天后仍然返回南京。夏天，知道自己公開出來已無希望的丁玲，寫信給馮雪峰要求再去上海。很快，馮雪峰的回信由方令孺轉交丁玲，馮同意丁玲的要求，并約定了時間，派人在上海接站。

　　9月中旬，丁玲乘火車到上海，馮雪峰的交通員到車站接應。月底，丁玲乘火車到西安。在那里逗留了一個月，于11月1日，乘卡車前往陜北，終于回到黨的懷抱。

　　丁玲離開上海前，馮雪峰向她轉交宋慶齡女士贈送的350元。后來丁玲每當回憶此事時，都流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解放后，丁玲專程到上海的宋慶齡寓所去拜訪，表示感謝。

　　馮雪峰與張天翼是當年丁玲擺脫國民黨當局軟禁的兩個關鍵人物。巧的是，在解放后，他們分別與丁玲共事過。

　　沈以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