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中聽一位女孩跟另一位女孩說：“坐公交車去上班，能會是成功人士嗎？”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么以前的人不是這樣認為呢？

　　蔣經(jīng)國回憶：曾有人送給老師吳稚暉一輛人力車，那時候，人力車應(yīng)該相當于現(xiàn)在的凱美瑞吧，吳當即令蔣經(jīng)國拿來鋸子，將車子的兩根拉杠鋸掉，然后哈哈大笑，把這輛沒有拉杠的車身抬到書房里。他懶洋洋地坐了上去，說：“我現(xiàn)在有了一張沙發(fā)椅了！”接著他又說：“一個人有兩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

　　那時候的人，無非是吃飽飯種好田，免饑寒抗交迫，望升官盼發(fā)財，出志士搞運動，懷才情寫詩賦。

　　辛亥革命時期的 “革命奇士”韓衍，生活清貧，有時窮得靠典當衣物度日。高語罕回憶說：“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蕭然!他被刺時，還是穿著我的一件舊綢棉袍……家徒四壁，瓫中只余糙米三升。”韓把自己的事業(yè)和生活戲稱為：“講地獄學，作天臺游。”有一年春節(jié)，他在綠云樓貼出“盤古第二，乞丐無雙”的對聯(lián)。

　　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這么瀟灑呢？無他，價值理念決定的，在傳統(tǒng)的社會里，無錢無勢的人不一定是失敗的人，宗教、宗族、行會為這些人提供了一個他們能夠從中獲得意義感、存在感的天地。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學者、革命者、手藝人、莊稼人、獵人，他們可以自得其樂地度過有尊嚴有成功感的一生。

　　以前的人，可以有很多種比較方式，比如說我不跟你比錢，我畫畫比你好，我比你有文化。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的評判標準變了，變得單一，變得面目全非。現(xiàn)在全社會評價一個人成功與否，只有一個標準，就是財富。教授們比講課費多少，畫家們比賣一幅畫多少，手藝人們比制作一個工藝品賣多少錢。如今所有的價值全部都要折現(xiàn)。

　　他們說，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叫消費主義的時代，消費是什么？沒錢能消費嗎？

　　如果按現(xiàn)在的標準，很多大師級人物都活得很失敗。

　　比如傅斯年，晚年的傅斯年出長臺灣大學，因家貧買不起好煙絲，他是把劣質(zhì)煙拆開，把煙絲放到煙斗里抽，過過癮。同在臺大外文系教書的妻子有一回還不得已借錢買米。傅斯年對夫人說：“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多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 要知道，傅夫人的母親曾廣珊,是曾國藩的嫡親孫女，胞兄俞大維時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長。

　　比如啟功先生，解放后的啟功, 每月只有30元的生活費，居無定所，先是借住在楊姓姨母家，一住就是三年。時間最長的是借住在內(nèi)弟家，竟達二十年之久。內(nèi)弟家在小乘巷，借住的是“寓舍兩間，各方一丈”。一丈十尺，三尺一米，“各方一丈”，不過十八平米多一點。他在《卓錐》詩中描寫道：“片瓦遮天栽薜荔， 方床容膝臥僬僥。”“僬僥”是古書上的小人國。1976年啟功為三年前作的《鷓鴣天》加了一個補注，透露出：“老妻已多年未有完整衣裘，次年始制一外衣,又一年遂逝。只此一裘，即為附身之物,痛哉。”

　　這樣的事例在學者身上還有很多，難道他們沒有賺錢的本事，當然不是，那時候的人，就是有大視野、大境界，不因窮苦而棄其所學，生命的價值不在于物質(zhì)的擁有，而在于文化的追求和呈現(xiàn)，在于精神的滿足。

　　羅韜兄在回憶上世紀80年代的讀書人時說：“懷念從前的學者，他們都不甘于當時，而別具幽憂之懷。在政治專制的時代，容易產(chǎn)生這種氣象，亦能產(chǎn)生大著。倒是市場專制的時代，學者‘不甘于當時’的氣象少了，他們做‘市場專制’之下的順民而甘之。近年暢銷書繁榮而杰作寥寥，學者的氣象與底蘊，也有所不及。” 在單一的批判標準下，在價值理念迷失的當下，學者哪來的大氣？他們自己也迷失了。

　　至于普通的我們，更是悲哀，因為能夠成為成功者畢竟是少數(shù)，絕大部分人會被劃歸到失敗者的行列中。我們的失敗并不是因為我們做人的失敗，而是這種文明形態(tài)，這種價值理念讓我們感到自己是失敗的，從而喪失尊嚴、喪失在這種形態(tài)的文明中發(fā)出聲音的底氣。

　　室內(nèi)盆中的炭，已漸至灰燼，在這個寒冷的冬天，思考著我們身處的環(huán)境，簌簌如窗外欲飄的樹葉，充滿深深的寒意。

　　余遠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