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38歲的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任滿，被召還京師，改任度支判官，按慣例要向皇帝上交一份述職報告，但王安石卻趁此機會寫了篇洋洋萬言的政治論文，在次年初呈了上去，這就是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封上書在當時并沒有為王安石引來上司的賞識，他升任宰相，主持變法，一直要等到十年之后宋神宗繼位。但它的意義卻不能小覷，誠如《宋史》所說，“后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用今天的話來說，簡直是他多年之后變法的“綱領性文件”。

　　這當然是大事，還有一件小事。大抵是在上《萬言書》這一年，王安石還寫了兩首詩，題目都叫《明妃曲》。顯露了宰相之才的王安石，在詩里躬下身來，和古來王昭君故事的傳誦者們別扭了一把。

　　王昭君的故事，最早見于《漢書·元帝紀》，后來經過蔡邕的《琴操》、石崇的《王明君詞》、葛洪的《西京雜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賢媛》等一系列的虛構增飾，逐漸定型。觀點有幾種，比較多的或恨畫師毛延壽的從中作梗、或嘆王昭君的塞外生涯。而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其一)里，一下子把這兩個常見的觀點全給顛覆了。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其一是為毛延壽“平反”：“意態由來畫不成”；其二，似乎是在隔著時空勸解王昭君：要說失意，哪有什么南北之分，你看被漢武帝鎖禁在長門宮中的陳阿嬌，身在漢宮，不也照樣傷心么？由于別出機杼又偏偏大有道理，這首詩被視作歷來詠昭君之絕唱。

　　在《明妃曲》(其二)里，王安石繼續和古人“作斗爭”，猛地爆出一句“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此句一出，頓時引來洶洶物議。到了清代，還有人在批評，認為這是王安石一味求新求異的性格所致：“荊公專好與人異，其性然也”(《甌北詩話》)。事情到了清代也不算完，直至1946年，郭沫若還特意寫《王安石的〈明妃曲〉》為他“辯護”。

　　其實，從《萬言書》到《明妃曲》，由文到詩，由今日事到古時人，其間所包含的東西，絕不簡單。看看當時人的反應就知道了。王安石的《明妃曲》名重一時，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曾鞏、劉敞等均有和作，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歐陽修的《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同樣顯出了“求新求異”的風采。比如：“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夸。”

　　歐陽修、司馬光等是后來王安石變法時反對派的旗幟人物，都曾官至高位，這么多政治抱負不同的人聚集在“求異”的大旗下，顯然不能單純用“性格”來解釋。

　　著名的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曾指出：“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確實，這些當時具有旗幟意義的文人們不拘泥于古今、“求新求異”的手筆，實實在在地顯出了此時精神獨立的氣象。

　　王安石之后八百多年，學者王國維說到詩的衰落，是因為詩到唐中葉以后成為往來酬和的禮物，五代、北宋的詩“佳者絕少”，詞則開始“極盛”。

　　在我看來，他至少有一點是在對宋詩好發議論表達不滿。但與聲名遠播的大唐氣象相比，像《明妃曲》這樣顯現精神深度的議論，恰恰是獨特的“宋人氣象”。

    虞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