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姑姑的故事

　　作為婦科大夫，我姑姑由原來的單純接生到開始承擔計劃生育工作，這讓她成為了一個不被鄉親們歡迎的人。

　　“夸張點說，從我出生的那天起，《蛙》這個小說就開始萌芽了。”

　　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東省高密縣大欄鄉的一個農民家庭出生。他來到這個世界上睜眼見到的第一個人，不是他母親，也不是父親，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兒管笑笑出生，她見到的第一個人，同樣是父親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東高密東北鄉，姑姑在過去幾十年里一直是當地家喻戶曉的接生婆。經她手上來到這個世界的嬰兒，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這樣在60歲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兒更小在20歲左右的年輕人。

　　“姑姑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基層的婦科醫生，從18歲開始一直干到70歲，由她接下來的孩子差不多有1萬個。姑姑走到哪里，人們都像迎接菩薩一樣�！比欢�，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參與計劃生育工作后的30年里，姑姑在東北鄉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樣誰見了都罵，夜里不敢一個人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后用磚頭砸。”莫言對記者回憶說。

　　作為莫言少年時代最喜歡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記憶里。但莫言在過去的30年里遲遲沒有動筆，原因是寫姑姑的故事勢必會寫到基本國策。“當時計劃生育政策說是要管30年嘛，這個政策的時間期限過后，近幾年學術界有不少人開始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研究和反思，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出現許多討論，我覺得這個故事可以寫了。”

　　被當作“圣母”的姑姑

　　《新民周刊》:小說取名“蛙”有什么含義？怎么想到以姑姑為原型寫小說？

　　莫言:它是娃娃的“娃”，“女媧”的“媧”的同音字，“蛙”在民間也是一種生殖崇拜的圖騰。很多的民間藝術上都有“蛙”這個圖案，因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我小時候，家里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搬來，她一般是在很多家看完病以后再來。看完了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特別健談，我們就瞪著眼聽。而且她醫藥箱里有那種給人打針的那種小紙盒，那就是給我們最好的玩具，她一來我們就特別興奮。我寫小說以后，一直想以姑姑為原型寫一部小說。

　　要以姑姑為人物原型寫小說，必然要涉及到計劃生育這個敏感問題。這本書主要圍繞著“生育”，從50年代一直寫到當下。生育滿足的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根本保證。計劃生育是我們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它影響十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幾十年，作家要有勇氣去關注這個現實，既然它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作家就有權利把它表現出來。

　　《新民周刊》:姑姑是什么樣的一個人？居然可以發育成一個長篇小說。

　　莫言:這個姑姑是我爺爺的哥哥的女兒，準確地講是我堂姑。大爺爺是我們高密東北鄉有名的老中醫，姑姑從小跟大爺爺學醫。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關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訓。當時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從小開藥方，認識字，因而被當時的縣衛生局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

　　新法接生很快就代替了舊法接生，姑姑成為東北鄉唯一的接生員。我姑姑工作表現非常出色，因為她父親(我大爺爺)是地主成分，在當時很受歧視。如果不是因為人才缺乏，一個地主的女兒，是不可能從事這樣的工作的。這個工作雖然辛苦，天天在農村跑來跑去，但這是個鐵飯碗，國家的正式醫生，每個月拿固定的工資，退休了還有退休金，一輩子有生活保障。所以，姑姑工作那樣積極，執行國家政策那樣堅決，是有這個背景條件的。

　　在《蛙》這部小說里，我做了一些技術處理，把姑姑寫成烈士的女兒，父親曾經是八路軍醫院的院長，因為革命犧牲，她是在黨的關懷下長大的，出于自己的政治覺悟，在執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時是不折不扣，貫徹到底的。因為在以往的小說里，我們寫家庭出身不好的這種人物寫得太多了。

　　《新民周刊》:那時候姑姑在鄉里應該挺受尊敬的？

　　莫言:在姑姑剛剛工作的上世紀50年代，政府用物質獎勵生育，每生一個孩子都可以獎勵油票、布票。那時候是姑姑在高密東北鄉聲譽最高的時候，因為她帶來了生命帶來了喜悅。每到一個村莊，所有的人見了她都要笑臉相迎，對她非常尊重。當時鄉下很少有自行車，她騎著一輛德國產的自行車，一進村莊按鈴聲，所有孩子都跟著她跑。

　　我姑姑接生了差不多1萬個孩子，在當地婦女心中威望很高。是一個“圣母”級的人物。我母親說我姑姑藝高膽大，說我侄女出生時，姑姑拽著個嬰兒的腦袋，“啪”地就拔出來了，出來之后提起來就拍屁股，小孩哇地就哭出來了，姑姑就說“行了”……手藝熟練到似乎隨意的程度。還有一次，一個嫂子生孩子難產，村子里的接生員已經束手無策，只好跑到公社醫院把我姑姑找過來，她來了就罵產婦:“你想死還是想活？想活就聽我的，想死我就不管我走了。”產婦一看她來了，立刻信心大增，十來分鐘就生出來了。

　　但是后來，改行做計劃生育控制，姑姑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到70年代后期，計劃生育政策慢慢越來越嚴格，尤其是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作為婦科大夫，我姑姑由原來的單純接生到開始承擔計劃生育工作，這一角色轉變，讓她成為了一個不被鄉親們歡迎的人。

　　不受歡迎的人

　　《新民周刊》:農村實行計劃生育，阻力比較大吧？

　　莫言:我老家高密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我當時就聽村里人罵，村里人將“男扎”當成“閹人”。

　　最早的時候是政府號召工作干部帶頭做結扎手術，要求他們起帶頭作用。我們老家是公社書記帶頭先扎，那下面的干部也要結扎，普通農民當然只好跟著進醫院了。第一批人手術做完，有部分人結扎以后腰疼，身體乏力，不能從事原來的體力勞動。后來根據這個情況有所調整，開始主要以婦女為結扎對象。

　　農村的計劃生育最嚴格的時候，是80年代初期。當時還是人民公社，土地是集體所有制。農民出門要公社“革委會”的介紹信，吃飯需要糧票，晚上住旅店需要村子里的證明，否則就會把你當“盲流”收拾。如果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們那兒，除了對你進行經濟處罰外，生產隊還取消你的勞動資格，就沒有糧食吃。

　　農民不接受計劃生育，有各種各樣的原因。首先是傳宗接代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你沒有兒子，屬于“無后”孤老，斷子絕孫，被人看不起，女兒是嫁給別家的人。不像城市工人有退休工資，農村老人沒有人養你，必須養子防老。從生產角度來看，農村的體力勞動繁重，基本上靠男性。

　　中國的農村大多是宗族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個家族，斗爭很厲害，如果家里沒有男人，發生矛盾的時候往往會被人欺負。一個家族男人多，有這個作后盾，才有可能當上大隊書記、村委主任。如果沒有家族做后盾，根本不行。所以計劃生育的實施實際觸犯到農村這些傳統習俗，在農村推行就特別困難。

　　《新民周刊》:姑姑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中遭受了冷遇，她內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莫言:計劃生育剛開始能夠在農村落實下來，離不開人民公社這個計劃經濟體制，另外是靠《蛙》小說里描寫的“姑姑”這樣一批鐵桿的計劃生育的貫徹者，她們真的是不折不扣地執行國家政策，如果沒有她們，根本落實不下去。姑姑實際上也非常委屈，本來她接生過這么多孩子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歡迎，因為角色變了，后來誰見了她都罵，夜里不敢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后用磚頭砸她。

　　基層最難干的就是計劃生育工作，誰要是干你就等著倒霉吧，門窗的玻璃就等著換吧，你家的玉米等著人用鐮刀砍掉吧。姑姑給那么多婦女做引產流產手術，她內心深處到底怎么想？我沒有跟她直接交流過這個問題，不愿意觸動她內心深處的痛楚，但是設身處地地想:如果是我，到了晚年，夜里睡不著覺的時候就會反復考慮這個問題，看到那些嬰兒一代代地長大是什么感覺，又想到許多的胎兒被打掉，還有死在手術床上的那些孕婦，心里肯定是非常地痛，我怎么樣安慰自己，用什么理由解脫自己，等等，我猜想這些應該都是她反復考慮的問題，我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來寫這個小說。

　　《新民周刊》:小說里姑姑千方百計去追捕、圍堵那些超生戶的章節，特別是“挖地道”、“潛水逃亡”的場面，令人印象深刻。

　　莫言:這不完全是編造的。為了躲避計生工作人員的“圍堵”，農村確實有孕婦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儲存白菜、地瓜的地窖里。但像小說里描寫的，挖了條漫長地道通到河里去，這是夸張了些。

　　為了實現生育控制，農村基層的工作人員使用了很多手段。通常是罰款，如果超生戶家里沒有錢，有時搬走家里的家具物品，甚至用拖拉機拉著鋼絲繩拉倒房子。這些都是發生過的事實，不是我虛構的。

　　我姑姑告訴我，有一段時間計生工作“嚴”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找借口說生的嬰兒死了，那必須把死的孩子尸體拿到計生委給計生干部看，照相以立此存證，證明確實死了。這樣才能給你再生一胎的指標。甚至，還有“喝藥不奪瓶，上吊給你繩，寧可多一墳，不可多一人”這樣的標語出現在某些地方的街巷的墻壁上。

　　農村的計劃生育出現轉折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土地包產到戶，人民公社解體。2006年的時候，我在云南碰到一個四川籍的賣茶的小姑娘，她外號叫“三千八”，當時她媽懷了孕躲到一個叫鴛鴦橋的地方，當地鄉政府把她爺爺奶奶她爹全抓到鄉里關著，因為算命先生告訴她爹是個男胎，結果生出來是個女兒，她爹很失望，交了3800元罰款，從此叫她“三千八”。

　　我小說中那個陳眉的原型就是這個小姑娘。

　　上世紀90年代，國家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我二哥參加過這項工作，我聽他說，當地許多村莊都有許多家根本找不到人，門上一把鎖，有的人家十幾年沒回村子了。即使是這樣，也查出來一批沒有報戶口的孩子，他們都是家里繳不起計劃生育超生罰款，戶口一直沒有落下來，全部是“黑人”。考慮到他們的未來，后來當地政府集中給他們解決了戶口，“黑孩子”們才能夠上學。

　　小說觸及靈魂深處

　　《新民周刊》:這本小說也是對你自己情感的一個交代？

　　莫言:這本小說確實是觸及到了我靈魂深處很痛的地方。80年代的時候我是軍隊的一名軍官，當年在計劃生育問題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里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碼應該有個兒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說里所描寫的，那我很可能要被“處理”，我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剝奪，最后趕回老家繼續做農民。當時我們部隊的不少戰友，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只生一個孩子。

　　到了老年我們可能會想，當初為什么要那么“聽話”呢，我不要那個公職又能怎么樣呢？這肯定是觸及到了人內心深處的很多東西。我們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非常懦弱，像小說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懷孕懷到了六個月，這時候嚴格地說是不能再做引產，再過幾個月，孩子就要生出來了。蝌蚪這個人物為了個人的所謂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術床。結果讓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兒一起死掉了。他這樣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為了國家、為了集體的榮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內心深處的私欲，這其實不僅僅是觸及了我一個人的內心的痛苦，也觸及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許許多多人的內心深處的痛苦。

　　我希望讀者看了《蛙》這部小說后，認識到生命的可貴。為什么某些地方只有用粗暴的手段才能把政策推行下去？這里面可供追問、可供思索的東西非常多。我僅僅給讀者提供了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個讀者都應該沿著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關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關于這個世界的一些本質性的問題。

　　《新民周刊》:為什么會采用書信體的結構和自述體的敘述？

　　莫言:如果我用編年史的方式把一個婦科醫生50年的生活全寫出來，那小說篇幅會很長很長，而且事無巨細都不能漏掉，否則不完整。2002年春天寫過一個15萬字的初稿，后來放棄了，就是因為結構問題沒有解決，越寫越亂。一直到2007年才開始重新撿起來寫。用書信體，這是一種古老的方法，它的好處是非常自由，可以從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從醫生涯中最具表現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給提煉出來。

　　《新民周刊》:《蛙》前面四章主人公蝌蚪致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4封信，讓人想起你和大江健三郎。

　　莫言:大江先生2002年春節期間到過我們老家，他問我下一步大概會寫什么，我說也許會以我姑姑作為原型寫一部跟生育有關的小說，他很感興趣，后來我帶他去姑姑家聊天，姑姑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來幾次演講時也講到“莫言的姨媽(他搞不清中國人的親屬關系)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鄉村婦科醫生，經常深更半夜騎著自行車越過冰封的大河去給別人接生”。

　　我寫這個小說的時候自然想到這件事情，后來想到給一個日本作家通信的方式作為結構的一部分。小說里的那個杉谷義人是日軍司令的后代，完全虛構的一個人物，跟大江不是一回事。我也從來沒有跟大江通過信，更別說通信討論小說的問題。

　　《新民周刊》:你在創作上不想重復自己，希望有新的突破？

　　莫言:重復自己肯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再偉大的天才都有限度，何況我這種普通的作家，如果沒有自我提醒的話，很容易寫得越多，自我重復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個是故事可能重復，一個是語言重復，還有一個是結構重復，最可怕的是思想重復。

　　一個人剛開始寫作時可以用別人做假想敵，我一定要寫得跟誰不一樣，越到后面就要把自己當成假想敵，能夠寫出跟自己以前的小說不一樣的小說肯定是很好的東西，即便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也是有價值的。這就是我反復提醒自己要力避重復。我不敢說《蛙》這部小說完全沒有重復，我不敢說這樣的狂話，但只要語言上有新的追求，結構上有新的花樣，思想上有新的東西那就可以發表出版了。

　　《新民周刊》:這本書最讓人注目的是它以文學形式加入了對計劃生育的討論，你對計劃生育這個政策究竟怎么看？

　　莫言:我希望讀者還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姑姑”這個藝術形象和小說的藝術性上頭來。當然，我們不可避免地會談到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全球那么多國家，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我想，這是中國獨特的國情決定的。

　　但是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30多年計劃生育，估計中國現在至少多生3億人。現在一些學者專家也開始討論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恢復兩胎制。其實他們對農村不了解，即使在最嚴格的時候，農村也不曾“一刀切”，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兒，還可以再生一個孩子。而城市只允許生一個孩子。

　　歐洲許多國家不是怕人多，反而鼓勵生育，因為它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到了北歐許多國家，有的中國人去了找不到工作就生孩子，只要生兩個三個，就可以獲得很好的社會福利。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那些關于計劃生育的討論？

　　莫言:我覺得關鍵是在恢復生育問題上的公正，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在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的管轄范圍之內，每個人都應該遵守這一國策。但現在，這政策只變成了對一部分人的一個政策，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有錢人可以買生育指標，我記得報紙上曾經登載過，說某地一個富人生了第三胎，罰款80萬，頭一天給他發了罰款通知，第二天他就扛著一麻袋錢去，數了100萬，說多給20萬，你們也辛苦。上海有富人還生了第四胎。窮人可以流蕩到他鄉生育，生一堆孩子也沒人管他們�！按笸蟆眰兛梢阅昧送鈬�綠卡回中國生孩子，想生幾個生幾個，只有那些在城市里循規蹈矩、老老實實的工人、教師、公務員不敢生、不能生。所以我覺得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計劃生育領域的不公正，這才應該是學者們討論和關注的重點。

　　特約記者/烏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