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好歌，歌詞的感染力舉足輕重。再好的歌曲，離了歌詞，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最喜歡的一句歌詞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我15至20歲時在空軍殲擊機部隊服兵役，具體工作是維修殲—6飛機上的機關炮火箭彈等武器裝備。我不知道國外的軍人愛不愛唱歌，反正我服兵役的年代中國軍人特愛唱歌，唱的當然都是趾高氣揚蕩氣回腸的歌曲。每逢開大會前，單位之間都會有此起彼伏的拉歌，相信經過那個年代的人對于諸如“好不好？妙不妙？再來一個要不要？”等等叫板過招兒專用術語都耳熟能詳。當時甚至連西皮流水的京劇(樣板戲)都能作為歌曲供數百人在一人用手打拍子指揮下齊唱。大凡遇到這樣的場合，飛行員就會唱《我愛祖國的藍天》的飛行員之歌，而我們地勤則比較尷尬，我們沒有自己的歌。

　　1976年我結束服兵役回到北京。1977年，初學寫作的我想在文學體裁的各個領域輪番嘗試一下自己的才能，以確定自己這輩子靠寫什么吃飯。輪到試歌詞時，我猛然想起地勤沒歌，于是在1977年7月24日寫了一首名為《地勤戰士之歌》的歌詞。我有一個寫歌詞的朋友在總政軍樂團當創作員，叫王曉嶺，當時他創作的《三唱周總理》捧紅了歌手韓芝萍且唱遍大街小巷，特火。我拿著寫好的歌詞騎自行車從學院路到車道溝的軍樂團駐地找王曉嶺，請他據此判斷我能否靠寫歌詞豐衣足食地安度余生。騎到首都體育館十字路口時，碰巧看見從軍樂團騎自行車出去辦事的王曉嶺。王曉嶺蹲在路邊看完我的處女歌詞后，很是鼓勵了我一番，說歌詞先放在他那兒。

　　1977年11月7日，我意外收到了《解放軍歌曲》編輯部寄給我的一本名為《歌詞》(第8集)的內部刊物，《地勤戰士之歌》赫然刊登在上邊。原來，拿到我的歌詞的次日，王曉嶺就將它推薦給了《解放軍歌曲》編輯部。后來，在山西省軍區服兵役的我父親將兒子的歌詞拿給當時在省軍區宣傳隊任手風琴演奏員的臧云飛，請他譜曲。當時尚未在作曲界出道的臧云飛為《地勤戰士之歌》譜曲后，他左看右看不滿意，自己給槍斃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的那首歌詞水準實在不高，使臧云飛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不他今天怎么能譜出膾炙人口的《一二三四歌》和《當兵的人》？再后來，我不認識的一位據說是沈陽軍區的作曲家吉時哲為《地勤戰士之歌》譜了曲，刊登在1978年第8期《解放軍歌曲》上。據我的仍在服兵役的戰友來信說，他們很是滿懷豪情地唱了一陣子《地勤戰士之歌》。

　　《地勤戰士之歌》在《解放軍歌曲》編輯部編纂的內部刊物《歌詞》上發表后，1977年12月13日中午，王曉嶺在北京莫斯科餐廳宴請我以示祝賀。但打那以后，我沒有再寫歌詞，只好去寫童話了。篤信毛主席“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箴言的我在歌詞領域自嘆競爭不過王曉嶺，無論作品還是人品。

　　王曉嶺后來出任解放軍戰友歌舞團團長，臧云飛、于文華、劉斌等大腕兒都曾是他手下的兵。我揣測，在王曉嶺手下當兵不會度日如年。王曉嶺作詞的歌曲《當兵的人》即使在沒當兵的人中也屬如雷貫耳檔次。

　　歌曲是集體勞作的成果，歌詞、譜曲和演唱三個環節缺一不可。但當一首好歌獲得成功后，收益的分配卻向歌唱家和作曲家大幅度傾斜，以至于詞作家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因囊中羞澀鮮有能出版像樣的歌詞選集的。萬事要究其源，再好的歌曲，離了歌詞，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中國有一句老話：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在1977年王曉嶺推薦我寫的歌詞《地勤戰士之歌》發表21年后的1999年1月，我依靠寫作獲得的實力獨家資助出版了《王曉嶺歌詞選集》。1999年2月6日中午，我將散發油墨芳香印刷精美的《王曉嶺歌詞選集》送給王曉嶺，并在北京莫斯科餐廳設宴向他表示祝賀。二十多年光陰似箭，我們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現在的年輕人大都喜歡歌曲，有的還加入追星族，這是我們的生活日漸豐富多彩的表現。近年高考或高校自主招生考試作文題也有和流行歌曲掛鉤的趨勢。一首好歌，歌詞的感染力舉足輕重。我至今還喜歡看歌詞，每當我得到一盤新的CD時，我都會先看套封上微雕般的歌詞。我最喜歡的一句歌詞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我覺得這是自有人類文化以來最偉大的一句歌詞。

　　學生不是老師的奴隸不是分數的奴隸；孩子不是家長的奴隸；家長也不是孩子的奴隸；員工不是老板的奴隸；百姓不是貪官的奴隸；人肺不是汽車尾氣的奴隸；消費者不是奸商的奴隸；企業不是政府管理機構的奴隸；人不是金錢的奴隸不是文憑的奴隸不是名牌的奴隸不是私人轎車的奴隸不是住宅的奴隸不是配偶的奴隸……

　　還有一段我特別喜歡的歌詞：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從這個角度說，歌詞的震撼力及其威力不亞于原子彈。但這種原子彈不是物理學家制造的，而是歌詞作家制造的。這就是歌詞的魅力。  

    鄭淵潔